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会：斯大林是卡廷惨案的主谋

原作者：
来源Russian parliament: Stalin ordered Katyn massacre
译者MarkTwain

MOSCOW – The World War II Katyn massacres were committed on the direct order of Soviet dictator Josef Stalin, Russia's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said Friday — a statement hailed by Polish officials.

　　莫斯科——本周五，俄罗斯众议院宣称二战中的卡廷屠杀案被证实是由苏联最高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下令执行的——而该声明得到了波兰政府的欢迎。

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哈尔科夫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的事件。卡廷惨案中,共有约2.2万波兰人被害,其中在卡廷森林被害的有4千余人。

The 1940 massacre of around 20,000 Polish officers and other prominent citizens in western Russia by Soviet secret police has long sour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will visit Poland in early December.

　　在1940年的西俄罗斯大约20000名波兰军官和其他杰出市民被苏联机密警方杀害的惨案长期令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于12月初访问波兰。

Soviet propaganda for decades blamed the killings on the Nazis, but post-Soviet Russia previously acknowledged they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or NKVD — Stalin's much feared secret police.

　　苏联方面曾在数十年中将杀戮归罪于纳粹，但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先前承认了杀戮是由主管国际事务的人民军需部（或称为NKVD——斯大林最为害怕的机密警队）执行的。

The statement passed by the State Duma appears aimed as a step toward Russia definitively breaking with its Soviet legacy.

　　这份由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的申明表面了俄罗斯与前苏联坚定断绝关系的决心。

Some observers have expressed alarm in recent years that Russia may be quietly rehabilitating Stalin. Last year, a quote praising Stalin was restored to the decoration of one of Moscow's busiest subway stations; this year, Moscow's mayor proposed allowing posters depicting Stalin as part of the annual celebrations of the defeat of Nazi Germany.

　　一些观察家最近表达出警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悄无声息中走上复辟斯大林的老路。去年，一句赞扬引句被恢复并装饰在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里。今年，莫斯科市市长提议允许在海报宣传中将斯大林描绘成庆祝战胜纳粹德国的一部分。

斯大林雕像一角

'This historic document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Russian-Polish relations — much mor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ourselves,' said Konstantin Kosachev, chairman of the Duma's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news agency ITAR-Tass.

　　据ITAR-Tass通讯社报道：“这份历史性的文档不仅对俄罗斯-波兰两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它同时对我们自身也举足轻重，”国家杜马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Konstantin Kosachev如是说。

Russia has turned over scores of volumes of documents this year about Katyn to the Polish government.

　　俄罗斯在本年度已经将不计其数的卡廷惨案相关文档移交给波兰政府。

梅德韦杰夫正在向波兰总统移交相关文档

'Published materials, held in secret archives for many years, not only reveal the scale of this awful tragedy but show that the Katyn crime was committed on the direct order of Stalin and other Soviet leaders,' says the statement, which also expresses 'deep sympathy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unjustified repression.'

　　“被隐藏多年的以发表材料，不仅仅揭示了这个人间惨剧的规模，同时也直接显示出这次罪行是在斯大林和其他前苏联领导的指挥下进行的。”该声明中如是写道，声明同时也表达出“对那次非正义性镇压的受害者深切的同情”。

Communist legislators tried to amend the statement to remove the naming of Stalin, but were defeated.

　　而共产党立法者曾尝试修改该申明，移除其中斯大林的名字，但我们驳回了他们的意图。

'The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that we are fighting against in other countries is also taking 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today we could see it with our own eyes,' Kosachev said of the amendment attempt. Russian officials frequently use the term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to attack perceived attempts to underpl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d Army in the fight against Nazi Germany.

　　“这种在其他国家中对历史进行歪曲的行为，在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发生，而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子低下。”Kosachev对那些意图篡改的行为如是评价。俄罗斯官方多次使用术语“歪曲历史”来回击那些希望降低红军在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的企图。

The head of the Polish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ndrzej Halicki, said he considered the Duma's statement to be a breakthrough.

