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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0日星期日

答熊培云: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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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男方暴色 | 评论(61) | 标签:熊培云, 药家鑫, 张妙, 公正, 宽容, 死刑

就在今天早上,我在猫眼上看到一篇熊培云谈药家鑫案的文字。实话实说,对于熊老师洋洋洒洒的漂亮文字,我未敢苟同。我没有不承认先生你不是一个胸怀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者。你也曾谈到"没有谁不惋惜张妙的惨死,没有人不痛恨药家鑫的残忍",甚至阐明自己的文字并非为药家鑫辩护。但面对"极大的民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你质疑了、止步了,这可能也与你自己所说"对此案并没有太多关注,只是知道微博上对此讨论热烈"所致,于是你劝诫群情激愤的国人: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而我所先看到的,却是第一位留言者的寥寥几笔: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这也恰恰是我个人的观点,于是便拿来做了此文的标题。切莫见怪。

我承认,打倒一篇文章有时需要一篇文章或者万千著作,有时也只需要简单的几个字。很不凑巧的是,你的千字文章倒下的情况属于后一种,因为它在这十二个方块字面前不堪一击。这并非我妄言,若把你的那篇劝诫文章和这同一句式的十二个字并列排放,四两拨千斤之意味便油然而出了。你在微博上留下五点箴言,面对回复当中的群起攻之便觉充满暴戾之气,心有不满便快意删除。于是开始感叹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充满暴力,生活在这个国家,暴戾之气却是随处可见的。

国人暴戾,是当下实情,网上网下,言语不合便拳头说话这是常有发生的。暴戾绝非所有人的最终解决办法,此点我表示赞同,我也希望能够主张宽容,可是现实当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暴戾成了所有人到最后唯一可选的解决办法,这是别无选择。事出有因,因为选择暴戾来充当火把的办法是遭遇了几乎难以翻身的不公正。

先生提到五点,那么我也提出五点,来借着这篇文章谈谈先生到底在哪里止了步,又在哪里绕了弯。我敢保证,我绝不饱含热烈激昂的忿忿情绪。此时此刻,我很安静,安静到即使发表了什么不合逻辑的言论遭人拍砖也不会就此删去。

第一,药家鑫案跟废除死刑不可混为一谈,根本就是两个概念。熊老师坦言自己是个死刑废除者,我不敢保证大多数人是否都有暴力倾向,但我绝对健康,包括身体还有心智。药家鑫先撞后杀,手段恶劣,罪行已不需要太多证据来证实。根据现有刑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不为过。但辩方律师抛出"激情杀人"之说,央视专家当众"奶孩子"的场面,以及现场居然召集400名药家鑫同学联名签署免死提案这一系列事实,你不能否认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策划的群体行为,根本在于为药家鑫保住一条命。于是才有了部分律师所说"药家鑫案是废除死刑的最好范本"的说法。没错,废除死刑需要一个典型个案,但很可惜,药家鑫案不是。所以,不要混为一谈。

第二,于是以上所说又可以反驳熊老师的第二个观点,你也明白,如你文中所述"在中国,审判经常受到来自官方(上级部门的干预)或者民间意见(所谓"民愤极大")的影响,也不是什么秘密"。可是,试问一下,最近几年在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社会事件中,大部分又是谁笑到了最后呢?官方握权,资源丰富,民间有嘴,口水横流。官方的平台不让民间说话、官方的专家不说民间的话、官方的指令违背民间的意愿,难道这些都是可以凭借民间的几百几千张嘴去改变的?目前看来,此举很难,因为死者张妙的老公张显和他两岁的孩子还没有真正上过中央电视台。谁在更有力地影响案件走向,不言自明。

第三,中国老百姓有自己的传统认知,也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便能通过一个案件就能改变的,这需要时间。对于他们的这点"难以宽容"作为一个观念超前者你可以批评,但更多的需要理解。何况这也并非是他们自己希望的样子。"社会没有宽恕,对生命无以敬畏"这是比死刑更恐怖的景象,我承认,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平头百姓是随意可以被捏造的泥人,真正的大手不属于他们。该问问,是谁先放弃了宽恕,是谁先对生命进行了亵渎?这在每个人心里是有标准答案的。再问问为什么?我给个参考答案,是因为逐渐拉大的差距导致的不公正,是不公正先灭了宽恕,先灭了对生命的敬畏。这是源头。

