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

原始来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5832.htm

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开启了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当时，虽然军阀间混战不断，北京政权更迭频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其他军阀都表现出对民国共和政体的尊重。他们不管如何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而且承认宪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对于公共舆论也十分忌惮。比如段祺瑞，当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强烈批评并最终下野，也依旧没有控制媒体。

还有袁世凯对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态度也甚为有趣。1914年，民国最牛的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獨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

再如皖系军阀孙传芳前去拜访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与其见面。慑于孙传芳的权势，家人劝他不必搞得太僵，就问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却予以拒绝：“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地走了，马一浮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对于那些敢于批评政府、敢于冒犯领袖的知识份子，蒋介石和国民黨高官的态度又如何呢？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主角是国学大师刘文典和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到刘文典的拒绝。刘文典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學潮，蒋介石让他当面汇报，并交出闹事学生的名单，刘文典再次拒绝，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而刘文典也不甘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了蒋介石的肚子上。蒋于是将他当场抓了起来，说要枪毙。不过在蔡元培、陈立夫等人说情后，被关了七天的刘文典被释放了。

而人称傅大炮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在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最终在国民参政大会上把孔赶下了台，即便蒋介石说情也没有用。其后，傅斯年的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将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赶下了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还有抗战期间，国民黨政府总参谋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西南联大期间，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此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因“驻美大使”是个“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特别是权势冲天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

学界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恰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得依据程序，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份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

三个天朝不喜欢的真实故事

第一个故事：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人人有病。 什么病？ 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第二个故事：

十八个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财政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XX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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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对话李泽厚：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易中天对话李泽厚：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易中天：先生曾谈到对国内可能产生纳粹思潮的担忧，能否具体讲讲？

李泽厚：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易中天：这是“人种学”的所谓“科研成果”。

李泽厚：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现在有此危险。

易中天：以前有句话，叫“真理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李泽厚：列宁也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易中天：那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海德格尔？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现代、后现代”？为什么如今的学术界如此抛弃西方古典哲学，不讲康德，不讲黑格尔？

李泽厚：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赶国际时髦太厉害。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确实有成就，他把死亡问题提了出来，只有死亡对你是不可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从而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即个体的重要性被分外突了出来，所以有吸引力。同时，启蒙在西方也确实遇到了困境，理性主义在西方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在美国生活，美国不是十全十美的，问题很多很大。于是好些人喜爱种种反理性的哲学以追求生存的意义。

易中天：先生怎么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李泽厚：《己卯五说》“说历史悲剧”文中我说过与这两派的异同。十年来，我的基本看法没变，但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跟新左派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和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比如我不同意“天赋人权”、“原子个人”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历史性的假定，我是历史主义者，不同意。也有实践上的不同，比如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

易中天：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因此我还是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工业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雇工、农民开始出卖劳动力进入市场，这才是前提，由身份制到契约制等等，由此衍生出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思想，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自由主义的这个假定如同专制君主的“王权神授”一样，在理论上不正确。
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在开民智上就如此。所以我非常赞同自由主义强调的世界共同追求的价值必须坚持。对社会的批判目前重点也仍在反封建反专制，这非常需要，因为今天在经济迅猛发展成绩斐然之下掩盖了很多问题和某些领域内的停滞和倒退。
我不同意一些自由派认为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认为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如果走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完全美国化，对人类是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当年新左派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我非常赞成，但十来年他们要走的自己的路是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又和新儒家、新国学结盟，高唱民族主义等，我就非常不赞成了。

易中天：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

李泽厚：有人还把我划进去呢。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很不好。

易中天：现在要是有人提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

李泽厚：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易中天：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完全同意，举双手赞成。我也反对讲“国学”，反对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更反对定儒学为“国教”。中国道路，不是这么走的。但我感觉先生好像有点冤枉了自由主义，自由派也不都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美国之路。

李泽厚：同一个派别，人与人也不一样。必须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对自由派、新左派、国学派都应该这样，这里篇幅不够只好笼统而言之。

易中天：先生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那么请问先生主张“什么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理论上是错误的，但现实中是有用的，作为策略可以讲，对人权有好处。

易天：但如果我们想彻底一点，策略上可以讲，理论上也可以用，有没有替换的提法？

李泽厚：当然有，我一直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权，这个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的。

易中天：可不可以说“人赋人权”？

李泽厚：当然可以。

易中天：那到底是“人赋人权”，还是“法定人权”？

李泽厚：这只是词的问题。

易中天：不，还是要分清楚。

李泽厚：我主张法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不同意王元化他们提出“新启蒙”，因为现在不是要再煽起来一个启蒙性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也就是法治。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
我看到一个材料，一个管政法的书记，最近竟然说，“那些法律条条不要管它”。这种思想是有来历的，1954年第一部宪法通过，到1958年，就有高层领导直接讲“不要什么刑法、民法，我们开会就是法律”，“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所以，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我讲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鼓励舆论监督，第三要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现在的大学教授很多都在搞假大空的项目课题，以获取经费，这不能责怪教授，是体制造成的。反倒是好些媒体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推动，所以我看重媒体。

易中天：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量民间资金外流，移民成为一个新潮流，其中大量是精英。有人写文章，说现在是资本和思想在移民，我不知道剩下什么了，请问先生，希望在哪儿？

李泽厚：我的观点仍然是“审慎的乐观”，中国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到外面去的，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牵涉到的人那么多，不可能都移民，所以他们也并不希望社会越来越坏，因为也对他们不利。应该想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为之”。

易中天：我再问先生一个问题，先生既不赞成自由主义的美国化，也不赞成新左派的纳粹化，那么请问，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

李泽厚：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目前应该提出“中国不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易中天：太好了！先生的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中国往哪走”，而是“不往哪走”。我也赞成先生的小步前进，但问题是，你小步前进，如果触动到一些东西前进不了了，怎么办？

李泽厚：十年前，我就和新左派口头激烈争论过，他们认为中国会崩溃，不能加入WTO，等等，我认为不会，一定要加入WTO，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过去的说法了。美国也有人说“中国崩溃论”，出过著名的书，但现在他们也无话可讲了。

易中天：我也认为不会崩溃，但就怕遇到一个硬要焚烧古兰经的牧师，咋办呢？

李泽厚：好像不烧了。因为对方提出不在9·11遗址附近建清真寺，他也不烧了。你看，总会有妥协的办法。但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否准确，没去核对。所以，我始终是“审慎的乐观”，以前是，现在还是，只是有时“乐观”多一点，有时“审慎”多一点。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题，所以要审慎。

(备注：大体认同这个对话，转载的目的是认为文中提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天赋人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提法）

滕彪：“打死挖个坑埋了！”(zt)

滕彪

话说冬至刚过，北京城冷风刺骨。我琢磨，什么是比冬天还冷的东西呢？很快答案找上门来了。

2010年12月23日晚，我在西直门和飘香、许志永、张永攀聊天。飘香和我10月27日从丹东办冷国权案回到北京就被秘密绑架，一直失踪，直到12月20日才被释放。绑架者当然是国保警察了。我让她把被绑架被失踪过程详细写出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见证文字。

