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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日星期日

360成功上市:基于免费盈利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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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成功上市:基于免费盈利模式的探讨

2011-04-03 发表在 月光博客

  360,在美国时间3.30日成功登陆纽交所,发行价为14.5美元,开盘27美元,上涨86.2%.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IPO,而其创始人周鸿祎通过此次上市,以开盘价计,身价达到5.8亿美元。当然,为了能够上市,360不得不公开自己的财务数据,其上市也终于揭开了他如何盈利的一面。

  360在美国路演时,自称是中国版本的FACEBOOK.然而,FACEBOOK在美国的非上市公司交易市场sencondmarket交易价达到30美元以上,总市值高达750亿美元。

  FACEBOOK与360在经营模式上,也并没有一致性。人人网,开心网和腾讯朋友网这一类SNS网站,才是FACEBOOK的形式。这类用户与QQ的通讯一样,具有相当强的用户粘性。

  根据高盛的推算,FACEBOOK目前用户已经达到六亿,分布全球,其余,50%的美国人已经注册,有欧洲很多国家的注册数也都超过了总人口的50%.而高盛也披露,FACEBOOK在2010年前三个季度盈利已经超过3.5亿美元

  360声称有4亿用户,数量是FACEBOOK的6亿的三分之二,然而,其盈利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在2010的全年,360净利润为851万美元,而同期拥有庞大用户的其余互联网公司净利润为:5.341亿美元。腾讯为12.16亿美元。同样庞大的用户,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益。

  对于360来说,自他宣布免费的第一天起,已经断了其财路,而360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免费安全软件的竞争,360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用户粘性,如果有一天,用户不爽了,完全可以用免费的金山和瑞星替代,而对于某些网站,即使用户存在一定的不爽,也仍然离不开,比如说QQ和FACEBOOK。

  QQ和FACEBOOK的价值在于其能够提供一种关系网。你通过使用这个软件或网站的服务,能够享受到日益现实化的网络生活,并能够与现实中的朋友加进联系。因此,SNS是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延伸而且提供虚拟网络服务,而不仅仅是虚拟生活。

  因此,为了提高用户粘性,360想了不少办法,就是扩大桌面软件数量,抢占更多的用户。以360安全卫士为一个推广工具,360不断强化安全的概念,推出了360杀毒,360安全浏览器,360网购保镖,360保险箱。甚至连同新出的360压缩软件,也在说明中说道"360压缩内置云安全引擎,可以检测木马,更安全。"

  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化安全的概念,让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危机重重,并且他们分不清市场上哪种产品是安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为安全付费。于是,360从这部分人入手,抢占了市场,并不断将新的桌面软件提供给用户。

  当然360的周鸿祎从3721开始,就不是一个技术派,这是网易的丁磊和腾讯的马化腾是不同的。关于经营管理是周的长项。在3721时代,周开创了中国首个流氓软件,并且夺得了中国流氓软件之父的称号。如果说周之前是以病毒技术的手段,将3721软件强制推广到了每一个用户手中,那么现在的360,已经采用了宣传的手段迫使用户自己安装。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几句名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周曾经说过,用毛泽东思想做互联网,走群众路线。而如何宣传群众,周想必是参考了戈培尔的宣传手法。通过不断对初级网民强化安全的概念,简单的重复。比如我曾经使用过360安全卫士(不可否认这的确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但我每天都会收到"您要下载360安全浏览器吗……你要安装永久免费的360毒软件吗?"这些弹窗,并且在这些弹窗,基本意思都是说他们这款安全如何安全,而且更棒的是,还是免费使用。另外,不仅擅长于强制推广安全的概念,而且关于打口水仗,自360诞生起,就与金山,瑞星,卡巴斯基发生过多次互联网口水仗,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去年的360与腾讯大仗

  每一次,无论其余产商之场口水仗是输是赢,然而对于360来说,他永远都是站在胜利者的高度。拥有一大帮有时间与人进行口水仗的互联网免费杀毒支持网民,与每一次口水仗所引发的媒体效果,都让360节省了不少的宣传费用。而其余厂商的收费行为,更是让360用户痛骂。周在这点上,的确是采用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做互联网。面对需要对用户收费的杀毒厂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金山,瑞星已经宣布个人杀毒 软件免费使用。但360是先驱者身份不可磨灭。