　　波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Andrzej Halicki表示，他认为国家杜马的这次申明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I am happy that such a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and truth is taking place,' he said. 'It is the first such act that proves that our relations and discussions are sincere.'

　　“我很高兴这样一个和谐并揭露真相的过程正在慢慢进行，”他说。“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和探讨是出自真心的行动。”

However, Jaroslaw Kaczynski, head of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Law and Justice party, said he still wants Russia to offer a full apology and compensation.

　　但是保守派在野的正义党主席Kaczynski表示他仍然希望俄罗斯提供全面的道歉和相应赔偿。

A U.S. historian who wrote a book about Katyn, hailed the Duma decision.

　　一位写过卡廷屠杀相关书籍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次国家杜马的决定表达出赞赏之意。

卡廷公墓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a long process in which ultimately the Russian people will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ir past,' Allen Paul, who authored 'Katyn: Stalin's Massacre and the Triumph of Truth,'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卡廷：斯大林的屠杀和真相的胜利》一书的作者Allen Paul说：“我相信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第一步，而最终俄罗斯人民能真确对待他们的过去。”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何时才能正视这些共产主义的巨头们？

茅于轼：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nnrg.html

辛亥小地理：来时男孩，去时领袖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最先奔走相告的也许是檀香山牧场里的一群牛。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这样讲：1984年，甲午海战惨败，对国人的刺激前所未有，孙中山正是在那一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在那之前，他的哥哥孙眉对闹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会员费每人5元，会股银每股10元，除孙眉认购200元，其他人认购并不积极，而孙中山急着回国搞广州起义。于是孙眉开始卖牛，以每头牛六七块的价格，卖了一批牛，凑足2000美元。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从日本又回到檀香山，文化程度不高的孙眉一旦认准了革命，就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他鼓励弟弟“不必气馁，再接再厉。”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军用债券，孙眉的生意几经折腾已元气大伤，于是他又开始卖牛，变卖了一千头牛认购孙中山的“非法集资”，孙中山又筹得几万元饷款，回国继续策划起义。
孙眉愁眉苦脸卖牛的情节让我忍俊不禁，想象得到他跟自己牛依依惜别的样子。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不公平，他孙中山成就的伟业之中，也包含着檀香山的牛的血泪。而牧场里的牛们不会慷慨激昂，他们只知道一听见孙中山的脚步就骇而疾走。
如果那些债券能够对兑现，那些牧场里的牛，竟然换回了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回报率多高的一项投资？檀香山那个老实巴交农场主，才是当世最伟大的投资家。
革命总会有很多故事，那样讲起来才娓娓动听。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就有攻占巴士地狱，莱克星顿的枪声，阿芙乐尔号的炮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等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也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的爆炸声，如今都成为革命遗迹。但檀香山，这个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划着独木舟踏海而至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应该跟武昌具有同样重的分量。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波利尼西亚人一直在那里过着日子，18世纪末，他们建立了夏威夷王国，首都为檀香山。1894年，一批外来白人举事，废除王位，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因这里的檀香木贸易而得名。1898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夏威夷急缺劳工，于是到广东招工，孙中山的老乡们开始去檀香山谋生活，这其中就有他的哥哥孙眉。
那时候出海谋生完全靠碰运气，倒霉的葬身大海或病殁他乡，但孙眉成功了，他向檀香山当地政府领了一块地开垦，后来竟成为当地首富，被当地人尊称为茂宜王。政府又委托孙眉招华人去岛上开垦，大批乡人 涌向夏威夷，12岁的孙中山也登上海轮，“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说檀香山是孙中山的革命策源地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没有檀香山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历史上那个孙中山。他在那里接受美式教育，张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后来他在檀香山发动革命，并得到当地华侨钱财和人力的资助，当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檀香山重整旗鼓，他还在那里加入洪门组织，让海内外会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那个不大的岛屿，是孙中山闹革命时随时补充给养的航空母舰。