之后与张永攀说，去看看范亚峰的妈妈，再去江天勇那里。前一天与范亚峰博士联系过，他被严密软禁、信息完全被隔绝，和他见面已经不可能。但他说他的妈妈晚上自己住，我就准备去看望一下。

由于以前常去，我很熟悉地址。我和永攀进了单元门，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楼。见我们去三楼，一年轻保安问：去找谁？我们说，看朋友。他赶紧喊人上来。

我们敲门进了屋，见到亚峰妈妈，那保安也跟进来。一个便衣马上也跟着闯进来。

那便衣（估计是国保）非常蛮横傲慢，要看我们身份证。我大声质问：你们什么人？怎么没经同意就私闯民宅？

那便衣说：“我是警察，我们要查身份证。”

“你是警察？拿出警官证。”

“我说是就是。你们干什么的？”

“你管得着吗？不拿警官证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此时形势已经不妙。我低头迅速发推，永攀给朋友打电话。此时大约八点半。

便衣国保电话叫人增援。后来知道，此时我方援兵已经进入一级战备。

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出示了警官证，我让永攀把警号、名字（时立刚）报告给后方推友。

然后要查我们身份证。我说，根据身份证法第15条，你们现在不符合查身份证的法定条件。

他说，我们是依据人民警察法对你进行盘查。我说，盘查针对的是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来朋友家看朋友，你没权力盘问。

争执了一小会儿，那便衣国保继续叫人，电话里说：拿手铐采取强制措施。情况更加不妙，我又发一条推。后来知道，我方援兵已经上路。

我和亚峰妈妈交谈，那国保跟老人家说，你先回避。我火了：“你身份不明，随便闯入别人家，又要主人回避，违法不说，基本人情都没了！”

“想明白点。少跟我讲法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共产党的地盘儿！”极其傲慢。

我不理他，继续跟亚峰妈妈交谈。期间又与此国保争吵一两次。此国保企图对我动手，我心说：“素质，注意你的素质！”我警告他：“你连证件都没出示，没权力跟我说话，别碰我。” 他又莫名其妙来了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你们来了就别想走！”

大约十五分钟后，大批警察来到。我正在卫生间，听到永攀被警察强行扭下楼去，场面非常混乱。那便衣猛砸卫生间门，门上的薄木板被砸漏了。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不许上！继续砸门。我想尿也尿不出来了。他从被砸破的门洞伸手打开门闩，几个警察强行将我扭到门外，国保抢走了我的眼镜，我高度近视，啥也看不着喽！后来和警察不到一米远距离，连警号都看不清。

我高声反抗，一群警察连推带扭，连扯带拽，将我弄下楼，推进警车里。永攀的眼镜、手机也都被抢了，在推搡中也被警察打了，手被抓了几道伤痕。一警察来抢我手机，我奋力反抗，他抢夺未遂。

到了双榆树派出所。我说：“你们没有权力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警察法第九条你们也不是不清楚。”

“你说说看？”

“以下四种情况，警察可以把公民带到公安局盘问：1、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2、有现场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如果你们说查身份证呢，也要符合四种情况之一：1、有违法犯罪嫌疑；2、现场管制；3、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法律你要说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那个法律的哪一条款。”这些东西我熟。

“你就属于那身份不明的。”

“可是法律规定的是‘有作案嫌疑并且身份不明的人’。我不属于有作案嫌疑的人。”

由于越来越多的草泥马活学活用这两个法律条文与警察叫板较真儿，我从警察口中得知：他们对这两个法律的立法者恨之入骨。

我和永攀被带到派出所一层不同的房间。一帮警察又来抢我手机。又一场肢体冲突。我兜里的全部东西全被掏出来。我抗议。七八个警察大声辱骂我。有两三个骂得最凶狠。京骂国骂黑话，一起都上了：“操你妈！”“你妈B！”种种最难听的骂人话从四处喷射而来。

我心想：这双榆树派出所是狼窝不成！但我身经百战，境界高深，多年修炼下来，早已练就物我两忘无敌大法。我可以做到怒目斥责但同时内心平静。陈犯云飞多次跟我说，跟他们别真生气。气伤肝，犯不上。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众犯学习。又想起在流沙河家的讨论：“与流氓要不要讲道理？”我的结论是：和流氓也要讲道理。流氓不是天生的。流氓也未必永远是流氓。道理不光讲给流氓听，也将给众人听。和流氓不讲道理，也就和流氓区别不开了。

一警察喝令我坐下，我一脚把椅子踢开。众警察一拥而上，扭胳膊、摁脑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将我摁到。如果能调出当时摄像记录，肯定是非常滑稽、难度系数极高的人体变形。（过了一天后，臀部、右腿仍隐隐作痛，应该是此一回合留下的战果。）

把我弄到另一房间，我在走廊里喊叫：我是教法律的，你们违不违法我很清楚。这样说，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懂法律的大学老师，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使我少遭皮肉之苦。这话也说给隔壁的永攀和盘问永攀的警察听。

几个警察把我挤到墙角，一人上来狠狠地拽我的领带（因为上午讲课，所以我系了领带），猛拽半天，终于拽断了，扔在地上。毛衣被撕出一个口子。警察们再次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又扬言：“这是什么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么着？

一警察把我摁在椅子上。他们见不得空椅子。

感觉左手疼痛，一看，流了血。目见左手掌心有3cmx4cm血迹，正中有约1cm长表皮擦伤。小意思。

一警察（后来听别人叫他徐平）问话，我不答，只说：你们无权讯问，打人骂人已经违法。我经过一系列喊叫和被运动，口干舌燥，不想说话，就闭目养神。就听他在一旁嘟囔：“你叫什么？有名字吗？来干什么的？”

过了一段时间进来一警察，提到了我们是因为去范亚峰家被抓来的。这徐平一听，像打了鸡血一般，腾地跳将起来，嘟囔变成了咆哮，问话变成了咒骂和控诉：“原来是这样！这下子变成敌我矛盾了！操你妈的，原来是看范亚峰！马勒戈壁的！这下子不用讲法律了！你他妈的也出不去了！你们这帮汉奸走狗！反革命！吃共产党的，拿共产党的，还不念共产党的好！天天骂共产党，你们是什么东西！”“范亚峰也是博士，现在怎么着！”“范亚峰家就是不能去，这是规定！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警察素质就低了，警察就是拿执照的流氓，怎么着？”“这是敌我矛盾，你懂吗？对敌人什么样对你什么样！”

我很好奇：“对敌人什么样？”

“就像对法O功那样！”

“对法O功什么样？”

“你慢慢体会吧！”

毛骨悚然。

什么都问不出来，他们气急败坏。徐平警察一边问话一边挑逗性地不间断地轻踢我腿。我说：“你放文明点！”