  通过成功的安全卫士,360将其产品线不断扩展,将这些产品变为现金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开发产品,运营公司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免费的用户没有给你带来根本的利益……于是,通过360安全浏览器,并且锁定你的主页只能是360导航,其获得了大量的搜索广告费用以及其他网站支付的流量费用。通过类似的软件管理器,向一些需要推广的软件收费。

  可以想像得到,未来360的盈利模式仍然是不向网民收费,除非网民有特殊要求。其收费理念基于将免费的安全概念扩大化,并且通过庞大的流量,吸引一些企业付费。比如360游戏,通过其积累的客户,帮助一些游戏公司推广产品,获得收入。

  当然,360仅仅通过企业用户获得收入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他曾经所服务的很多企业,本身就很强大。比如百度,淘宝。曾经的合作者已经与360反目成仇。并且其仇家腾讯现在已经看到了360的软肋是其盈利过度依赖360浏览器,因此,现在当你访问腾讯首页,已经发现腾讯浏览器和搜狗浏览器竟然可以同时出现在腾讯首页的推荐浏览器中,而搜狐也是如此推广。两家竞争对手的产品已经握手言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标志一个信号,即互联网企业不愿意让360浏览器坐大,从而控制互联网入口,进而以类似保护费的方式收费流量费。因此,在360未长大之前,就掐死,是最好的选择。

  向企业收费,会导致企业自己加大独立发展;向用户收费,则违背了之前的免费承诺。360当然也不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近期推出游戏浏览器,通过代理的游戏,向用户收取费用,这不算违背免费的承诺吧。可以见得到的未来是,360仍然扩大桌面产品系列,并将用户流量导入到浏览器和游戏中。这才是360盈利的最根本目的。毕竟,你360上市之后,美国的投资者会为你中国式的FACEBOOK说法吸引,但最终,决定你们能否在资本市场存活,仍然是持续盈利的公司。更何况,FACEBOOK的盈利已经相当不错了。

  来源:读者投稿,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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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人绝交七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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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峰

    文人自古多性情,他们激情,执著,随性,善感。而最体现文人性情的,莫过于绝交的行为,在其中他们也创造了不少"最"。

    最普及。绝交最闻名的,当数管宁和华歆的割席断义了。二人在同一张席上读书,遇有达官贵人从门外经过,管宁依旧读书,不受影响,华歆却把书抛在一边,出去看热闹。管宁便把席子割为两半,跟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这个故事可谓老少皆知,常用来比喻朋友之间因志不同道不合而绝交。

    最动容。竹林七贤中嵇康淡泊名利,喜欢饮酒弹琴作诗,希望在乱世中寻得一方宁静。但山涛却出仕做了官,并向司马家族推荐嵇康也到朝中做官。嵇康很是生气,立马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虽然绝交了,但嵇康对山涛的信任还在,后来嵇康在临刑前对10岁的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来,山涛果然把嵇绍抚养成人,未负老友所托。

    最正式。范仲淹和梅尧臣本是一对要好的同事加文友,两人常一起出游一起作诗。但后来因政见不一,两人还是成了仇人。其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导致革新派垮台的"奏邸之狱"。范仲淹是革新派,告密者是梅尧臣的手下李定。于是范对梅大生反感。梅自感委屈之余,反认为范等人行为不检点,亦对范不满。于是两人各写一篇绝交文章公布于世,就像今天在报上刊登公告一样,公开决裂。

    最深情。与中国文人义正词严的绝交不同,外国人的绝交看起来比较幽默。这是小仲马写给情人阿尔丰西娜的一封绝交信:"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忘却一种我供不起的幸福。永别了,你那样多情,不会不理解我写这封信的动机;你是那样聪慧,不会不宽恕我……"如此绝交,真是含情脉脉。

    最激烈。左宗棠和曾国藩都是清朝中兴的名臣,二人都为湖南同乡,曾称兄道弟,军政上配合也相当默契,但到最后却绝了交。事情缘于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举火自焚。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伪幼主已逃至广德,被太平军余部迎入湖州府城,想重振军心。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至此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最严肃。在中国的现代史上,陈独秀与胡适是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安徽老乡,曾并肩创办《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但发展到最后,他们一个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尊崇自由主义,成了"中国自由主义之父"。1921年,因信仰不同,陈独秀写信给胡适断交,从此两人自走自路了。

