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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新周刊: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谁是既得利益者?有人说是高官及其家庭,有人说是跟权势有关的利益单元,有人说是权贵和富人。但泛而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算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既得利益者也有“相对剥夺感”。而“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慈善家在思考,热心公益者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社会规范和解,终究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文/山鸡哥

  最好的社会是,人人都是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利益不均,但法律有效,凡事公正,政府有公信,社会无怨言,富者有反哺,贫者亦安居。

  在此之前,社会要忍受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阵痛。既得利益者难免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标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既取决于包括体制在内的各种社会运作机制,也取决于既得利益者的选择。

  谁是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有人自认“小资”、“白领”、“知识分子”、“公务员”、“创业家”、“打工仔”、“美女作家”、“富二代”、“作女”,甚至有人自认“黑社会”,但极少人自认是“既得利益者”。

  被混得不如自己的人赞美时,总有人故作轻描淡写地说:“这算什么,还有更什么什么的呢(更强的、更有钱的、更有权的、更成功的、更有办法的、更八面玲珑的、混得更好的、下手更狠的、得到利益更多的)……”这话有两层意思:我还不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不拒绝得到更多利益。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纵轴来看,在过去30多年里,但凡抓住了个体经济、乡镇企业、股票认购证、价格双轨制、期货、国有资本变卖、股票、网络投资、楼市上涨、外贸出口加工、投资非流通股、开矿、2007股票大牛市等13次致富机遇之一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从横向的利益诉求来看,机会、职位、荣誉、权力、权利、金钱、物质、福利等方面,法律、政策、国家规划、区域规划、行业地位认定、企业制度、分配方案之中,都有利益诉求点,每人所得绝不均等,“既得利益者”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人群之中。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的内心面貌

  既得利益者绝不能简单以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他们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得到了个人好处的人。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关注着一己的命运和社会利益的流向,想把心情变好,日子过好,前途走好。“别人比我得到多还是少”比“我得了多少”重要,因这是个人幸福感无法忽视的命题;“别人是否应该得那么多”比“别人得了多少”更重要,因这涉及公平公正原则。

  但丁的《神曲》有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重世界。现实中人多是互相错看的:你见人有权有钱生活悠闲,其实他内心焦灼身处炼狱;你见人艰难困苦人在囧途,其实他满怀希望内心光亮;你见衣着简朴言行端正,其实他多行不义惶惶不安。

  既得利益者亦有无力感。既有随波逐流的无力,亦有不知如何反馈社会的无力,更有不进则退、欲罢不能的无力。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患得患失,物质丰盛但不一定买得到平安,内心世界既缺乏关注也缺乏得力援手。社会越动荡(物价持续上涨、食品不安全、道德观多元、外遇和离婚率高企、“某某门”事件频出、天灾意外多发、贪腐事件多、城市拥堵、河流污染),他们的情绪越内敛。

  在某种程度上,既得利益者和弱势者一样不安且孤独。

  既得利益者与公众

  我们往往区分不出既得利益者与公众。指责利益集团的人群中,包括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指责的是另一些既得利益者。因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无人承认自己从属于利益集团的一类或一部分。摊贩认为城管是既得利益者,城管认为当官的才是。科长觉得处长才是既得利益者,处长觉得局长才是。农民工觉得市民是既得利益者,市民觉得有钱人才是。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在政府层面,正极力讲和谐,提出扶贫减困、共享改革成果和“包容性增长”。在民间语境里,既得利益者当如何自处,如何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内心欲望和解,共同达成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利益的可持续分配?

  如何与公众和解:是提供机会,还是保持礼貌?是共同发展,还是做慈善?是按法律行事,还是加以道德热心肠?是联谊,还是贫富不分区混住?是通婚通爱,还是门当户对?是与公众同甘共苦共命运,还是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去?是以高等华人姿态活在中国一二线城市,还是以公民姿态活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是除了利益之外只保留民族主义的外壳,还是以不做假账不卖假货不徇私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是开豪车带着傲慢与偏见,还是守规矩礼让与忍耐?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一些腐败官员,在市场经济中暴富的有钱人,这两类人是最被非议的既得利益者。鄙官、仇富的公众情绪是有因的,以下十大不端行为激化了矛盾:

  一、寻租。政府的公权力在市场上换取到不应得的“租金”,甚至主动“设租”令市场经营者为其上贡。国家审计署对国企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每年的审查结果都反映了寻租的普遍性,而上海官员群体优惠购置商品房、每人优惠50万—100万元不等结果居然既往不咎,对政府公信力无疑又是一次大损伤。

  二、三公。国家发工资给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是应该的,但超过9000亿元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则让政府在教育和扶贫上的投入显得轻如鸿毛。公仆滥花公帑过着皇帝的生活,身上不用带一毛钱,到处有免费接待和买单签单权,办公楼和宾馆住宿极尽奢华。就这样还老干出渎职、贪腐的事儿,公众岂能不愤!

  三、裸官。政府和国企官员中,有政绩斐然的清官,也有“全裸者“(配偶子女都定居国外)和“半裸者”(有配偶或子女定居国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当官,轻装上阵,把配偶子女定置在与中国还没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和其他好地方(法国南部、美国、澳洲等),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没贪,也是对中国强烈地没信心。你们倒有退路,普通公众的退路何在?

  四、乱性。英俊无事业的男青年,在与同龄女孩的婚恋上,经常输给多金有事业的中老年现货。另一现象是,二奶、小三、情人几乎变成有钱人和有权者的“婚外特供”。郑州市纪委书记王璋把贪官情人分成七种类型(包养型、情感型、俘虏型、相互利用型、第四者型、欢乐型、复合型),并断言“95%的贪官都有情人”。由此,贪腐更严重了,社会风气更乱了。

  五、炫富。有钱不是错,炫富算是过。当富豪举办游轮征婚派对、富二代窜进大学招亲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当不断有人发网帖晒名牌包包、名牌化妆品、晒物质品位、扮上流社会,公众的反应不是流口水,而是压迫感和情绪反弹。

  六、争穷。与穷人争利,是既得利益者悖离社会伦理的行为。如多个城市出现过“开豪车申购经济适用房”的事。

  七、买名。买身份——有的企业家做慈善,甚至给公安局捐款,换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马甲,作为行恶牟利的保护伞,实为黑社会;买奖——有的企业买行业奖,混入名牌之列;假捐——有的企业家热衷上电视和出席慈善活动,大手笔举牌开支票献爱心,实际捐款大打折扣或干脆不到账。

  八、欺民。仗势欺负老百姓的,有“70码”飙车撞人的富二代,有扬言“我爸是李刚”的官员之子,也有借城市改造和美化之名、行赚土地财政之实、强行拆迁民居的地方政府部门。

  九、造假。高管学历造假,企业宣传造假,产品材质造假,股市交易造假,财务报表造假……诸多假象,构成“马太效应”的真相。

  十、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行为,可能发生在任何阶层中间。一般人或基于抚养压力和处罚而选择不超生,但几万、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对有财力的部分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私营企业家、企业高管、党政官员并不起威慑作用。现实就演变成了:钱越多,生育选择权越大。

  和解的可能

  在冲突的社会,无论利益所得多少,所有人都朝不保夕。“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

 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

  什么是和解?字面之意是和平解决,佛教之意是放下,法律概念是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执。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与公众和解之意包括: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钱让人感觉良好,有权让人惦记,但今天的社会不应是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不应是既得利益者的社会,而是所有人的社会。否则,受益者最终会变成受害者。

  社会群体的意念,貌似一种无人能控的巨大的集体无意识;其实,一个人、一件事都可能成为扭转环境的正面能量因子。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新闻评论人白岩松在思考,向工人道歉和加工资的富士康在思考,把公益作为休闲的人在思考,公益律师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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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或文明输入?——回望圆明园颐和园焚毁

【博主按语】教科书告诉我们,圆明园和颐和园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焚毁。时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种被洗脑造成的错觉,一直保留到很久之后。至今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冯婉贞》:咸丰庚,英法联军自海入侵,京洛骚然,距圆明园十里有村曰庄,环村居者皆猎户,中有鲁人冯三保者,女婉贞,年十九……”