他还是那句话：“我就这样，你怎么着！别的事情，我们还真怕投诉。现在这个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打你骂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没用！”我想：这小破警察不到30岁，怎么“敌我矛盾”成了他的G点？

又进来一个又高又胖的便衣，白鞋，灰绿色肥大裤子，横格上衣，一脸横肉。见我不言不语，猛然狠踢我鞋一脚，骂骂咧咧地出门了，临走跟徐平说：“需要‘动手’就叫我过来！”我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知道警察滥施酷刑并不都是为了破案取证，有时候就是因为“手痒痒了”。折磨别人肉体能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快感，并达到警察身份的高潮。

听到隔壁永攀那房间里的争吵，为他担心得紧。这孩子比我还“轴”，好像不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这高胖便衣又来了，上电脑鼓弄些东西。徐警察还在不断跟我磨叽：“你拥护政府吗？”“你拥护共产党吗？”“拥护，咱们还能谈，不拥护，就是敌我矛盾。”“——噢，你不回答，那我就明白了。”

高胖便衣有些不耐烦，对徐警察大声说：“跟他这种人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又对我说：“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你说，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后来又小声和徐平说：“把他弄XX饭店去得了！”我没听清是什么饭店，根据上下文，他说的那个饭店指的就是“正好我们有地方埋”！

令人毛骨悚然。我十分清楚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蚂蚁，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警察随便踩死，不留一点儿痕迹。“跟他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应该推荐这句话成为年度警察金句。我倒是没太害怕，一来已经在网络发出了消息；二来他们此时也从我书包里翻出了身份证，知道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

我感触很深。

“北大毕业，法学博士，大学教师，知名人权律师”这些身份无疑对我起到了保护作用。甚至“北京户口”也是。警察开始时问过我：“你是哪地方人？”我说，我在北京工作。——“我问的是你的户口？”我答，北京户口。他明显感到很诧异：“你他妈的是北京户口？”好像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他失去了某种优越感，好像没有北京户口也要成为挨打的一个理由。

这些特殊身份使我没有被打得更惨，使我没有被挖坑埋了。我也的确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信息透露给这帮警察，以免遭毒手。在其他维权活动中，这些身份也无疑使我少受伤害。如果没有“法大教师、北大博士、著名人权律师、推特名人、耶鲁访问学者、三博士、十大法治人物”这些东西，我还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敢吗？我非常怀疑。

我突然为我的这些头衔和身份感到深深耻辱。为我主动被动地从这些头衔和身份中得到区别对待而感到耻辱。更为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极力隐藏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到耻辱。我真的毫无保留地认为，我被打死和一个农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样的吗？我很怀疑。我感到，对我个人安全的关注，一定会吸引了很多媒体和访民的注意力，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关注更悲惨更无助的那些人和事件。我甚至感到，没有把我埋成，一定使警察们怒火中烧，一定使他们找机会埋一个不听话的倒霉鬼。我甚至认为，我少受的疼痛，一定会在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地方加在那些更无助的弱者、无辜的同胞身上。我感到耻辱。

面对一群视生命如草芥、视民众如寇仇的如狼似虎的警察们，那些被抓到派出所、劳教所、看守所、收容所、遣送站、黑监狱的普通人，心中该承受多大的恐惧、屈辱和绝望？孙志刚、佘祥林、聂树斌、李荞明、赵作海、胥敬祥、滕兴善、冷国权们，将承受多少肉体的剧痛和精神的折磨？全国各地的那些声称“打死挖坑埋了”的警察们到底弄死、弄残了多少人？这些警察们每工作一秒钟，同胞的尊严就失去一部分。无时不刻。想到这里我心里流泪。

……

接近午夜12点。北京市公安局来了几个国保，要把我接走。眼镜、手机等物品都还给我了。我说，我不能走，我要和同时被抓进来的朋友一起走。在走廊里交涉。张永攀从房间里出来喊了我一声，又被拽回去了。我说，我担心他被打，他不放出来我绝不走。又过一会儿，国保让我进那房间，我和张永攀说，态度好点儿，他们很快会放你走。永攀还轴呢：我没有态度不好啊，态度不好的是他们！

很快他们把我和永攀带上车。我估计有网友来声援，就摇开窗户往外看。有人喊我，一看是莫总统。还有魏强等网友，我下不了车，在车里和他们一一握手。后来知道，去了现场的还有许志永、董前勇、温海波、张凯、黎雄兵、包龙军、张贾龙、艾米@Rainbowfisch、@sushi2037、张小钰、单亚娟等等。数不过来的网友在网络上声援、围观、转发。也许这是我们很快被放出来的重要原因吧。

后来了解到，永攀被多次辱骂、脑袋被摁倒地上、脸被扇、手指被猛掰，右手大拇指和手腕有明显伤痕。

送我回家的路上，北京国保说：都像你这样较真儿，警察没法工作了！得少抓多少小偷！

我回答：执法者对法律不较真，马马虎虎，那公民还有好么？抓小偷的是警察，想把人“打死挖坑埋了”，这还是警察吗？大家这样较真儿的话，也许能少抓几个小偷儿，但派出所、看守所被打死的公民却会少很多！哪一种情况，社会得损失更大呢？



写于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

最后陈述：我是国家的敌人

最后陈述：我是国家的敌人 － 向莫瑞•罗斯巴德致敬（刘荻）

2010-12-24

国家与企业和NGO及其他一切社会团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暴力。但无论多么残暴的统治者，都只是社会中的一小撮人，无法单靠暴力来迫使大多数人服从他们。这说明暴力不是唯一的力量来源，统治者还要依靠其他力量，才能确保民众的服从。

统治者可以收买民众。虽然统治者自己并不创造财富，但他们可以从多数人那里掠夺财富，以此来收买少数人，利用这少数人来帮助他们统治多数 人。这样虽然民众从整体上来说是更穷了，但是统治者的地位却更加稳固了。经济力量是暴力之外的另一种强大力量，马克思认为，金钱控制人的力量不亚于暴力的 力量。

统治者还可以给民众洗脑，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说：知识就是权力。

国 家垄断了暴力，但是并没有垄断经济和知识的力量。后两种力量虽然可能被国家所利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计划 经济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无法利用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来调整生产和经营活动。计划经济下的行动者既无法得知自己的行动是否有经济效率，也没有动机去加以改 进。市场就是一种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分散信息的“分布式”系统，这种系统不需要中央计划者。

国家习惯用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进行组织。层级 系统设计的一个本质要点，就是限制信息沟通，使之仅能在相邻层级间流动。官僚制度中的人习惯条块分割，习惯互相保密、互相封锁、互相勾心斗角。官僚制度 中，上级不愿告诉下级信息，因为他们习惯把信息当作特权和地位的象征。他们不懂得，一条信息知道的人越多，用处就越大。官僚制度中，下级也不愿告诉上级信 息，因为他们害怕得罪上级，不愿做报告坏消息的信使。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他们既无法得知自己工作的成效如何，也没有动机去加以改 进。对他们来说，把工作干好不如媚上欺下来得重要。总之，他们利用信息的方式就是对信息的传播加以控制，他们不习惯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流动的信息就是他 们的敌人。“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就是“国家的敌人”的杰出代表。