    最"八卦"。鲁迅和周作人是亲兄弟,又都是文人,本应志同道合,但最后也走上了绝交。至于失和的原因,周氏兄弟对此都闭口不谈。于是这就给外界留下了许多猜测。有人说是二人因信念不同而分,也有人说二人因经济纠纷而分,更有人说什么鲁迅偷看了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洗澡,作人大怒,便写绝交信给鲁迅:"愿你安心,自重。"都是坊间流传的段子罢了,真是"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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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天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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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57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2. "她12岁被学校开除,17岁嫁给富二代裴明伦,两个月后离婚。18岁认识第二任丈夫俞启威(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父亲)。21岁闯荡电影圈,22岁与唐纳结婚。23岁独闯西安延安,从此走上不归路。她曾经也叛逆时尚青春。她叫李云鹤、也叫李进孩、后来是蓝萍,再后来叫江青。"—她曾说一定要找棵大树

     

    3.  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粮的可能性,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 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60多倍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和国内外影响是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毛泽东也表示中国人吃不了,可以请外国人来吃嘛 !

        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检讨说,他是上了钱学森的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粮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4.  秦国是第一个……国家。商鞅变法实行公有制改造,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不能自由迁徙。管制思想文化,批评朝廷者灭族。一切资源集中到中央,遏制私人经济。内需不振,通过修阿房宫和长城拉动GDP,很快实现翻几翻

     

    5.  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 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 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 ,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自1572 年"隆庆开关"到1644 年明朝灭亡,这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资本主义萌芽 ?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6.  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2年,东北三省已开辟空中航线1.5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全国的空中航线仅有1.14万公里。1943年,东北三省的公路总里程为6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全国的公路总里程是5.09万公里。1945年,东北三省拥有铁路15479公里,而中国全国在1949年拥有铁路才不过22000公里。是否有人记得,大连机车厂在1940年就制造出了运营时速达到130公里的SL-7客运列车,该车常年往返于大连和长春之间,其运营速度与今日奔驰在中国铁路线上的特快列车不相上下

         1927年,沈阳开通了直达欧洲和北美洲的通讯业务,当时,由北京和上海发出的国际电报都需要先抵达沈阳,再从沈阳发往欧美。1928年,哈尔滨就已经开始出售直接前往欧洲各国的火车票与飞机票,当年,哈尔滨已有外国商业机构1809家,巴黎、纽约均开设与哈尔滨的直接商业往来。1932 年,包括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巴莱克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在内的34家外国金融企业在东北三省设立分支机构。1938年,长春开始建设2条地铁线路、7条轻轨线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根据当年统计,即使在大规模征地用于城建的时期,长春人均占有绿地依然达到2272平方米,是华盛顿的2倍、东京的15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档案记载,1942年,东北三省城市化率达到23.8%,比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高4.84个百分点

         1931年,东北三省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9.3%,比2003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高1.8个百分点。根据满洲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至1943年秋季,东北三省依靠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 

     


    7. 三一八惨案中,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程德群等数十人中弹死亡。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作为一国总理,他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 起,向天下人谢罪。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在悼念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大辈子"不动摇",直到临终

     

    8. 袁世凯小站练兵,徐世昌帮写了《大帅练兵歌》,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曲。歌成,被两湖总督张之洞抄走,歌名不变。张作霖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也不改歌名抄 走。又被冯玉祥听到了,抄走,改名为《练兵歌》……现在我们还经常能听到这支曲子,只不过歌词改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9.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建国时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不复见于神州故国

     

    10. 梅思平,五四运动领头学生之一,火烧赵家楼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倭国侵华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并未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的爱国者梅思平摇身一变,成为汪精卫投敌的策划人,铁杆正牌汉奸。高喊爱国的人,往往最容易变成汉奸

      
    11. 王圆箓,世称王道士,一个被余秋雨在《道士塔》里丑化的伟人。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 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余国师,为何不向王道士谢罪?