第四,熊老师为了阐明"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这样一句令他颤颤巍巍写下的话,举出了11年前南京德国奔驰外方副总经理一家被四个中国小伙子灭口的案件。法院判处死刑,但被害者母亲从德国远道而来要求宽恕四名待执行的死刑犯。虽然并未成功,但也仍然得到了熊老师的大加赞赏,并感言"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当然,也请看清楚,是被害人的母亲要求大赦四人,她是绝对有资格的;然而在法庭上当所有希望保住药家鑫性命的人将他曾经获得的荣誉交给张妙的丈夫张显手中时,这个男人说:"我不看这些,这些都是垃圾,我只要求判他死刑。"如果在判处药家鑫死刑的判罚上我们没资格,那么在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药家鑫的事情上,你也没有资格。

第五,说点不正经的吧,对于我们广大比较听话的人民群众,起码对于政府,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的地被征收了,他们的房子被拆了,他们的墓地涨价并且开始要交续墓费了,他们的饭菜里又多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他们的车子又因为油价不得不抛锚了,他们的子女被潜规则了,他们孩子的学校在地震中塌陷了……诸如此类,他们也只是不停地抱怨,不停地上访,不停地向祥林嫂一样重复再重复做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政府当中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甚至可以为此集体下跪,丧失尊严,也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正如早上我一个同学对我所说:你要理解和宽容我们的政府,我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已经够好了。对他的话,我不做评价,但对我们的普通百姓,他们已经够宽容了。正如韩寒之前博文所说一句:像我这么好,你去哪里找哇。所以,切妄谈我们的社会缺少一些必要或者不必要的宽容。

以上也大致是我的想法,很简单,还是那十二个字: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简单说来,社会公正是社会宽容度的鱼缸,鱼缸不存在,基本上养不了鱼。你首先想到的是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在中国,也请在前面加上"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宽恕"。熊老师是南开一学者,我只是屁大一草民,不知上面的话,会不会也只如一屁响而已?

即便如此,也愿此屁臭气熏天。

附熊培云原文: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159586

知道微博上有不少人在讨论,零零散散看过几眼。一个印象是,场面宏大,群情激愤,大凡反对判处死刑的,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承认,我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具体写作方面,通常只做观念上的陈述,而不涉及具体的案情。若干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的文章,表明自己因何反对死刑。就在昨晚,为了解药家鑫案,我在微博上简略谈到五点,以求抛砖引玉:

1. 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 2. 你可能不只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在杀一个人。 3. 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 4. 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 5. 若我被杀,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

"引玉"不成,引来一堆砖头,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短短半小时,有近500条回复,多半是针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先杀了你……"云云。更让惊奇的是,几位看似温良的女子,也嚷着要提刀索取公正了。记得在上篇专栏里我特别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充满暴力——"无知的军队在黑暗中混战",虽然我不曾因言论受到直接的人身伤害,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暴戾之气却是随处可见的。

不想纠缠于这种暴戾气氛,随后我删除了相关微博。我喜欢安静,若无讨论的气氛,不如"见坏就收"。而现在,夜深人静,借着这篇文章,有必要对我的上述观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这大概算是一句西方谚语了。我引用它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人是不是要被判处死刑,应该由法官来定,作为民众,虽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过于轻率,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无论自己还是他人生命的重量都是一样的。

由此,才有了第二点——"你可能不只是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是在杀一个人"。先不论药家鑫的结局如何,在中国,审判经常受到来自官方(上级部门的干预)或者民间意见(所谓"民愤极大")的影响,也不是什么秘密。如今虽已告别了群众运动的年代,但因为"民愤极大"导致犯案者被判死刑的事情亦时有发生。在我印象中,2000年天津曾经发生一起泼硫酸的案件,那位叫刘金凤的女子便是在媒体密集声讨下最后走上法场的。民意一旦主导法庭,代表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就不再是法庭,而是分贝最高的那一部分民意。

第三,"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这句话是想纠正一个错误,即现在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杀人犯若不偿命就等于逍遥法外。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罪犯而言,终身监禁的活刑,其惩戒作用并不一定比死刑差。至于有人担心有门路的杀人犯两三年就可能出来。若真如此,从逻辑上说最需要改变的当是堵住相关司法漏洞,而非让原本可以不死的人继续去死。

第四,"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这个判断来自我多年所得的经验与判断,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举例说,2005年11月9日,艾绪强在王府井开车撞人致多人死亡,此为社会之大不幸;而在庭审过程中,部分受害者家属希望分割艾绪强可卖的器官以求赔偿,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幸?