1989年和1991年,我先后两次去过这两处园林。当时站在圆明园大小水法的废墟上,我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愤慨外敌侵略,攻城掠地,荼毒百姓;大冬天跟几个朋友在颐和园昆明湖溜冰,爬万寿山还收费10元,这湖不就是个大水塘,这山不就是个人造小山包么;也曾留足广东虎门炮台、三元里抗英现场和保留完整的广州沙面租界。说实在的,我叹服于遗留下来的精美建筑,就像我站在上海外滩感叹一样。同样是在敦煌,解说员滔滔不绝讲述洋人掠夺壁画,但她从不提起当地官员和老百姓对壁画和经卷的偷盗、破坏,民国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有详细记载。


我想说的是,在自己无力保护或者说不能认清这些园林和壁画的价值时,而被有眼光的发现者搜罗并在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这是否是一种罪恶?爱国是有前提的,当国家不属于老百姓时,还不如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对于中国人而言,被强制要求爱谁谁,其实就是一种愚蠢的自我作孽。


我向来讨厌北京。这在人文建筑、民风社情,以及它气候上沙尘暴都流露出来,当然还跟街头的血迹有关。自大、虚弱、自负、虚饰、骄横,夸夸其谈,没来由的霸道。明明非常虚弱,不堪一击,却表现出无知的霸道。除非非去不可,我不会轻易踏足这座城市。


还是应用前述博客的一段文字,极能说明我对北京的总体观感:北京奥运前夕,一客居北京朋友,连丢两辆自行车,打110报警,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辖区派出所登门调查取证。几天后警方通知车子找到了,朋友跑去派出所,警察指着院子里一大堆无主自行车说,你随便挑一辆,愿意的话挑两辆。警察提出附加条件:110回访办案情形,你就说我们破案了,两辆自行车都找到了。朋友答应下来,屁颠屁颠推着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回家了。几天后,110电话回访,朋友按警察交代的答复。放大了看,这就是北京的官民生存生态,当然全中国都如此。作假,关联体皆大欢喜,包括小偷。如同圆明园和颐和园被毁,这其实应证着一个王朝衰败的细节。我要说的是,从社会进步来看,这并不见得全是坏事。坏到极处,被外力强劲推动进步,对一个民族国家利大于弊,港澳、台湾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恐怕没人认为清帝国的覆亡是坏事,但西方“侵略”加速其灭亡却是无疑的。有人会驳斥:刘水,你这是歪理。我只想提示:正常的外交礼仪和开关贸易,用这些文明的方式不能打开这个庞大的帝国,除了枪炮还有其它办法么?没有。其次,中国的每次社会进步都是靠死亡来推动的,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照样焚毁城池、屠戮无辜,我们的教科书上还在赞美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能够容忍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杀戮,却不能见容于洋人的杀戮,何况后者遗留下今天可见的文明遗产。我并非歌颂任何暴力和杀戮。再次,中国的衰败是自己折腾的,并非外人武力干涉侵略的结果。这个判断建基于这个事实之上:中国大陆人均GDP世界排名100多位,远远赶不上曾经的殖民地香港台湾,甚至不及非洲一些国家;万人高等教育人口,不及世界平均水准;房价按人均收入全球最高;医疗福利没有保障;生小孩要政府允许;严厉的户籍制度……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空白。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来看,中国都是一个落后国家。从这个角度理解,崛起与和谐,只是自说自话,还在延续百年前的衰败期。


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100年殖民史(现在看用“文明输入”更恰当),就不会有繁荣开放、自由法治的香港;没有香港就不会有1950——1980年代的大规模“逃港潮”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没有“逃港潮”就不会有五个经济特区提供路径、经验和自信。没有殖民地香港作为示范,中国大陆近30年的历史,绝对不是今天的模样。


灵感总是被不经意发现的文字刺激。转载这篇文章,要说谴责洋人侵略,我感觉非常无力无言,也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看历史》杂志这篇文章好在披露大量老百姓欢迎洋人进入,欢欣鼓舞,颠覆了我们被蒙蔽的历史观。最近网络流行一幅八国联军从护城河进入北京,老百姓夹道欢迎的图片,也可作为旁征。前段时间,美军航母开进黄海,有大陆网民欢呼:我愿意给美军带路。


历史是由细节言说并构成的,改变的是大王旗子,不变的是自由人性。



“夷祸”与“匪乱


本刊记者┃何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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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都拼命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事实上,在那场著名的大火之后,对圆明园的劫掠还持续了更久。