     

    12.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列宁同志的名言

     

    13. 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引起了斯大林老乡们的不满,顿时吵闹起来。老乡们不理解是正常的,可是波兰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他竟然因为这件事活活气 死。波兰人愤怒了,公开闹事,迫得赫鲁晓夫派兵弹压。再后来,证实斯大林对波兰压根就没干过好事……为了暴君而拼命,这就是人类愚蠢的下限

     

    14.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戈尔巴乔夫

     

     

    15.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竟因此受阻

     

    16.  1984 年,美国男子约翰逊,当众焚烧美国国旗,却无法律可以追究。美国人怒,遂出台国旗保护法。不料法律出台之日,美国妇人埃里奇,悍然以身试法,烧掉国旗,于 是法庭判罪,埃里奇大闹,闹到最高法院。判曰:国旗保护法与自由宗旨相背,属于违宪,宣布无效,你们谁爱烧国旗快去烧,谁也管不着……

     

     

    17. 马英九:"我们邦交国只有23个,可是却有一百多个国家地区愿给免签证,它背后代表的是,这些国家对我国的形象、人民的素质投下信任票。"——这才是国家软实力,软实力不是靠开几个会放几个烟花就能搞出来的

     

    18. 在1939年的纳粹德国,有1/3的报纸还是私人拥有的,鉴于德国最大的伏斯日报于1934前被迫停刊,第二,三名的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股东被清洗,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他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比纳粹党人办的报纸还过之而无不及,媒体彻底成了权力的婢女——私有并不意味着自由

     

     

    19. 西南联大有两个孩子要去延安抗日,钱穆说去那里干嘛?你们好好上学得了。打仗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是后方啊 !

     

    20. 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之后,由于拒绝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拒绝做汉奸,拔牙的时候被日本人割喉致死(也有说是病死在医院的),他为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指挥几十万大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但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非常难能可贵

        吴佩孚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 日本人看中他过去极高的威望和"常胜将军"这块金字招牌,几度拉他下水,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中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少将,专诚拜访这位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千万;二、愿赠步枪一百万支,大炮五万门,机关枪五千挺连同弹药,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起作用。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一百万,有钱不止千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1920年5月,吴佩孚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他的通电是"中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

     

     

    21.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

      

    22.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记念刘和珍君》就因此而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老段虽有亲日恶名,却未同异国入侵者接触过。倒是他的老友和部下有向个耐不住寂寞,当了汉奸。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文句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只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23.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懂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驾着慌忙溜走

     

    24.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在张离开北京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25. 当年汪精卫北上行刺,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顶天立地有志气的烈女子了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多少被诬蔑的军阀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多少被吹捧的英雄是真正的暴君败类。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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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恒均:从此,我多了一些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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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为自己突然失去与外界的联系而带来的混乱向各位关心我的读者、网友和亲戚朋友致歉!老杨头这一辈子还没有过完呢,相信我,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一定有机会向你当面致谢,感谢你在我病难之时,投来同情、鼓励的目光,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

    当我重新与世界连接上,潮水般的信息与邮件涌来,还有网上那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在寻找我、关心我,有些朋友夜不能寐、等我归来,我被深深的触动——上一次,还是在母亲刚刚离我而去的那两年。那一次,是失去,这一次,是得到。

    在中国从事我目前选择的这种写作与追求,最大的感受是孤独。你的观点让你成为异类,你的追求让你与众不同,亲朋好友大多会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你,多少年来,那种孤独感埋葬的不单是一个又一个有理想的个体,最终摧毁的是中国人追求百年而不得的梦想。我们这个民族,习惯用冷漠与孤独毁灭希望与梦想,其实,我们都曾经是帮凶。

    然而,在我这辈子最孤独的那两天,却收获了如此多的友情与爱护。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你们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是你们让我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

    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海外民众,尤其是海外媒体以及澳洲政府表达感激之情,而这份感激之中夹杂了诸多愧疚。好多年来,我享受澳洲国民待遇的种种好处与便利,而自己却把全身心贡献给了中国。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和谐稳定、国强民富、尊重人权的中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同时,我想对我的读者说,我之所以在各种介绍中说自己是中国人,拥有中国国籍,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这绝不是欺骗——没有人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更何况是每次都拿着澳洲护照在西方旅行的我?今后的某一天,你一定会听到我的解释,但不是现在。

    我再次重申,我愿意为自己的疏忽承担一切责任,并请大家谅解我,但我不愿花太多时间去解释,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继续我的工作与使命,那已经成为我的生命。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这次事件打开的一扇窗口,观察一下周围的世界:当我由于手机关机而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并传出我被绑架的消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猜到了"事实",而且,他们还都知道了"真相"。于是,我的家人开始了拯救行动,网友开始搜寻,朋友开始奔走呼吁,外国诸多媒体出动,澳洲总理与外长、议员也开始要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的辟谣,而中国的所有媒体,都立即保持了集体沉默,甚至连一些网站编辑也在私下商量要不要删除我的文章……