第五,"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我承认,我很犹豫是不是要写下这段话,它是一份简单的个人告白,但并不止于此。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不要永远生活在"我要报仇"的回声里。而我能有此觉悟,其一自然是因为了解宽恕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年前听说了那个震惊中国社会的德国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据查,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即所谓"激情杀人"。四人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

让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专程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相关案情后,老人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位年轻人死刑。不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拒绝了受害者家属的求情,维持死刑的判决。故事并未因此结束,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

为什么要在一具尸体上寻求不可能完成的公正?读到这样的故事,您也许渐渐能理解我所说的"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了。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有罪者如果能够真诚地悔过他对另一个人的杀害,他会尽量去弥补他的过失,去帮助受害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个人被杀,国家再杀杀人犯,实际上连续做了两次减法。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以上是我大致的一点想法。只是简单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竟然被许多网友喊打喊杀,"先扎你8刀",让我再次看到"民愤极大"的内涵。谢天谢地,好在只是在网络上。如果是在一个广场上,面对这群人,我是不是要成为"人民公敌"了呢?

这个社会会好吗?此时,我最想说的是,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无所不在的戾气与不宽容。它们随时可能暴雨成灾。

没有谁不惋惜张妙的惨死,没有人不痛恨药家鑫的残忍。在此,我更无意为药家鑫的恶行辩护。然而,面对这个社会随时可见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首先想到的是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你了解当年的南非是如何终于走向和解,如何避免冤冤相报,就知道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在面向一个可期的未来时,在日常的辩论中培育宽恕与和解的精神将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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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周刊: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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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Oh My Media!!! by 梦里狩猎 on 4/7/11

    2011年10期 《凤凰周刊》 黄章晋

    3月18日,在不断询问和要求下,日本驻华大使馆终于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独立接受中国国民捐款的账号。此前,日本大使馆仅向询问者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接受方。

    来自中国人的前所未有的善意和热情,起初显然令日本人有些意外。但这或许是此次日本人在地震后最大的收获。

    感动日本与感动中国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2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中国"两会"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将一份文件交给主席台上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几分钟后胡批完字,文件又到旁边的温家宝手中。接下来,主管救灾的副总理回良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主管外交的戴秉国接到工作人员提示后离席。注意到这一幕的外媒猜测,也许是因为日本地震。

    日本政府震后第一时间宣布接受一切外来援助,中国政府是最早响应者—提供相当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13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日本;14日,中国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东京;18日,胡锦涛亲临日本大使馆表示哀悼。

    中国救援队的到来,获日本媒体大幅报道,连平时很不喜欢中国的读卖电视辛坊治郎和朝日电视的古馆伊治郎都给予了中国救援队极高的评价。

    让日本人意外的是普通中国公民对日本地震的关切和同情。日本社会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日本的排斥和仇恨,但地震后,在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舆情民意的网站上,中国网民对日本的态度有了巨大扭转。最直接感受到中国人善意的,当属在华工作的日本人,有人收到多达几百条来自中国人的慰问短信。

    3月16日,济南亚冠赛事山东鲁能对大阪樱花,客队入场时,没有惯例的嘘声,只有热烈的掌声。之后,全场肃静起立,哀悼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遇难者,在场的日本球迷情绪失控,泪水奔流,齐齐打出横幅"谢谢中国救援"。

    3月20日,在中国专职扮演"鬼子"的日本人矢野浩二突发奇想:把他感受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关切传达给国内。当天他就在在三里屯一带录下了150个人的视频祝福。

    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同情,是人性的力量,也是对日本在汶川大地震时的表现的积极反馈。

    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同样获得了中国媒体的特殊关照,尤其是他们在每挖出一位遇难者时集体肃立默哀的入殓仪式,获得了普通中国人的极大敬意。日本救援队的表现,在日本的形象分上,甚至远胜于日本官方民间物资和款项的作用。

    同样加分的,还有其在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降半旗的举动。2009年5月12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同时为汶川遇难者降半旗。这条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均进入跟帖排行榜前五,网民跟帖几乎全部集中于对日本的评价,且80%以上是正面回应。