在信息时代，国家就像恐龙，庞大、笨重、反应迟缓，无法迅速应对变化 的环境；而“国家的敌人”就像新兴的哺乳动物，反应敏捷、灵活机智，善于沟通和合作。国家与其敌人的较量还在继续，而我们这些为让信息能够自由流动、为让 自己能够自由地沟通和合作而努力的网民就是国家的敌人。

推特半月“三有”语录58条（31）

推特半月“三有”语录58条（31）: "

冉按：从12月2日至今天，30期至31期推特语录，已远超半月。但其间我在医院住院十天之久，很少上推，也很少上网看东西，倒读了七八本书。这期间的推特语录，其核心依旧是围绕着刘晓波获诺奖，各方面的博弈，特别是中共的丑恶表演。中国官方在刘晓波获诺奖上的丑恶表演，的确做得满世界皆知，自然成为诺奖109年历史上丑恶之冠。很多人看到官方如此歇斯底里的打压异见人士，阻制与刘晓波获诺奖有关的诸多事宜，心里面愤怒，比较悲观，我倒是有点乐观。我的观点与本期推特语录中张健兄的一推相近，我知道官方在打压异见人士方面，不乏邪恶的“创造性”，我倒是要它们的创造力有多强旺！这也算是此生增长见识罢！2010年12月25日11：41分于成都

1：川航有个航班是8964，有朋友老坐，是成都飞上海、杭州等地，有推友坐过么？有不少汽车号码应该也有8964，将各种8964拍下来，可以做个行为艺术。让更多的人有追寻真相的机会和欲望

2：维基解密说西班牙一名资深检察官告诉美国驻马德里使馆，俄国、白俄罗斯和车臣实际上几乎已经变成“黑帮国度”、“官匪难分”。其实这维基解密也不咋地，怎么把黑帮老大中国政府给搞忘了呢？

3：法新社：中國外交部表示，由於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給劉曉波，中國將難以與挪威維持友好關係。/TMD，缺了张屠夫，挪威人吃不着猪肉了；缺了中国，地球在挪威那里没法转了。

4：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http://is.gd/i75MZ这是我五年前所写的批评央视的“感动中国”的文章，关于这件事，自以为至今没有人能达到我这样的批评高度。

5：今日博文《苍天有泪如连海》http://is.gd/i7coY官方对越连海的打压并没有结束，所谓保外就医，是一种切断外界联系的软禁。这就像对陈光诚的惩处一样，让外界对他们的声援彻底找不着持续发声的着力点，最终因社会再起之事而转移视线。

6：浙江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 (试行)http://is.gd/i7Jol分为总则、常规管控、临时布控、管控要求、职责分工、监督考核六章上百条，欢迎大家将这样的内容多多转载，以作为官方疯狂管控社会的样本

7：公安机关重点管控人员七类：涉恐、涉稳、涉毒、在逃、重大刑事犯前科、肇事废祸精神病人、重点上访人员。涉稳人员,分为国保重点人员，'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组织重点人员，疆独、藏独、台独重点人员，涉日重点人员，各类'维权'利益群体重点人员等

8：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冰供认，相当一部份病毒是杀毒软件公司自己制造病毒自己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共产党就是自己制造敌人自己杀，若不制造敌人，独裁者怎么管控社会？杀毒软件捆绑消费者的银子和独裁者锁住民众的自由，用的是同一方法

9：金波《刘晓波效应在台湾》：民間對大陸社會的認知導向全面而正確的方向，中共所宣傳的「偉大成就」在台灣民眾心目中迅速貶值。原本，民眾接觸到的媒體消息，多是中國又造了什麼大廈又修了什麼鐵路，現在大家在問「為什麼要關劉曉波?!」。

10：据德新社报道，在每年一度的在华采访许可延长程序中，中国当局首次要求记者本人前往外交部进行个别谈话。中方人员在谈话中警告外国记者不要越过“红线”，不要对刘晓波作过多报道，或者不要在报道中扮演“领头角色”。

11：pangjiaoming 今天一位媒体人说，河北大学“我爸是李刚”案为什么真理部会下禁令？不是河北方面有多大能耐，此前，河北方面也希望真理部对媒体封口但未果，下禁令的真正原因，是艾神 @aiww 介入了这一事件。河北方面紧急报告，艾未未来了！

12：刘晓波因官方一系列的强烈打压而获得诺奖，这次官方对诺奖的连锁反应（打压），太符合屁民的期待了。一来展现他们的颟顸愚蠢，且看他们有多愚蠢；二来看他们将自己的坟墓掘得有多漂亮华丽，真有厚葬之风啊

13：今日博文为《恶魔是如何统治国家的》http://is.gd/ia6mq这是读了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的一篇书评。我认为有识之士应该把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害人经历，深入地挖掘出来，以便将来减少此种灾难的发生

14：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领导人费多托夫：我们正在研究几个议题，包括解密苏联共产党政治迫害档案；提高前苏共政治迫害幸存者的抚恤金；建立苏共政治迫害的博物馆和纪念碑；针对共产党极权制度的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等等。

15：wanghaoxuan 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6：程映虹：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

17：程映虹：共产党说它（西安事变）是爱国的，国民党说它是祸国的。究竟谁说的有理，外人和后人只要看一看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后来的言行就知道了。一个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汉奸，它所策动的那个事件难道可能是爱国的吗？

18：程映虹：他们所策动的西安事变，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因为事件的后果是中国名义上抗日了，但日本人从来不用担心一个政治统一上下齐心的中国，有人在那里合法地拆国民政府的台，起到了日伪军起不到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和汪伪都慷慨地收留了这些“爱国者”，按功领赏嘛

19：今日博文为每周一推（65）：程映虹《“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http://is.gd/idEab里面有多名汉奸在“新中国”生活得很好，请大家围观并多多转载

20：哈维尔和图图星期日在英国《观察家报》撰文认为：国际社会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国在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方面所作的法律承诺。

21：课众子文：（晋）顾荣《与杨彦明书》：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

22：自2008年1月以来，德国的电信企业必须将客户的信息存储6个月，2010年3月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这种所谓的预防性存储信息是违反宪法的。

23：我虽然觉得民众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但我认为哪怕民选的政府，都是一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因此我对维基解密的出现衷心欢迎。维基解密让民主自由国家更加改善，而要独裁国家的命，这就是中共为什么率先封锁它的原因

24：有人说为什么你不跟五毛辩论？也不rt他们的言论？我说不管他是五毛，还是国保，都不适合与他们辩论是非，因为不当利益障碍了他们的一切。我从不就针对我的不当指责作辩论，那是因为在我眼中，他们没那么重要