    仿佛所有的人都知道会有这一天,而这一天就在那一天到来了。事后想一下,有这么几个疑点值得我们追问:是谁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一位以写故事讲道理为主的、温和平静的爱国作者迟早应该有这样一天?为什么当时竟然无一媒体怀疑,"绑架"我的可能是为了金钱(也有可能劫色嘛)的犯罪份子,可能是被背信弃义的"朋友"(这种朋友挺多的)、也可能是反目成仇的生意伙伴,甚至是"情敌"(老杨头真希望有几个哦)?在一个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据说已经建成的国家,媒体怎么会如此"顺理成章"地把"绑架"归咎在政府头上而保持了无耻的麻木与距离?

    想想钱运会事件,想想"盐荒子孙"们抢盐风波,想想我遭遇的"绑架",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做,今后还会一直做下去的事,正是扮演一个平和的沟通者的角色,沟通过去与未来,沟通国内与国外,沟通体制内外,我希望以平和渐进的方式,上下内外齐动,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国强民富、和谐稳定、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这个目标应该并不过分吧,每一个公民其实都应多少肩负一些实现这个目标的责任,可我不愿意同时肩负起你每次见到我时开的那个令人心寒的沉重玩笑:你怎么还没有被抓起来?

    在经历这次事件后,我又多了一些梦想:我梦想在我悄无声息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叹息一声说,他太累了,让他休息吧,我们已经不需要他了;我梦想传出我被"绑架"的消息时,我们的发言人与政府会说,在法治的社会,一个都不能少!我梦想,所有的消失与失踪,都是因为生病,或者手机的电池用完了;我梦想……

    杨恒均 2011-4-3 台北

    来源:杨恒均的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00fbb010185y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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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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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红色谎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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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by 文抄公 on 2/22/11

    华声论坛

    一、最让行贿者心惊的语录:
    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

    二、最让贫困群体动容的语录:
    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贫困人口,睡都睡不着觉啊!—广西原自治区主席成克杰

    三、最能博取人民代表掌声的语录:
    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

    四、最具诗意的廉政语录:
    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

    五、最感动市民的语录:
    "我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深圳原市长许宗衡

    六、最敢于监督贪官的语录:
    我曾经在李大伦办公室给他提意见说:"大伦同志,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要容得不同意见,要清正廉洁!"但他听不进去。中央纪委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问题的文件下了301个,还是没能防止李大伦这样的领导干部犯错误,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

    七、最振奋网友的语录
    请网友放心,对待腐败案件,将有一件查处一件,"不管是谁,哪怕他官越做越大,只要违法,必然受到惩罚。"—-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回答网友问题时表态

    八、最具忏悔感的语录:
    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窃人沉沦。只因留恋名利地,终究成为犯罪身。功名利禄如粪土,富贵荣华似浮云。如君能出贲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广西原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入狱后所作。

    九、最敢于查处案件的语录: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多次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地讲到"对于监督中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的各种重大案件,上海市委态度非常鲜明:就是要有一件查一件,查清一件处理一件,绝不姑息迁就!"

    十、最佳人民公仆语录:
    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

    十一、最好农民儿子语录:
    我母亲74岁,前不久回家看她,她还在田里挖红薯。我把她挖出的一个3.8斤的红薯带回监利,放在客厅里。为什么?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学的。我是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原湖北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写给荆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总结摘录

    十二、最有血腥味的语录:
    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河南省第一任落马交通厅长曾锦城在任时给河南省委的血书表白

    十三、最取信于上级下级的语录:
    "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教训,下大力气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让廉政在全省公路上延伸!"—-河南第二任落马交通厅长张昆桐一上任向省委领导的立誓与对下级的宣示

    十四、最具总结性的廉政语录:
    "一个'廉'字值千金""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河南第三任落马交通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吸取前任教训提出

    十五、最体会中央精神的语录:
    "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落马"厅长董永安

    十六、最慷慨助人的语录
    既要授人以鱼,以解其一时之求,更要授人以渔,以足其一世之需。—-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十七:最具地方官形象的语录:
    要树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官形象。当"百年一遇好书记"。—-海南省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