劫掠者



在清政府的眼中,1860年不仅是一个“夷祸”的年头,还是“匪乱”的一年。



18601013日,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一周后,恭亲王向仓皇“北狩”的咸丰皇帝发去了一封奏折。他说,他已经派兵一千名“屯扎圆明园剿办土匪,以安人心。”清军在八里桥溃败于英法联军之后,北京城内“九门戒严”,清廷官员和将领只敢在城墙上观望,而不敢出城迎敌。英法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圆明园,只有几名守园的太监和少数兵丁做了无力的抵抗。于是包括圆明园在内,北京城外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地带”。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和胜保来不及从溃败中休整过来,就又要“剿匪”了。



1015日,胜保奏称:“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著即调集各旗,即巡捕营官兵,饬令将各处土匪,严行捕,立即正法。”



1021日,僧格林沁奏称:“附京一带,虽有土匪,乘机抢掠,经各处拿获者,随时正法。并经出示,晓谕居民,格杀勿论。近日稍行敛迹。”



这些盗匪中,有为英法联军担任后勤的广东劳工,有北京本地四处涌现的“盗匪”,还有从天津尾随英法联军而来的庞大的抢劫队伍。中国的“盗匪”队伍,从英法联军登陆天津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壮大。



在总计两万多人的英法联军中,有一支雇佣来的后勤部队,为数约2500名,他们全都是英法联军从广东征召来的“苦力”,任务是为联军运输物资,一些广东劳工甚至还加入了英法联军的作战队列。在攻打大沽炮台时,部分广东劳工也参加了攻坚战,虽然按照雇佣合同,他们是不必这么干的,然而他们“出奇的勇敢”,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英军司令格兰特特别向他们致谢,并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1860:圆明园大劫难》)。



不仅仅是参与作战,一些广东劳工也参与了其后的抢劫。186081日,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北塘登陆。在登陆后的第三天,广东劳工和英军征召来的印度锡克族士兵就被怀疑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抢劫事件。



法军翻译官埃里松在他的战地手记中说,当他们进入北塘的一户官员人员时,发现那个官员和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年轻女人,四个人的脖子都被割开,鲜血一串串地掉到地上。这个官员还能以微弱的声音说话,在嘶哑地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剧后就死去了。原来是有广东劳工和锡克士兵两次闯入这名官员的家中,到处打砸一空,这一家人在恐慌之下,吞了大量鸦片,然后用剃刀自杀。



还有更多北塘居民在战争的恐怖之下选择了自杀。令“他们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夷人”,还有他们从未谋面的“广东佬”。联军把小小的北塘城洗劫一空,法国兵和广东劳工被认为是“抢劫冠军”。鈥溡幕鲡澯脞湻寺意



一些法国人开始厌恶跟随他们的中国“盗匪”队伍。埃里松写到,从天津开始,法军行军队伍后边就跟了一批“强盗”,快到北京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法军使用武力都无法把他们驱散。埃里松说他们是“尾随部队的寄生团伙,他们像一群群乌鸦、野狗、豺狼,那些食客从北塘开始,我们走到那儿他们就跟到那儿,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



在八里桥战役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因为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和广东劳工就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英军借此也枪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英法统帅制止不了自己的部队,就拿这些广东“苦力”出气。还有三个运气不佳的广东劳工被愤怒的乡民抓住后,当场打死。《看历史》201010月刊鈥溡幕鲡澯脞湻寺意





罪恶的联欢



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的骑兵后,英法联军逼近了圆明园,这本来是一处戒备森严的禁地,但现在已经几乎无人防守。在过去的日子里,只有蒙受皇帝召见的官员,才能有机会踏进这里,普通百姓若要想进园的话,无疑是异想天开。



1860921日晚上,得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的消息,咸丰皇帝决定远遁热河。皇帝离开了,皇帝的官员和军队躲在北京城紧闭的城门后面,孤独的管园大臣文丰在绝望中投湖自杀。偌大的圆明园,还有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以及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等“三山五园”虽然说起来仍是尊贵的皇家禁地,但是正在开放给任何一个想自由出入它们的人。