25：虽然西方国家和中国网民认为互联网是不可控的，但维基解密透露中共自认为互联网是可控的。技术上能否能否做到完全控制互联网，暂且不说，就中国经济军阀横行的局面来看，互联网要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如能一锤定音，永久封死，那么GFW团队还有什么饭吃？

26：今天全家出去小酌，消费完毕，商家云费用几何。我便放大声音说请把尾数去掉，我不要你的发票，我们都应该学会尽量不交税，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且不知税是如何用的。虽然四邻侧目，余不顾也。这是不是也叫普及常识呢？

27：许成钢：对经济改革相对成功的中国来说，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民主自由对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价值。没有民主自由，经济发展自身不能保障社会稳定。在转轨前夕，所有苏东集团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的人均GDP绝对水平都大大超过当今中国。

28：雷人网事：主持人：什么茶不能喝？答：警察。主持人：加十分，在我国警察是有毒的，不能喝。主持人：一个人成年后是相信哈利波特还是相信圣诞老人比较愚蠢？答：我觉得相信二者都不算愚蠢，相信政府才算愚蠢。http://is.gd/igvvk

29：苹果日报12月6日报道，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说，近日收到奥斯陆华人来电，称中国驻挪威使馆鼓励他们示威，抗议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伦氏对此表示在诺奖109年历史上前所未有

30：最近民意支持率：奥巴马43%、菅直人25%、萨科奇27%、默克尔34%、马英九38%、普京77%、中国政府93%。俄罗斯只有一家反对派报纸，中国则没有。而朝鲜政府的支持率则由120%急剧升到180%，当然这是《洋葱》的恶搞。

31：腾讯创始人、首席行政官陈一丹接受《公益时报》采访说：绝不赚损害用户利益的钱。难道大量因为使用QQ，而被公安喝茶和逮捕，不是你的用户吗？你撒谎的质量能否高一点，难道中国不少商人都是外交部毕业出来的吗？

32：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致08届毕业生：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是要让周围的世界因此而改变。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3 3：梁京：现代社会赋予政府的官僚机构巨大的权力，如何监督政府权力成为一大难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机密的借口之下，无论是专制政府的官僚还是民主政府的官僚，都可以利用保密制度带来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掩盖自己以权谋私的行为甚至是叛国行为。

34：王怡：洪堡对国家的看法，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也是基督教的。前者的意思是，人的最终目的是与国家无关的。换言之，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后者的意思是，国家必须是一个世俗国家。国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宗教，或信仰的对象。

35：昨日共和黨眾議員沃爾夫說：中國禁止劉曉波出席周五在挪威舉行的頒獎禮，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希特勒政權。沃尔夫和其他议员呼籲立即釋放劉曉波，他說：「中國應該感到羞愧和尷尬，中國猶如納粹德國、蘇聯和緬甸。」

36：天朝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对中国司法独立的干涉。那么在贵党出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后，却来个“孔子和平奖”，你是在自煽耳光还是干涉贵党的光辉历史呢？

37：BBC：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对其国内反对派媒体把刘晓波得奖与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得到和平奖相比。查韦斯说：“中国及其主权、独立和伟大万岁。”

38：在2018年世界杯投票前，BBC曝光了国际足联高官涉嫌受贿。申办国之一英格兰在投票首轮就被淘汰。对此伦敦市长却骄傲地说:“在我们的国家，拥有自由的媒体，我认为这是联合王国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件好事，人们应该对此表示尊敬。”

39：CCAV：通过对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记者发现，73%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有15%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胀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也有 12%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当前的通胀情况还不严重。

40：美国《外交政策》：如果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按照现行的计划组织中国学生去仪式举办地外面站台进行反对示威，北京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中国公民实践一项在祖国被政府剥夺却在挪威正当行驶的权利本身是一种反讽，新闻记者和观察人士将不会错过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41：路透社：联合国人权专员皮莱12月9日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及妻子，以及其他被软禁或拘禁的良心犯。近几周内，中国至少有20名民主活动人士遭逮捕，超过120人被软禁或者被强制“旅游”

42：Jianzhang1984 当局在颁奖前夕大规模的绑架公民，应该i就是传闻的“震慑行动”。这说明当局和反对力量已进入“大战三百合”的阶段。暴力的大规模实际使用说明暴力的威慑力已经开始丧失。中国一切政治反对派应该有理由因此表示乐观：继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之后，当局的第三根也是最后一根合法性支柱也开始崩溃了。

43：苹果日报：北京各区公安局更要求全市餐厅、酒吧，（12月10日）不得接受六人以上的订位，防止有人聚会庆祝刘晓波获奖。/独裁的中国特别是北京今晚很HIGH吧

44：日民意调查八成人对华(其实应为对共)没有亲近感，并通过涉钓鱼岛条例，军方利益集团和爱国贼们赶快冲啊

45：24hour 毛当年在延安整风自相残杀，竟然有了杀人基地：横山县石窑沟。据当地百姓讲杀人数千计。此事已列入本人农村考察项目之一。但有成果即来汇报。

46：僧多粥少的国家助学金增长百分之五十，这不是政府诚意对教育的投入和学生的关爱，而是维稳经费的一部分，是一种潜在的投入性收买

47：程映虹：1958年毛泽东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炮击金门…毛泽东暗地里给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只许对海峡对岸的同胞狂轰滥炸，绝对不许伤到美国护航舰队的一根皮毛。换一个人下这样的命令，恐怕要被今天愤青的口水给活活淹死。

48：出了院来，偶尔看新闻，得知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市场中的强拆、血拆之外又添了新兄弟——误拆，实在可喜可贺，恭喜中国强势集团的反人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49：秦晖论证凡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美国、泰国），便是中共着意妖魔化的敌人，反之亦然（俄罗斯和红色高棉）。对此流沙河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亦有申说。http://is.gd/jcu5Z

50：曹长青：共产党是只狼，……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要寻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温和的狼，结果不断地被狼吃掉，有些成为狼的一部分，虽然可能不是主观上，最後中国还是被狼统治。

51：麦燕庭：在中国政府肆意打击异见学者刘晓波及其家人朋友到挪威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后，大学的民意调查计划发现，港人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较半年前大跌七个百分点，只有21%，而对”中国人“身分的认同感，也低于九七年香港回归时。

52：央行近日在全国50个城市对2万户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降至13.8%，创1999年第4季度以来的新低。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比上个季度上升15.6%。

53：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员约翰·李12月20日《华尔街日报》撰文：“尽管中国跟其他国家有三十年的经济交往接触，但北京做出的反映显示，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在内心深处心虚胆怯、甚至是草木皆兵的政权。”