    十八、最恨不正之风的语录:
    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要形成一种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气,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无法立足……—-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

    十九、最警醒贪官的语录
    三年光阴似飞梭,断送前程一瞬间。不该当初图名利,党的重托抛一边。——福建政和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忏悔诗

    二十、最让贪官丧胆的语录
    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当选市长答记者问时所慷慨陈辞

    二十一、最鼓舞国企职工的语录
    "现在是兰钢的困难时期,组织上让我来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不是来享受的。为此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原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上任宣言

    二十二、最具哲理的语录
    要知道,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动员有经济问题的人坦白自首时讲话

    二十三、最让查案人员两难的语录
    "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

    二十四、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录
    廉政工作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严格廉政督查、权力运行制约、政风行风建设、维护群众利益为重点,提高反腐倡廉的执行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廉洁勤政、作风过硬的公务员队伍和让人民满意的政府。—-原广东省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在廉政建设会议上的讲话

    二十五、最形象、贴切比喻的语录
    "钱"是什么?"钱"就是两个持"戈"的士兵守着金库,伸手就要被捉。—-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

    二十六、最注重八小时之外监督的语录:
    如果有健康的、光明的八小时之外,我就不致成为人民的罪人。 —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原副主任李国富

    二十七:最重视司法腐败的地方官语录:
    反对司法腐败是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和重大职责所决定的,是社会司法制度赖以巩固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

    二十八:最注重法德兼治地方官语录
    法德兼治方兴国,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树立起人民公仆的形象,努力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三十、最爱讲"最大"之地方官语录
    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运动,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打网球,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做。—–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

    三十一、最大胆表白清白的语录
    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肯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江苏省邳州市前市委书记邢党婴

    三十二、最不怕举报告状查处的语录
    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就升一级—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

    三十三、最警惕大款富商的语录
    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坑。——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

    三十四、最不惧上前线雷与弹的语录
    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我的悔恨,但愿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趟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而前行!"——国务院体改办副司长李雄

    三十五、最勇敢捍卫改革的语录
    用鲜血捍卫改革成果。—-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在看守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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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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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by (author unknown) on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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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就是法西斯

    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

    2002-06-27 20:02:57

    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

    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全力推出张志新系列报道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秘闻不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40年》,191页)中说:


    从1979年6月5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3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86篇(幅),约15块整版,14万字。……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1979年5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4天夜以继日地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5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1998年7月21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60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2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之日,在改革开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得,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20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确有"第三者"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曾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说我姐姐有"作风问题"?陈对此避而未答。

    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经披露了张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我对不起你们……这句话是双关的,既有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疚。但那时陈觉得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她说: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但她惟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同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道德过失,她愿坦荡认错。

    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与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四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神。

    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3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作者:朱建国 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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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铂程斋--独裁下的荒诞:前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和“打字机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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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11-4-3 通过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作者:(author unknown)

    内容提要:在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专制期间,不但实行"一言堂",而且"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些政策也包含了最荒诞、最恐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禁止离婚、禁止堕胎,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很好的"还原"。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对每台打字机进行控制,决不允许"异端邪说"。独裁必然产生荒诞。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一)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①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②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时,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理解了这点,或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③

    不言而喻,齐奥塞斯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垄断思想。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恨不得将一切权力统统揽入自己的怀中。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7大要职,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像罗马尼亚这样高度极权与类似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在民主国家中无法想象。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垄断思想只是极权主义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垄断思想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因为只有把人的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彻底地垄断权力。反过来,垄断权力之后,又可以将思想垄断进一步强化。

    在极权独裁统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哈耶克语),历来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把人民变成"喉舌"的冲动,特别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鸟贩子一样,教授鹦鹉、八哥、鹩哥这类动物学舌,把自己的意识形灌输给人民。

    在动物界中,鹦鹉、八哥和鹩哥恐怕是向人类学习语言的高手。不过,这些鸟学习语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种本能,绝非是用来思考。另外,鸟类学舌,恐怕只是为了讨取主人的欢心,以便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从它们学舌的效果看,即使学得惟妙惟肖,发出的声音也只是重复主人的语言,并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才能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理论、接受一种思想。思想单一,必然带来认识上单一。因此,判断事物,认识问题,观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当每一个人都在"鹦鹉学舌"的时候,那些"空话"、"套话 "、"大话"、"假话 "、"官话 "、"疯话"、"蠢话"、"谎话"、"废话"、"帮话"、"黑话"……在社会肆意泛滥,就不足为奇了。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独裁的荒诞与可耻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人类作为个体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作为大多数人们是不愿意探讨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的理论的,因为这种对灵魂的拷问,不仅严肃而且痛苦。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任何社会里,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总是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精英,来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如果以为在一种制度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少数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那些被少数领导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现成的观点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糊涂的观念。"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哈耶克)