夏威夷有六个孙中山铜像，最近的一个是2007年设立，在檀香山的比瑟尔街与酒店街路口的中国城口公园，13岁的“孙中山”着长衫戴瓜皮帽，腋下夹着一本书正匆匆前行。当地报纸曾说，“来时；他是一个男孩；去时，他成为一名领袖。”
这句话当然是夸张的礼赞，不过少年孙中山在本地确实学业打进，上学时他还不会一句英文，三年后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第一名，并且由夏威夷王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这让没啥学问的哥哥孙眉欣喜若狂，激动之下他甚至拨出一部分家产转给孙中山。这份财产在孙中山撕了他的关帝画像，并准备加入基督教的时候又被收了回去，当然，后来正式造反时，这份财产又都给了孙中山，连带孙眉几乎所有的家产。孙中山的辫子是在檀香山剪掉的。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对哥哥说自己要造反，推翻清朝的统治。兄弟俩在这一点倒志向相投，孙眉划出一部分财产作为革命经费，还写信给亲友，希望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但是应者寥寥，孙中山就奔走在檀香山的各个牧场、商店、农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20多名华侨，与11月24日在一户人家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会员有香山三乡籍人何宽、石岐北台村人杨著昆、南朗安定村人程蔚南、三乡西山村人钟工宇、南朗翠亨村人陆灿，以及陈南、刘寿、刘卓、卓海等，这些农场主、银行经理、打工仔们在一起，除了通过《兴中会章程》，还像当时的社团组织一样，搞了个宣誓仪式，甚至用上了“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样的行话。
那一年，孙中山才28岁。
当年起事的那些人，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扎着辫子或散开头发，聚于密室对天发誓的场景，并不像南湖船上的中共一大那样气象庄严，煞有介事，那都是有主义的人，都知道赤色革命必将遍布神州的道理。而檀香山一间小屋里的广东乡人，则更像一群乌合之众，让人想起电影《十月围城》的谢霆锋和巴特尔，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革命什么的跟他们关系并不大，但他们受孙中山的感召，也一腔热血地参加并付出自己的所有，特别让我感到可亲可敬。其实很多革命的开头，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社团组织都发源于天地会，广东人很抱团，也讲义气，尤其出海闯荡的时候，更需要互相扶助，于是会党社团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拥有非常大的势力。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与海内外会党密不可分，1903年，孙中山已经是国内两广两湖洪门三合会、哥老会的共龙头，为了团结海外会党，同年孙中山又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被封为檀香山致分堂“洪棍”，是内八堂当家大爷之一。这样，孙中山在洪门的资格就相当高了，也得到了美洲洪门总会的支持，他们总共捐款21万美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有这样的背景，后来蒋介石拜青帮大龙头黄金荣为师父，就根本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孙中山的哥们黄兴，也是湘鄂边境哥老会的龙头，曾经率领帮会1904年发动长沙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帮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帮会，还是颇有情怀的，如果著者有心，甚至写一部《帮会革命史》。
檀香山也是康有为梁启超战斗过的地方。1898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的维新党人提出合作的建议，第二年，梁启超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跑到檀香山找到孙眉，向他宣传保皇会的主张，说这个主张跟孙中山的是一个路线。结果老实人孙眉被梁启超给蒙了，发动多数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并前后捐款10万元经费。孙中山闻听大怒，赶往檀香山发表演说，孙眉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差点坏了弟弟的大事。几年后，康有为的追随者徐勤在新加坡鼓吹保皇，谩骂革命，孙眉带了几十人赶到会场，把徐勤打得提着鞋子逃出会场。
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上，孙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以一个中国式兄长的形象，颇有些喜剧地支持着孙中山的事业，这位檀香山“土著”，从此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一笔。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眉眼看弟弟成了大总统，他的内心肯定也热乎乎的，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于是把想法告诉了蔡元培，这才有了时人推举孙眉当广东省都督的事。结果孙中山不同意，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说孙眉任粤督“决非所宜”，“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他还给哥哥写信，说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次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
没有戴上顶戴花翎，孙眉应该会不开心一阵子，但这位为革命散尽家财的老实人，听了弟弟的话，主动放弃了广东省都督的候选人资格。后来孙中山又开始讨袁，孙眉又开始默默地帮弟弟筹措经费。他于1915年2月病逝于澳门。