54：约翰·李：说到刘晓波，这位中国的异议人士，或是北京所说的‘犯罪分子’，并不是西方阴谋的产物。他是中国公民，除了一年之外终生在中国居住。而刘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以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以及《08宪章》所提倡的其他的政治和社会自由也跟过去二十多年来北京向西方所许诺的东西没有多少区别。

55：美国之音：一名联合国食品调查员奥利维埃·德舒特星期四说，他已经和中国当局官员就赵连海一案进行过交谈。赵连海组织抗议活动，要求对毒奶粉患病儿童的几千名家长进行赔偿。…这种迫害会阻碍人们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仗义执言。

56：12月23号，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危害人类罪”。21个国家已批准加入，66个待批准，但中国拒绝参加。

57：国新办23日发表《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说，从2000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通过免除这些独裁国家的债务，共同杯葛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这就是中共的洋人维稳战略

58：佚名：所谓垄断部门，就是权力失控的产物，其行事逻辑和失控的政治权力一样。失控的政治权力要撞到它自己逾越不了的障碍才刹车，垄断利益集团也只有膨胀到“人性的边界”才放手

每周一推（66）：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每周一推（66）：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

冉按：这是我在网络上多处看到的一个帖子，只是我至今仍没查到是出自于谁对吴国光先生的访问。以我对吴国光先生观点和文章的了解，这个访问应该是真实的，其中的观点也与吴国光先生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一脉相承，因此我在不知道原始出处的情况下，也决定转载此访谈。我在文章后面附录了我转载此文时的网址，同时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标题进行网搜，自己做福尔摩斯，从中探出访问的原始出处。

我赞同吴国光先生的见解和分析，我也不同意这个体制内还有谁有能力来推进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我理解一些知识分子同仁们对体制内进行政改呼吁的愿望，但愿望不是事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在邓小平以后，没有谁有进行政改的担当，也不存在一个君临天下的强力。谁都害怕这个糟糕的体制在自己手上出机器，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谁也不干净，他们担心的一旦政改不顺，就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担当。集体领导下的政改不会有寸进，倒是在向左的方面退步的时候，大家会来疯狂地表演自己是红色政权的接班人，集体领导的九常委会充分地表现一个比一个左，所以继续倒退的概率相当大。

再者，多年以来海内外一些个人和报章杂志，在分析中共高层政权时，特别喜欢八卦式的言说中共高层如何分裂和内斗，其实正是这种思维延续了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模式。其实八九以后，这种模式已然死亡，但大家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从而延续不少人期盼在体制内进行政改的奢望。这种奢望，倒是配合了官方苟延残喘的执政理念，当社会出现危险，便有人（如温家宝）被授意出来喊几句政改的空口号，以舒缓民意，进一步吊足民众的胃口，以便缓解诸种矛盾。吊诡的是，温家宝的政改均在刘晓波获奖前两个月密集出现，倘若再加上外交部的威胁斡旋，谁又能说温关于政改的言论，不是整体阻止刘晓波获诺奖战略的一部分呢？或许从中共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刘获诺情势已定，温就再也不对政改发表任何言论了，下一次要到何时才发表关于政改言论的表演，自然大家可以进一步观察。

吴国光对中共整体维稳认识的深透程度，远超许多在国内深受维稳之害的人。中共维稳是一种整体维稳，是一种中央极权式的运作模式。公安部的情报中心以及各地公安局的联网，在有互联网后，会更加方便快捷。基层芝麻小官所出的丑事，也可能会出现中共高层出面封锁的情况，除了吴国光所说的他们有共通利益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也来自网络。在瓮安、邓玉娇、石首等诸多地方事件发展成全国性的大事件后，我早就说过，网络的存在使任何轰动性的地方事件均变成全国性事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也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像原来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推卸责任犹有可说，也可以藉此将民众训练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从而使中央政府“岿然不动”，但如今这样的盘算却不灵了）。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制度腐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官相护外（吴国光说的基层官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保护伞，甚至可以通向中共高层，即是此意），也有信息的相对自由流通，把中共高层和基层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也同意吴国光先生的观点，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临末必须说明一下，此文许多网站转载时名之曰《前赵紫阳智囊：中南海殊死抵抗》，我认为有一点标题党的嫌疑。因此我据吴国光先生所谈内容，拟了个比较中性的标题《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特此告知诸位。由于没有征得吴国光先生的同意，特请吴先生鉴谅。2010年12月25日10：51分于成都

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 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 87 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前赵紫阳智囊：中南海在做殊死抵抗：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55451&id=1030247。

新书 不分东西 第一章 偏见是怎样来的？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0) | 标签:不分东西, 闾丘露薇, 书

01. 偏见是怎样来的？

2009 年11 月，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一名常驻北京的美国记者，在Twitter 上面用“fake white house reporter”，也就是“冒牌白宫记者”的用户名进行了实时的报道。当然，从这个标签就可以看出，这是用来和那些可能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坐在空军一号后面、记者专机里的真白宫记者们开的玩笑。

这个假白宫记者的报告在Twitter 上面非常受欢迎，了解中国的老外们看后会心一笑，而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老外们来说，这样的报道角度非常有趣—这种角度肯定不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上面，即便是真白宫记者真的有这样的感触，但在新闻报道中也是看不到他们的个人感受的。

以下内容便是摘自这位“冒牌白宫记者”的Tweet。我在他的每条Tweet 后面，写下自己看完之后的直接感受，其实是想尝试分辨一下，也思考一下，到底他是在嘲笑同行对中国的无知，还是想透过这种玩笑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因为了解程度不一，对一个记者的报道以及他的观感会产生多大的差别。

“冒牌白宫记者”的真实报道

北京现在有星巴克和奢侈品商店了。

在很多美国人的印象当中，中国甚至可能还停留在留长辫子的阶段，这不是开玩笑。贾樟柯就告诉过我，一次他在国外遇到一个外国人，对方说之所以来看他的电影，是为了看看中国人的辫子。而这名外国观众说这话的原因，到底是外国人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信息，还是因为这个遥远国度自身拥有的神秘感？

兰博基尼豪华轿车店门前有人骑着自行车运煤，北京对比好强烈！

这完全是视觉冲击，一个让美国人看不懂的中国。因为即便在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排在全球第一位的美国，看到街头有流浪汉也不会让对方感到惊讶，但是看到人们依然使用相对比较原始的生活工具，则会让对方无法想象。

我们的采访车一动也不动，我想是不是中国政府在试图钳制我们的新闻自由！

这是初来乍到的西方媒体记者非常自然的反应。他们已经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固有的印象，即便是潜意识的，但在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时，就会反映出来。当然，更主要的是他们不了解北京，不知道北京的塞车之苦，而对于那些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来说，采访车一动不动，一定已经习以为常。

采访车现在开向奥( 巴马)- 胡( 锦涛) 记者发布会现场。我迫不及待地从这边的车窗看真实的北京。

幼稚？天真？

不确定能否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发推（Twitter），听说在这些地方会有一个大防火墙。