    思想的自由也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甚至是一种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价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思想自由的体现,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果一个执政党,以国家的暴力机器作后盾,强制全体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偏执,而是一种暴政,更是一种疯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④

    言论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

    马克思对统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恶痛绝,把它斥责为,实质上是"把专横提升为法的制度",是一种"破坏人格原则"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立法者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一套对人的意见和行为的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⑤它不仅是政府的"自我欺骗",而且是对人民的愚弄。如此这般,"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⑥

    说到最后,再提几句鹦鹉学舌。齐奥塞斯库身边有个仆人也养了一只鹦鹉。一天,秘密警察发现,这只鹦鹉总是反复叨念:"愚蠢的库尼!""愚蠢的库尼!"库尼,何许人也?原来是齐奥塞斯库的儿子。辱骂太子,这还了得!反了你了!于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鹦鹉,进行审讯,想挖出背后的阶级敌人。不料,鹦鹉拒不回答是谁教了它这句话。最终,鹦鹉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带进了坟墓。⑦

    秘密警察提审鹦鹉,人跟鸟较劲,这也算是对独裁下的荒诞的一种讽刺。

    ①②([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48-49页)

    ③ ([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⑦([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51页) 

    来源:《书屋》 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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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100年前的3月24日美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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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 知名作家

    3月24日打开纽约时报网站,是一张触目惊心的黑白照片:高大空旷的厂房,一长排穿着老式大衣、戴着老式礼帽的纽约人,表情凝重地看着地上一长排简易棺木中的遇难者,一共146个,大多是年轻女孩,新移民。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三角制衣厂火灾,如纽约时报标题,"一场改变了劳工世界的大火"。

    记得10年前写过这个故事,标题是"九十年前的今天",10年后,还想再写写它的百年纪念。

    1911年3月24日,在制衣厂云集的纽约,华盛顿广场旁埃斯克大楼的三角制衣厂八楼车间突然失火,失火原因至今不明。一百年前的纽约,没有工作场所的防火规范,业主为降低成本,自然就在厂房里尽可能多放设备、多挤进工人。为防女工偷窃锁住一些步道,在当时也是常见做法。

    可车间里却堆满了易燃品。虽然大火在半小时内扑灭,可旋风般扑向女工们的烈焰浓烟,很快吞没了她们。九楼的许多女孩,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烧死在缝纫机上。30岁的女社工弗朗西斯·帕金斯正在附近,绝望地看着最后一刻还扒着窗沿的女孩,被大火逼挤而来的人群挤出窗口,摔死在大街上。她说,"三角厂火灾是一把火炬,照亮了整个工业舞台。"

    美国是工业革命先发国家,刚刚脱胎于农业社会,对眼花缭乱的新危机新问题完全没有经验。同时,经济起飞让大家看到自由经济理论在现实中的强大优势。那只看不见的手,借助人的欲望,令缓慢凝滞的农业社会突然改头换面、突飞猛进。经济起飞无疑在造福社会。然而,既然强调"看不见的手",就特别警惕"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当时还不知需要平衡。当然,也可以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人们今天还在讨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就是"自由经济和政府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到今天还在继续掂量。

    可完全听任自然发展的魔术,迅速变出意外结果,最触目的就是难以接受的贫富差距。三角厂火灾的21年前,1890年,美国人已经惊讶发现,不知不觉,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巨富,其一年收入,就占了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美国人收入的一半;要论财产,更令人崩溃,前者持有财富,竟超过了后者的全部共同财产。最底层的工人处境可想而知。

    先发国家无经验可循,只是在支付惨重代价中调整天平,包括大萧条、社会矛盾积累爆发、劳动者的贫困煎熬和三角厂火灾这样的生命代价。历史上有过许多极端的调节手段,砸毁机器、暴力冲突、武装革命不一而足。而一般公认,美国在一定的暴力冲突后,更快走上了一条更智慧的道路:细细地谨慎立法修正。

