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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4日星期日

一年公务员,我觉得是在出卖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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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8-13 通过 非常日报 作者:常非常


  带着你玩 于 2011/8/5 15:08:0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当年来北京两个月时,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不是不能回去,是不想回去。考不上也不回去。 
   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大家都说你真厉害,都考上公务员了,我就觉得我还不错都是公务员了。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多事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
  
   全国人口普查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作为我们单位的人口普查指导员,经历了整个普查过程,从培训普查员如何普查到指导他们填表,到最后将表打包上交,可以说,每一步都亲历亲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这次人口普查是失败的。
  
   其实之前所有摸底调查上来的情况都是准确的,普查员很辛苦,一家一家地查一家一家地问,将调查到得内容抄在信纸上,然后仔细地将实际情况填进普查表,不知道被查的人还记不记得,那些表小小的格子多多的内容,有一个普查员80岁了(普查员工资很低,年轻人不愿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做),戴着老花镜,颤抖的手经常填错格,我老是检查出错误,他就特别不好意思地说"小姜老师,我老是错,给你添麻烦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教了一辈子的书,自己才是老教师。很多这样的老者,他们用尽心血,不是为了那调查一户5毛钱的工资,他们是觉得自己能为国家再做点什么很光荣。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那段时间,我没有周末,经常坐很久的车到大山深处去教一些普查员怎么填表;我没有早睡,因为要检查他们交上来的表的每一处会不会有错(上面规定一张表错了5个地方就要重填),终于,人口基本情况也都摸清了,大家的表也差不多完成了,我们很开心,觉得事情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过了几天,统计局带着县委领导的"指示"说表得改,我们疑惑了,按实际情况填写的表为什么要改?统计局解释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城镇人口比例和这次填的表对不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前县里为了达到上头派下来的城镇化指标,在城镇人口比例数据上做了假,其实没有那么多人进城。好吧,没办法,我们改,于是所有人通宵达旦地将一些生活的乡镇的人口硬"挪"到县城甚至是外省大城市。在做这件事得时候我难过了,觉得之前的努力有些白费了。改好之后松了口气,觉得这回可以了吧,没过几天啊统计局又下任务了,县里办的工业园区里头的人口达不到之前上报的数据了,大家得挪乡镇人口进工业区!又得改!好吧,所有人又几天不休息,挪了一部分的人口进了工业园区。做这件事得时候,我内疚了,觉得自己也在撒一个谎。我很明显地发现大家做事提不起劲了,有个老先生偷偷问我"小姜老师,我们做这个假,会不会坐牢,这是欺上瞒下啊。"是啊,这是欺上瞒下啊!这次的表还没改好,统计局又下指示了,说改了这么多次,乡镇人口又达不到正常水平了,得把这个窟窿补上。这要怎么补,凭空不能多生些出来啦!有领导说你们笨啊,不是好多死亡人口还没去公安局注销户口吗,让他们"活过来"充数吧!于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标准,很多死亡人口就硬生生当活人填了表了!做这一步的时候,不止是我,所有人都愤怒了,不仅仅是因为之前所有的认真调查都是白费,而且也为我们亲手铸成的谎言感觉到不安和耻辱!所有人愤怒地说,国家花了纳税人几个亿,难道就是要买这些假数据?我们做了这些假,不会被人唾骂吗?上交假表的那天下雨了,看着这些表运走,我转过身难过的不成样子。 
  
   我去参加普查培训的时候,老师一再强调普查的真实性,说国家就是靠这些数据来制定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可是,这些数据都是假的,国家怎么能靠假数据制定出科学的发展规划?或许你会说,中国那么大,又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而且你那只是个小地方。但我要说,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是虚假的,整体也就是虚假的,不管这一部分是多么渺小!
  
   人口普查是我成为公务员后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人生撒的最大的一个谎,我无法原谅我自己,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唾弃的人之一,是的,我是该被唾弃。
  
   之后,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工作了,平时主要也就是坐在办公室,写写文件什么的,转眼快过年了,去年好像特别的冷。过年前总有很多百姓过来要政府帮忙解决各种问题。有一天,下着雪,一个老婆婆,年纪特别大了,一大早地就来到单位,在门口屋檐下站着,看着走来走去的每个人想说什么,又只会动动嘴唇,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很害羞的样子,摇摇头站到一边去了,我以为她只是来躲躲雪,于是就进了自己房间写文件了,一直也没到门口去,到了下午,出去一看,她还站在那个屋檐下!!下雪的12月啊!她看着起码有80岁!我问单位文书她是干嘛的,文书告诉我她是来找领导解决低保的。苍天,那天是星期四,她不知道,单位领导只有周一周三才来的。。。其他时间可能在麻将桌上比较容易找到他们。可怜的婆婆等了一天。我过去要她进办公室说给她到杯热水,她拒绝了,说我在外面等领导,我说领导今天不会来了,起码下周一才来,她失望了,说那我过几天再来,然后就走进了雪地里。她的背影又瘦又小,文书在我耳边说,她就一个人,儿子不养她,往年有低保,今年不知道怎么被取消了。。。。 
  
   过几天她再来,分管领导吼了她一顿,说你有儿子找你儿子去,他那个样子跟我见到的他在上级领导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真的判若两人,老人一直在哭在重复不知道怎么过年,我想过去说点什么,一个同事拉住我说不关你的事,年轻人别惹事。我看着他严肃的表情,知道他是为我好。我退缩了。后来,所有人都散了,我给老人倒了杯热水,我只能给她一杯热水。
  
   在单位的一年,我遇到太多这样让我愤怒又让我退缩的事情,这两件不过是个缩影,我觉得我内心的正义感正在被从众心理打压,被现实磨平,我变得快和他们一样了,我开始讨厌我自己,我常常对逼我考公务员的妈妈发脾气,我怪她是她让我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心里知道,是我自己在慢慢地改变。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请假考研,没有辞职是因为妈妈不同意,我不想让她难过。但是我想,过些日子我还是会让她难过吧,就算考不上研,我也不想回去做公务员,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自己都鄙视的人,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问我要怎么活着才有意思,每天能喝上安全的牛奶,吃上健康的饭菜,平安地出去又平安地回家,所做的工作能实现你自己的愿望也能帮助别人实现愿望,这是不是一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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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外交真的是一味卖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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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8-13 通过 非常日报 作者:常非常

原题: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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