106日,法军首先进入圆明园,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英法联军组织起来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在忙着清点一大堆的战利品,数不清的宝贝刺激了周围的人拥有它们的欲望。埃里松写道,这个时候园子里却起火了,原来是附近的海淀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梯子从墙头上爬进圆明园,开始了自顾自的抢劫,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慌张了,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了去,“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



埃里松觉得,圆明园里正在上演一幕“人种大杂烩”。英军的一个随军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抢劫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鈥溡幕鲡澯脞湻寺意



几天后,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接到内务府大臣宝对西郊皇家园林被毁情况的报告,“夷人两百多名,并土匪不计其数,闯入清漪园(颐和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去,并本处印信,一并丢失……夷匪多人,又复窜至园(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内,将各处焚烧。”



在官方报告之外,一些私人的日记和诗文也写到了中国“匪徒”和英法联军的这场“联合”抢劫。寓居北京的绍兴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写道:106日,“夷人至海淀,即召集畿辅亡赖,纵至大掠。”经学大师王运在其《圆明园词》中甚至以为,是中国“匪徒”首先开始的抢劫和放火,“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鈥溡幕鲡澯脞湻寺意



109日至16日期间,英法联军暂时退出圆明园,但抢劫并没有停止。恭亲王奕说在1013日上奏说“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齿痛恨!”李慈铭在其日记里也写道:1011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全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1018日,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咸丰皇帝在热河接到了新的报告,附近的强盗和小偷纷纷潜入园内,把大火之后剩下的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1017日回复恭亲王的信中也说:“如果圆明园接着被劫掠和焚毁,那是由到处存在的中国匪徒所干的。”



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把宝撤职,也革去了僧格林沁的爵职。他命令僧格林沁要一边防备“夷人”,一边清除“匪乱”。“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



僧王和他的溃兵败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一些地方团练因此组建了起来,但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却观察到,这些武装团练其实并无能力抗击太平军,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地方上的匪徒不敢出来出来趁乱抢劫。《看历史》201010月刊





“抢劫清朝”



是什么原因让平静的京畿乡村在1860年的秋天,伴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掀起了一场“匪乱”?那些沉默的中国“盗匪”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想法。不过,当王运在《圆明园词》中写到那一场焚掠时,他想到了项羽带领的楚兵楚将在秦王朝的阿房宫放的那一场大火。



到了清朝后期,在圆明园的辉煌下是掩饰不住的社会残破的现实图景。在《圆明园词》中,王运描写完了圆明园的壮丽景象后,转笔写到清朝嘉庆以后的“吏治凌迟民困痛”。王运叹息说,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上下俱困,盗贼起矣”。



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的一书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现象:一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认为是清王朝的没落。相反的是,很多人都急于趁着乱局来“抢劫清朝”。鈥溡幕鲡澯脞湻寺意



英法联军退走之后,“盗贼”在圆明园仍然没有消失。李慈铭在日记里写到,“夷人”退兵后,清兵开始缉拿抢劫圆明园的“盗匪”。



步军统领文祥一边带兵四处查拿“匪徒”,一边出示晓谕,让“拾取”和“误卖”圆明园物件的人在一个月自动把宝贝交送到衙门,不然的话,一旦被发现将从严治罪。而胜保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先后六次共搜获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品一千三百九十多件,其中有兵丁和百姓在圆明园附近营房或道途捡获呈交的,也有从“土匪”家里查获的。



然而,这些收缴的一千多件陈设品仅仅是圆明园和三山珍宝的极少数,大多数的物件在被劫掠后不知所踪。



火焚之后,越来越虚弱的清廷曾经想过重建圆明园,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接下来,圆明园继续被“盗贼”一点点地搬空。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据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十三处建筑。但是,又经二十多年的“偷盗”和1900年无所不在的抢劫后,这些都不见了。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再一次进行抢掠的时候。“中国看客”们照样活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一个名叫王大点的北京五城公所的差役工作清闲,白天经常四处游荡,看了义和团杀教民的热闹,也见了端王带万字队抬枪攻打西什库教堂。他亲见洋人四处抢劫,“洋人数人一起,一大鞍车往南,砸瑞林祥应记的门。”王大点不甘落后,趁火打劫,抢得许多东西。而在每天日记里记下往家里搬了多少物件,则是王大点的一大乐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在王大点的笔下,从八国联军围城到占领北京,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完了美国兵把中国人犯的辫子拴起来押送后,他就到天桥闲坐、喝茶、听相声,接着“瞧过往之洋兵。”与40年前相比,在中国看客的眼中,除了洋人们面孔更多,语言更复杂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因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了圆明园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到了宣统年间,圆明园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1911年的初秋,当谭延来到圆明园中,看到的景象已经是“麦陇弥望,如行野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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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仇到国恨