算得上一个专业记者，能够想到用自己的实践来确认传言是否真实。

年轻人抛弃红卫兵制服，穿上了牛仔服，喝上了可口可乐（在主要大城市已有售）。

看得出来，这名冒牌白宫记者看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不过都是那些描写关于中国“文革”历史时期的书籍，不过也不能怪他。2007 年我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曾在学校的校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哈佛关于中国的研究重地：东亚研究中心，更多的是停留在对过去中国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商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反而让大家看到了今天的中国。

他们宣布记者发布会“没有问答单元”。他们没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吗？

很典型的价值冲突。对于美国记者来说，提问的自由是获得美国宪法保障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关于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报道当中，没有一场提问的联合记者会在美国媒体上占据非常重要的篇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故意的妖魔化，而是因为人们价值观的不同；而在美国媒体看来，奥巴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是一种不称职的妥协。

左将军炸鸡在哪里？自从蒙代尔选战（1984 年）以来，我就没这么饿过了！

美国人对于中国菜的认识有限，尽管在美国有数不清的中国餐厅，但是食物却总是只集中在几个品种上，比如芙蓉蛋、宫保鸡丁、咕咾肉等。加上这些中餐馆的味道水平落差很大，其实很难说这些喜欢中国菜的美国人，到底是不是懂得中国菜。这也让那些真正享受过了中国地道美食的美国人很是觉得骄傲，因为他们吃过的才算是真正的Chinese food。

我们等待的时候，人民大会堂肃静下来。我感觉到自我重要（self-importance）的味道，哦不，我是说历史的味道。

感觉到作为记者的那种使命感。美国记者里面，自由派占了绝大多数，相对于保守派来说，他们更追求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

希拉里坐在前排中间位置。拜托，她总是坐到那个位置。

他们来了。我的记录历史（我意思是说报道历史）的工作开始了。

胡锦涛说会谈是“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哇喔！

胡锦涛说美中关系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他真的，真的很有主席视野。

胡锦涛说他同意“建立伙伴关系”，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我发现我自己被迷住和说服了。

胡锦涛的头发为什么黑得这么完美？太厉害了！

胡锦涛说：“我们两国需要反对和拒绝保护主义。”不懂，我们不是需要更多保护，避免恐怖攻击吗？

胡锦涛说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伊朗核问题。这个人喜欢对话。

奥巴马开始讲话了。（打了哈欠）什么时候我们能返回宾馆，拿到讲话脚本？

奥巴马仔细重复“正面的、合作性的以及全面的”这些词语。好礼貌的客人。

中文翻译听上去比较长。他们肯定背着我们加了不少东西。

奥巴马还在说。我听到很多人说起的那些国庆阅兵女兵们在哪里？

显然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要让我们的环境记者去处理那些部分。

奥说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必须显示和平意图方面“达成一致”。听上去他真的把胡锦涛迷住了。

奥说了一些关于人权的无聊东西。

奥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很高兴他没有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发动一场战争。

胡锦涛和奥巴马握手、微笑，然后走开。我没能和他们说上话，浪费我的时间。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因为从中可以猜出，所有这些文字，都不会变成新闻的头条，因为新闻，原本应该存在于记者提问的部分。对于预先准备好的讲话，记者们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而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对中国存有偏见，而是西方新闻的规律：媒体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监督者；是看门狗，而不是宣传员。而且，美国媒体对于自己的总统，要比对待别国的领导人更加苛刻，因为说实话，在美国媒体人看来，只要不是涉及自己受众的利益的，其他的人都是不相干的。

去吃午饭了。迫不及待地要吃真正的“炒杂碎”！

紫禁城很不错，但如果有个星巴克在附近就更好了。

看得出来，这是这位冒牌白宫记者在嘲笑真白宫记者—他们不知道关于故宫和星巴克之间曾经发生的一场风波，因此也就对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主义不会有任何的感触。

我不在国宴的报道组，因此我没办法确认胡锦涛是否会用刀叉勺。

在大董烤鸭店吃了北京（Beijing，正确拼法）烤鸭，我的中国主人说店名的意思是“大的董”。

中国人民真友好！刚刚在紫禁城和接待我的艺术学生喝了茶。马上要去买点艺术品。

刚刚电话采访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向我解释了“关系”这个词，太棒了！

专家说，“关系”是无法翻译的中文词，这种东西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在和总统去机场的路上。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抱怨这里的交通，问题是我只看到了空荡的道路！

另外，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说长城阻挡了互联网。

也别和我提什么污染。天空在这里比在度假胜地汉普顿斯还要清洁！再见北京！

看来这是在说明一个问题：不要说中国，单单是北京，也不是靠自己的眼睛便能在一两天时间里了解全面的，在好像游客一样的真白宫记者眼中，和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眼中，中国或者北京，两者看到的当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这一组虚拟冒牌白宫记者的报道，更多的是拿自己的同行开玩笑，但是在这些貌似搞笑的话语中，却能够让人看到，中国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其实和我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有着太大的差别。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当亲身来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产生的不单单是文化上的冲击，更多的是观念上的冲击。这一切，会让别人误读中国，也会让中国误读别人。

中南海的鸟和世博会的啤酒

不过看完这位冒牌白宫记者的玩笑之后，我们来看一名真记者在她的报道以外的个人化文字，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博客以及微博之后，记者们的报道，已经不再局限于可以登上报纸，或者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这些运用社交媒体所展现的文字，这当然会增加更多个人的主观意识和评论，也就是说，更像是一个人的日记。但正是这种个人化的记录，往往能够让我们从这些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的新闻细节里，感觉到更多的东西。

这名记者在Twitter 上的身份是“德国之声”，她在2010 年5 月份跟随德国总统克勒访问了北京，并有机会进了中南海：

—我们正在前往中南海的途中。我、《明镜周刊》的记者，还有德新社的一个记者正在穿越北京的街道。我们三个获准进入一般情况下很难进去的中国政府所在地。超兴奋！

—在中南海，一切看起来都还像是帝国时代。所有访客只能从西北门进，部长们从西门进。那些红色的皇帝们呢？他们从哪个门进？我们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我们。

—中南海里的鸟叫得又响又好听。记者们问，那些鸟是真的吗？一个服务员说，是真的。不过当心！它们也拉屎！它们叫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鸟都好听。

看得出来，“德国之声”对于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中南海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包括整个中国政府的运作，甚至是每个中国领导人，在外国记者眼中都充满了神秘感。但是对于那些常驻在北京、经常采访双边活动的记者来说，相信没有人会有这样重的好奇心—不管是中南海里面的车子，还是会场里面使用的扫帚，都成为“德国之声”拍摄分享的对象。当然，这些细节，对于中国受众来说同样有吸引力，因为能够有机会看到中南海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屈指可数。