    这需要一批政治家推动。如目睹惨剧发生的帕金斯和两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组成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中穷尽列举三角厂火灾的一切不利因素,提供给立法机构。同时还覆盖了童工、最低工资和卫生条件等,帕金斯亲自写了调查报告。最后,调查细节很快变成法律,变成防火规范和工厂建筑设计规范,如室外消防梯、封闭电梯井、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等,都在火灾同年和第二年就有了立法。她曾经说:"(罗斯福)新政,是从三角厂火灾那天,就已经开始了。"

    百年后回顾,我们看到,要推动社会进步,仅有社会活动家和几个政治家是不够的。这些演员首先需要一个制度搭建的活动舞台。制度必须保障立法议员的专业和敬业。

    制度还必须保障媒体尽职。在今天,纽约时报特地放了一百年前做的三角厂火灾报道的老报纸照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百年努力。同时,纽约时报以视频推出对今天纽约制衣厂的调查,作为纪念的一部分,提醒民众继续关注劳工问题。大家通过视频看到,在纽约市中心,每天还是有女工队伍,在等着争取做衣厂的临时工;虽然有了最低工资法,可有些女工和百年前的三角厂女工一样,因为是新移民、因为对法律陌生和语言不通,还是有人被不良业主压低工资甚至欠薪。她们需要社会帮助。

    美国的法律调整是有效的,不仅生产安全得到本质改善,贫富关系也得到调节。今天美国社会约70%是中产阶级,约15%为高收入人群,低收入家庭有良好的社会福利,拉开距离再看后发国家,其实占很多便宜,后发国家可以直接移植前行者的经验乃至法律条文,直接避开他人教训,走一条捷径。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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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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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草民:随想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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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草民:随想两则


      唱红歌的红卫兵唯一对得起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近日有采访被抓黑哨的电视新闻,此新闻指出有些黑哨完全是接受足协官员指令所为。面对镜头,身穿黄马甲的黑哨之一黄俊杰,流着泪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我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这帮官员,我对得起他们!"。

      说到此处,黄俊杰已是声泪俱下。是的,他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那帮官员!中国足球的赌与黑,究竟是个别人道德修养不够造成的,还是中国足球整个体制出了问题?俺想,只要不是脑子真的进水了,或者故意装作脑子进水了,都会知道是中国足球整个体制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一句话,就是对权力没有监督!把持中国足协的官员们,手握大权,为所欲为,这就是中国足球赌与黑的根本原因。结果在中国足球这个圈子里,上行下效,腐败透顶。

      也是近日,俺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区的监狱,为了更好改造犯人们的思想,要他们唱红歌,看红色光碟等等。俺就在想这么个问题,现在黑哨黄俊杰应该是够资格接受这个唱红歌看红碟的活动了,但问题是接受了红歌洗礼的黄俊杰出来之后,如果中国足球的体制不改,一如既往,继续吹哨的黄俊杰想要对得起中国球迷,对得起父母,而对不起中国足协的那帮子官员,行得通吗?

      到底是倡导唱红歌来改造人,还是倡导体制改革来完善人,这实在是当前的一个问题。当年高唱红歌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他们对不起老师同学,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他们唯一对得起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可以想见,大唱红歌进而朝着恢复红海洋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朝着民主宪政的道路前进,那么唯一对得起伟大领袖的那一幕还会在中国上演。

      2011-4-1

      伟大领袖关于法律的一段谈话

      这几天俺把江平老先生的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读完了。书中第四卷"大立法时代",记录了伟大领袖有关法律的一段谈话。俺想这段谈话对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帮助的。现在俺就把这段谈话摘录如下: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这是伟大领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所发表的言论。

      看了这段谈话,俺不由想起上世纪70年代伟大领袖会见斯诺时,讲他老人家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时斯诺似乎没听懂这句话,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把这话翻译成一个打伞远游的孤僧。

      从伟大领袖的这段谈话以及之后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伟大领袖是一位坚定的决不派,即决不搞什么民法、刑法的那一套,坚决搞自己的那一套。伟大领袖搞自己的这一套,结果如何?十年浩劫、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官方好像是这么说的。

      今天,决不之声又在耳畔回响,只是这决不之声要把俺们的祖国带向何方。。。。。。

      2011-4-1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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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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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方舟        

    来源:蒋方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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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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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史鉴散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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