(2010-10-27
11:00:09)







《看历史》文┃何书彬 王磊石




从家仇到国恨




昔日帝国的荣耀,沦为皇室的疮疤。而在随后百余年间,它唤醒了士大夫的家国之痛,革新人士的国家之耻,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没过多久,他就在热河行宫驾崩了,时年仅31岁。



如果说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皇帝的话,那么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烧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



感到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依照法国观察家伯纳·布立赛的话来讲“他们(英法联军)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看历史》201010月刊





皇帝的家仇



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将对那一幕终身不忘。



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上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这情景在英法联军的翻译官郇和的记录里得到印证:“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幕让郇和感到“暗暗的高兴”,因为此举有效地报复了皇帝,同时他也为“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终之时,对圆明园念念不忘的他亲自把同道堂印玺交给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丰皇帝在圆明园进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记了圆明园。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



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1117日,同治皇帝“亲政”才半年,就下达了修园上谕。他说,圆明园是他的“列祖列宗”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如今旧制不能恢复,两宫皇太后也不能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让他非常不安,希望全国上下的大小官员都来“量力捐修”。



187437日,圆明园修复工程开始了。但是此时显然并非一个好时机,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日本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新疆爆发了阿古柏叛乱。在奕、李鸿章等人反对下,修园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看历史》201010月刊





民众的国耻



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官方对圆明园弃而不顾,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做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
《看历史》201010月刊




从家仇到国恨



文化的苏醒



如果说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唤起了中国国民对圆明园的精神关切之情的话,那么以他的儿子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会,则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试图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记忆。



1931321日,北平中山公园内人头攒动。一次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活动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光,不少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家也纷纷到来。《大公报》等主流报章也在当日的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文化事件。“圆明园”、“遗物”一时间成为了这个春天北平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



早在这次展出前的几个月,主办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开始了艰苦的筹备工作。他们很清楚,这种规模的遗物展览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梁思成等人在讲述他们的展览旨趣时,再一次为圆明园的焚毁感到痛惜。“万园之园,毁于一朝,可胜慨哉!咸丰十年至今,倏忽七十有一年,圆明园遗迹之残毁,与日俱甚。光宣之际,尚可窥见梗概,鼎革以后,即此劫后残余,而亦荡为灰烬。”



他们认为,圆明园毁于西方野蛮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当永远铭记这一惨痛时刻。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开展后,当那些满怀新奇的游人们步入中山公园水榭时,彻底为眼前的展品所吸引了。作为普通百姓,他们从未想过有如此之多的残砖断瓦可以登堂入室进行展出,更没有注意过在金石字画之外,中华文明还有如此之多可以展示的闪光之处。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物件运到琉璃厂也许卖不出个好价钱,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已经使他们深深折服,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二百年前中国确实存在着如此之高的建筑工艺。



除了一般展品之外,此次展出特别张贴了历史学家向达先生的论文《圆明园蒙劫七十年述闻》,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文章言辞激昂而又不失沉稳。在阐述了兴建圆明园的全部经过,以及回顾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全过程后,不无愤慨地说,“1914年欧洲大战起,德军侵入比境,炮毁卢文大学图书馆,历世积藏之珍籍胥蒙浩劫,其后诸国对于德人此举,深致诘责,以为罪莫大焉,庸知七十年前,英法军攻我国都……圆明园付之一炬,既掠其珍宝,复焚其名园……公法如斯也!”观者无不低头哀叹。



仿佛是对民众记忆的一次唤醒。在圆明园被焚毁71年后,普通的中国民众意识到了圆明园作为建筑在文化上体现出来的“不可磨灭之价值”,也切身感受到了圆明园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看历史》201010月刊