    对普通日本人在中国的善举,中国老百姓并不陌生,而日本政府正面形象的宣示,汶川大地震可谓第一遭。
    从《阿信》到丁尚彪

    日本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形象,犹如过山车,经历过一番1980年代初中日蜜月期后到1990年后陷入低谷。自1990年代以来,无论中日官方的关系如何,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在中国国民中的形象一直不曾好转。

    最能代表日本蜜月期印象的,当数在电视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出现的电视剧《阿信》。《阿信》讲述了一个佃户的女儿白手起家,经历过日本大萧条、战争再到日本战后的崛起,终于成为巨富的传奇,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个体户的偶像。

    当时的中国,在日苏北方四岛争端中,无论是出于对共同敌人的警惕还是对日本的友好,均向日本倾斜。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得白血病的小姑娘贞子折1000只纸鹤的故事,亦进入当时的儿童文学等课外读物。

    但时移世易,1990年后,中日关系很快由官方层面的渐行渐远变成民间普遍的仇日反日。进入新世纪则达于顶点。紧随"阿信"之后风靡中国的高仓健、山口百惠等人一晃而过,中国的电视台从此难觅日剧踪影。

    但新世纪后,中国部分影视作品却开始在日本受到不一般的追捧。描述中国人收留日本遗孤的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中,日本遗孤在"文革"落难时,蒋雯丽扮演的角色如天使般降临,剧情产生强烈的移情效应,使蒋雯丽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女性。

    而在中国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市场也意外获得空前欢迎,则是日本与中国国民情感中微妙相通的最好体现。这部讲述山村邮递员把职业传给儿子的片子,深沉、朴素、宁静,美学上深得日本人喜爱。中国山村普通人家的父子情感和家庭情结,居然令当时父子感情冷漠、家庭观念淡薄的日本社会,勾起了对几十年前的日本人生活的记忆。

    该片获得2001年度"日本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等多项荣誉,不但带动同名小说在日本发行近8万册,还使之被日本文部省选进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后又选入中学国文教材。

    真正算得上轰动日本的,则是2006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留学在日本的日子》的最终章《含泪活着》。这部由旅日华人张丽玲制作的纪录片,在日本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与当年《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匹敌。

    2006年11月3日该片在富士电视台周末黄金时段播出后,在日本掀起感动大潮,前后收到日本国民近400万封观后感,创下了日本收视率的空前纪录。民调显示,一半的日本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

    这部以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奋斗十余年,最终实现将女儿送到美国留学梦想的平凡故事,在日本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教科书和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该片得到"片中有许多我们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或"人生就应咬紧牙关,含泪前行,这是为欢笑做出的准备。如此世代相传"一类的感言和评价,与今天日本社会观念与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有关。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新世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上一代日本人—全世界心目中标准日本人—的特征,这些被称为"草食动物"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进取心,不愿学英语,不愿去日本之外的世界闯荡,不愿进大公司谋个终生奋斗的职业,他们更关心流行文化,做宅男宅女。

    曾经为一代中国人提供过"阿信"这种精神力量的日本,在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发现自己在本土几乎已无法再找到这种奋斗的英雄。而在海那边的中国,举国在追逐富裕的奋斗中,则无处不闪现着往昔日本人的坚韧勤奋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从阿信到丁尚彪,中日两国国民的奋斗精神,悄然间完成了世代转移交接。

    张丽玲在以一系列作品征服日本人的心灵同时,也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大国的精神

    文化的同源与相似性,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甚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过程中的经历,都使日本较所有国家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在《我为何是亲华派》一文中曾谈到一个细节:

    中国在日内瓦的一次入世谈判中,一位"极具学者风度的"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在回答西方国家代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为何要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时,津上俊哉敏感地留意到西方代表"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惊讶的表情背后"的蔑视,"我从直觉上感到日本人过去也曾多次经历过这种蔑视:即使拼命地说明也得不到欧美人的理解。这种无法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许是亚洲人所共有的吧……从心底里对那位处长产生了共鸣……"