离开北京，德国记者们和他们的总统一起参观了上海世博会。我发现，也许他们是德国人的关系，他们能够发现一些中国人，或是不懂德语的中国人很难会去留意的细节。

—德国馆日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一场小小的欧洲古典音乐会。他们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曲目，可是，莫扎特不是德国人呀，他是奥地利人。不过，无所谓了。中国游客在排大队等待时间过长，他们不仅责骂德国馆的工作人员是“纳粹”，连奥地利馆和瑞士馆的工作人员也被骂作“纳粹”。（看来，讲德语的都是。）

—看完中国馆里介绍的内容，我们不禁会问：怎样再度创建更美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呢？我们都很茫然。因为按照电影里所讲的，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相当和谐了嘛。

—德国馆里的啤酒价钱真不敢恭维，小麦啤酒55 元，豪夫堡49 元，就算是慕尼黑人也喝不起呀。慕尼黑已经很贵了。

—克勒总统在一场讨论会上说，世博会是一个让人们相识的合适的场所。他认为德国斥资5 000 万欧元参与这次世博会是一种正确的投资。“什么？”在场的德国记者的声音都劈了，“就来修这些竹子搭的房子？”德国记者们惊恐地问。

—“不是，不是。”一位知情人士赶紧解释道，“是全部的花费。在场的一个人说，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为欧元区的麻烦担忧啦？

—我在世博园迷路的时候还偶遇了一位王教授， 他的头衔是“Translatologe”，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个词。用汉语讲就很简单，他是德语系副主任，他为德语区的重要领导人担任翻译，明天会为克勒总统担任翻译工作。他还为“德国之声”的一些员工提供过培训！

—那个卖盗版海宝的四川小贩跟我说，德国是个很受尊重的国家。克勒总统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很好！很好！那然后呢？

如何总结这次德国总统克勒对中国的访问，这名记者的Tweets 里面有这样一段：

—德国记者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总是迅速地就准备接受承认中国的事实。比如说在人权的问题上，政治家们好像很容易接受中国的人权情况异于我们西方的说法。

有争论说对于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便在德国记者之中，大家都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觉得可以接受，有些则会持质疑的态度。而同样的，对于中国，在西方记者甚至是西方公众当中，也会产生这样的争论。

之所以把一名假记者和一名真记者的观察和感想放在这里，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偏见是怎样来的，如何才能够减少偏见。

很明显，如果对一个国家缺乏了解，或者所有的认识都停留在某一个层面的话，就算有机会亲身接触，也很难产生准确的判断；即便是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别的国家，最终也会因为文化或价值观的不同而无法理解对方。就好像在中国馆里，当我们用美好的影像让大家来感受中国过去30 年变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很多人存在同样的疑惑？30 年之前的中国去了哪里？就算我们关注的就是过去的30 年，而现在展现出来的生活已经如此美好，我们的城市接下来还需要如何发展呢？

当然，这名德国记者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她在参观中国馆的时候，观看的是《和谐中国》这部影片，而我坐在中国馆里，观看的则是陆川导演的《历程》，这两部八分钟电影在世博会期间的中国馆里交替播放。我总是在想，之所以要播放电影，是希望透过八分钟的时间，让观众感受到新中国的变化。其实对于中国受众来说，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知道，在他们懂事之前，新中国是怎样从成立之初走到今天的。因此在世博会上播放的影片，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播放给外国游客观看，让他们感受变化中的中国。如果确定了受众目标之后，那么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让这些不了解中国、却又希望了解中国的人，在八分钟里产生一种相对准确的印象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这名德国记者观看的是另外一部影片，应该就不会有之前的困惑了。

立场在先，是非在先？

2006 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原本以为中国应该是美国媒体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话题，结果却发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并不是太多，如果有的话，也都和负面新闻报道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看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关于美国自己的负面新闻要更多。

一直很好奇，新闻的“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是否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在我学到的新闻理论当中，只有“新闻报道”和“新闻宣传”之分，即reporting 和propaganda 的区别。

不过在一场金融危机后，或者更向前一些，应该说是从2008 年奥运开始，中国开始频频出现在国际舆论当中。如果说2008 年底的华盛顿20 国峰会，中国出现的频率和篇幅低于预期的话，2009 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中国俨然已经变成了主角之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了，在承担大国名声的同时，当然也被期待肩负起大国的责任。经过争论，中国同意分摊联合国费用的比例从2.7% 增至约3.2%。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解释说，这显示出中国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事实上，当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越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但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大国，除了经济实力，还有其他的标准。在以公民为单位的世界排名当中，中国依然排在我们眼中的很多小国家的后面。

在全球化的热潮中，中国的产品走遍全世界，中国人走遍全世界，中国崛起的名声也走遍全世界。但是在同一时间，中国在其他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却在下跌。2008 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www.ccfr.org）在全球范围内做了一个关于亚洲国家软实力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不论是从相对角度还是绝对角度来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反应冷淡。在一个从1 到100 的情感温度计上，中值50 表示“一般”，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热度一直处于50 以下，并且从1999 年的47，跌到2004 年的44、2006 年的40、2008 年的35，显示“很冷淡”。

再来看看中国的《环球时报》2009 年在中国五个大城市进行的“中国人看世界”的民意调查，其结果和平常网络上那些反西方的激烈批评言辞出现落差。虽然美国被中国人骂得最多，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还是美国，之后分别是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日本；至于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

赞同“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的比例，从2008 年主办北京奥运会时的最高峰26.8%，下降到只剩15.5%，而认为“中国不完全是世界强国”的比例也相对上升，从2008 年的43.7% 升到了58.4%，显示出人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转趋保守、谨慎且低调；不过也有受访者认为，中国强势经济带动强国形象，使得西方国家采取明显遏制行为，2008 年认同这个看法的人有31.3%，比4 年前多了7.6% ；而认为“西方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但没有明显行为”的人更接近半数（47.4%）。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妖魔化中国”，就会发现大量的批评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数据、有实例，而且能够指出西方报道当中具体的错误。这些被报道出来的错误，是西方媒体的故意，还是缺乏新闻专业的体现，还有讨论的空间。在报道的价值倾向上，如果带着意识形态来看问题，就会变成了立场分明。

但问题在于，是立场在先，还是是非在先？如果我们能够先搞清楚对错，再来讨论立场，是否会更有说服力一些呢？

其实，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对于外国、外国政府、外国政要，所有的印象都是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然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印象。那么，中国记者的报道是否准确，是否会出现文化价值观上的冲突，是否会因为记者本身对于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了解，从而产生偏颇，同样也被资深记者拿来取笑呢？

我在想，或许应该创造一个虚拟的“假中国官方记者”，即“fake Chinese official reporter”，在Twitter 上报道自己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然后看看他所报道的和一个真实的美国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会不会也出现文化、观念、价值观上的冲撞。至少可以想象到一点，一定会让不少第一次到白宫的中国同行产生共鸣，那就是—原来白宫这么小，还如此破旧；同时也会觉得奇怪—如此威严的白宫草坪上，竟会有如此多的电视台架起了机器，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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