唤醒的群体记忆



就在中山公园圆明园文物展过后的六个月,1931918日晚10时许,“九一八事变”发生。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影响不小的“国学研究热”。他们反复申论“学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的理念,将保存国学视为了爱国保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基业。一时间,“国家与民族至上”、“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思想成为了新的思想潮流。



中国营造学社在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通过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来架构出了圆明园,架构出了一门传统科学,架构出了历史记忆,更架构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觉醒与自信,并将之注入了民族的机体,唤醒了民族的群体记忆。



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激发国人民族意气的有效意象。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籍历史教授麻伦出版了一本关于圆明园和中国的书,书中记录了大量当时年轻人的声音:



“一个有教养的开明国家做出了只有野蛮人才干的勾当。”



“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的俘虏受到虐待而愤怒,但是他们的抢掠和破坏将激起未来无数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更大愤怒。”



“毁掉一个国家最精美的艺术收藏和建筑,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和未来的人民,最严厉的刑罚。”



1937年,当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和传单被印发给公众,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侵略。



1860年的痛苦记忆,至此已完全地从皇族的“家仇”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国恨”。“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如此”。法国作者伯纳·布立赛在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从家仇到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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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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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圆明园曾经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淡出了中国人的记忆。这段时期内,圆明园在遭遇财劫、火劫、木劫、石劫后,剩下的只有土地了,而土劫更是从蚕食开始,一步步让圆明园变得面目全非。





1920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一片开阔地上拉着石滚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对准着这个中国男子,将他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了那个人的中文名字的发音——“陆元淳”。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



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此外,还有前清太监和前清旗民。



圆明园自186010月遭遇了“火劫”、“财劫”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了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而今,圆明园中可以利用的只有土地了。陆元淳们的到来又开始让圆明园遭遇“土劫”——人们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荒种地,取土伐林。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日益面目全非。《看历史》201010月刊





面目全非鈥溡偶b潱诶返谋咴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



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19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还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中间石块砌成、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御道两边是流水和随风摇曳的荷花——文人称它们“丹棱”。19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村、挂甲屯、福缘门村里住满了在外地人。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养猪场、鸡场、鸭场。在王国安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后来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在文革期间来过圆明园,他发现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北大师生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王道成《圆明园重建大争辩》)



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看历史》2010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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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



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但是,从这里往西北部行进,从紫碧山房和鸿慈永祜交接处进入园中,乾隆在圆明园修的家庙,曾经供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影像的鸿慈永祜(安佑宫),已是臭气熏天的大粪场。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看历史》2010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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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而《北京日报》在报道圆明园时,除大标题以外,正文中全写成了“元明园”。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



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如果说隔海关注的汪荣祖是近亲,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魏开肇就是圆明园的近邻了。他在圆明园附园住了38年。



每次到圆明园散步,魏开肇都满怀愁绪:前湖和外朝区,本是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以及长春仙馆遗址。现在前湖南岸却是残破的煤厂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厂东边的正大光明殿则是一大片杂乱无章、专供外来人口居住的简易平房。煤厂西面是一堆生活废弃物。



“在安佑宫正殿基址北面是残存的一些曾经培植过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基址南面是一处地地道道的粪场,上面还晾着大片粪干,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猪圈,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工厂,松林中的人粪人尿、猪圈里的猪粪尿,粪场上的粪干,把整个安佑宫地段弄得粪迹遍地、臭气熏天。”(魏开肇《必须尽快修复圆明园》)



圆明园东北部从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戏的娱乐的场所“坐石临流”,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个建筑垃圾场,碎砖石和水泥渣层层堆放;皇家的“同乐园”成为“海淀区民兵干部教员培训中心”。



圆明园的破坏毕竟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几代人的坟头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三个景点的山巅,乾隆抒发“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情怀的胜境变成了乱坟岗。《看历史》201010月刊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脱离了体制的自由艺术家。那时,郭新平曾经穷得没了饭钱,就在写生时从南方带来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画,用瓢换大白菜。木瓢的结构就像他用来形容世界的构成的“一”和“零”,后来他改名“伊灵”。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5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画家村在媒体以及读者的眼里成为了文化标杆,“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包涵了文化复兴的宏愿”(杨卫:《历史的后花园》序)。圆明园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媒体上各种争论,逐渐成为一个热词,时不时地被热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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