    这种似曾相识的共鸣,使得日本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时,能更准确地抓到中国人的痛点,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与西方媒体相比,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和体察,最典型者莫过于日本NHK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NHK的纪录片能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首当归功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个每集讲述一个中国当下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系列片,刚在日本播放完毕就会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自此,NHK开始在中国网民中有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粉丝团体,各种义务翻译日本电视片的字幕团队应运而生。不但NHK每推出一部纪录片都会被迅速传到网上并被配上中文字幕,而且NHK以往制作的纪录片也会被人翻出来上传。NHK纪录片的网上传播,经由这部分人,极大地改变了相当部分中国网民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看法。

    日本大地震中,心无芥蒂地鼓励并祝福日本的中国网民中,很大部分就是这些人。这似乎象征了,在经济交流增多和文化互相渗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中日民间的国民情感开始一点点从低谷爬出来。

    同时,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此次表现出的同情和善意,乃是中国人不计宿怨胸怀宽广的一个证明。这也许不无道理。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远有甲午战争之耻、近有"二十一条"逼迫中国和一战结束日本强夺胶东半岛之辱。但当时贫穷的中国,依然是全社会以极大诚意和善意救济日本。北洋政府号召国民不计战争前嫌,停止抵制日货。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成立各种救灾团体,社会尽全力捐助日本赈灾。中国救援队和救灾物品第一个抵达日本。与当时地震中有恶劣表现的日本相比,中国人身上更体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气度和精神。

    而当时的日本则是一个横暴的、对丛林法则的崇信远超其西方老师的国家。在老师面前,日本自卑而又自负地急于证明自己。它因此走过一段独特的历史:由一个受欺压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唯一一个非西方的列强;在把丛林法则发扬到极致的同时,遭遇了彻底失败,却又成功崛起;在第一次真正在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对欧洲列强的超越或可与之媲美的同时,政治上又长期甘为一个小国。

    这种特殊遭遇,使之既拥有发达国家的观念和视野,同时又有能够体察落后国家的共鸣,其国民精神中被赋予了深沉、灵敏和纯朴的气质。生于多自然灾难的岛国,既有《日本沉没》的浓郁危机意识,又有《日本以外全部沉没》的嘲讽岛国狭隘心胸的自觉。

    今天的中国,国民对日本依然难以摆脱敬佩与嫉恨交织的情感。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体自由的不断拓展,正在不断改变这种心理。2011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越日本,这是100年来中日两国不可逆转的对比,它或许并未带来普通国民的强烈自豪,但却对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悄然而深刻的影响。日本震后,中国民间在表达关切的同时又不忘敲仇恨警钟的声音,也多少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在天灾面前我们依然要同情,因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民族。

    不能不承认,这正是一种逐渐回归的大国精神和气度。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4/07. | Permalink |收听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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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潮人装扮,逼视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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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Oh My Media!!! by Chiquitita on 4/7/11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0 版)

    赵亮

      从外表上看,纪录片导演赵亮是个打扮光鲜,走在时尚前线的"潮人",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摄影机执著记录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抬起摄影机时,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工作狂,但放下摄影机之后,他却始终流露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无力感——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3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我想下辈子投胎变成鸟,飞到哪儿都能去。"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就在这海报前重复着11岁男孩胡泽涛的愿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眨巴着哭红了的眼睛,"我从没想过艾滋病人会是这样一群人。"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云南的一个大男孩,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吃最廉价的药维持生命,每天卷起裤管,用蘸着碘酒的棉花棒一点点地涂抹正在腐烂的双腿。"那种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赵亮说。

      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生活节俭,一辈子连烟都不抽,在山里植树造林。可一次去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村人都嘲笑他"搞破鞋了"才得这种怪病。老人生命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死。过年时,只有暖气包上几个皱巴巴的小苹果陪伴着他。

      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女孩,"结实又漂亮"。在正式拍摄前,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个小姐"。可在镜头面前,这个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后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因卖血得了这种病。对她来说,保持活下去的勇气是很难的事情,"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哭"。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我喜欢穿得好看一点。"他笑起来。随后又歪着头反问,"难道外表光鲜的人,就不能去拍那些苦难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憋12年拍一个片子,这得是个什么人啊,我挺想不通!"《在一起》的录音师施谦感叹。

      但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3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施谦最早见到的则是一位异装癖,"当时我得在他身上别话筒,可我手一直抖,怎么都别不上。"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操,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

      "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个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4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5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我的立场和观点不会改变。"他更坚信,自己关注的苦难,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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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4/08.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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