转载（这篇是给《海峡旅游》杂志写的小故事，乱七八糟没个脉络，欢迎给历史盲捉虫。）

“干部赴美挂职锻炼”再显山寨大国本色

（刊于今日新快报 见报标题为“赴美挂职与出国考察何异？”）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声称“中国政府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不过，这个举世无双的政府，也许需要更谦虚地向其它“无法与之相比”的政府学习。日前，北京市东城区就表示，因干部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拟将选派干部赴美国政府部门挂职锻炼。此外，该区还把建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列入财政预算，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

消息甫一传出，立即招来不少网友的冷嘲热讽。有人欢呼大国崛起：“赴美挂职锻炼这个概念好！一下子就把美国降低为咱们中国的一个县了！”有人关心锻炼内容：“去美国挂职锻炼啥呢？认真学习奥巴马的重要讲话”？有人指出其潜在附加值：“先踩踩点，以后风声紧，出去驾轻就熟”。有人玩黑色幽默：“颤抖吧，美国人，我们将带来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让你们见识前所未有的专政力度！”有人追究其经费合理性：“钱烧包了啊？社保基金不缺钱了是吧？”

平心而论，北京东城区的出发点未必是错，穿长袍的人去穿西服的文明社会走一走，也未必全无收获。远的譬如民国时期我党的“三通干部”冀朝鼎——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曾留美17年，最早提出与西方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交流的设想，具有相当的历史超前意识。近的如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做过美国纽海文市市长助理，将国外先进公共管理经验部分应用于实践，在政坛也曾博得掌声。

事实上，派干部赴美挂职锻炼并非北京东城区首创，早在2005年，四川省5名中青年厅级干部就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和佐治亚州政府部门，实习厅长（主任）助理，成为首批赴美挂职锻炼的中国官员。至于效果如何，未见追踪报道，无法置评。

其实所谓助理，英文是assistant，大概只相当于实习生，跟国内的市长助理、厅长助理等不可同日而语。像莱温斯基的名衔也是assitant——专抽雪茄的助理，呵呵。不过挂职锻炼的名衔不是重点，我更关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所谓赴美挂职锻炼，很可能只是将出国考察换个说法，因为出国考察已经臭名昭著，而中纪委监察部也早就会同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地严禁公费变相出国出境旅游。此外，既然将赴美挂职锻炼的专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就是在用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在决断之前，理应当听听纳税人的意见；在决断之后，也理应当向纳税人汇报预算明细。目前赴美挂职锻炼的选拔程序、对方的接纳实况、挂职的绩效评估等均难称透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不过又是一次权力自肥把戏的猜测。

第二、政府管理人员要扩大国际视野，就一定需要去国外挂职锻炼吗？难道不能招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进政府？我看不出东城区政府在培养国际视野方面，比市场有更强的能力。内部培训VS从市场上招纳胜任的人才，哪种方式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一目了然。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公共管理方式有太大差别，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赴美挂职锻炼的实际效果令人生疑。要知道，美国各级政府的设计初衷不是权力，制度安排总是假定政府应拥有最小和最有限的权力。这跟中国迥异。此外，美国的宪法体系，凌驾于所有立法机构享有的权力之上，这就使政府及其任命的技术官僚或专家近乎一无所恃，而公民个人却有能力抵抗公共权力滥用，且可轻易地依法获得补偿。这同样与中国迥异。干部去美国，要真学到一些观念或操作技术，譬如公共预算的透明、政府对选民负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等等，回来一试，很可能倒先把自己关笼子里了……

转载自 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作者：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