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语】教科书告诉我们，圆明园和颐和园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焚毁。时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种被洗脑造成的错觉，一直保留到很久之后。至今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冯婉贞》：咸丰庚申，英法联军自海入侵，京洛骚然,距圆明园十里有村曰谢庄，环村居者皆猎户，中有鲁人冯三保者，女婉贞，年十九……”
1989年和1991年，我先后两次去过这两处园林。当时站在圆明园大小水法的废墟上，我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愤慨外敌侵略，攻城掠地，荼毒百姓；大冬天跟几个朋友在颐和园昆明湖溜冰，爬万寿山还收费10元，这湖不就是个大水塘，这山不就是个人造小山包么；也曾留足广东虎门炮台、三元里抗英现场和保留完整的广州沙面租界。说实在的，我叹服于遗留下来的精美建筑，就像我站在上海外滩感叹一样。同样是在敦煌，解说员滔滔不绝讲述洋人掠夺壁画，但她从不提起当地官员和老百姓对壁画和经卷的偷盗、破坏，民国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有详细记载。
我想说的是，在自己无力保护或者说不能认清这些园林和壁画的价值时，而被有眼光的发现者搜罗并在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这是否是一种罪恶？爱国是有前提的，当国家不属于老百姓时，还不如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对于中国人而言，被强制要求爱谁谁，其实就是一种愚蠢的自我作孽。
恐怕没人认为清帝国的覆亡是坏事，但西方“侵略”加速其灭亡却是无疑的。有人会驳斥：刘水，你这是歪理。我只想提示：正常的外交礼仪和开关贸易，用这些文明的方式不能打开这个庞大的帝国，除了枪炮还有其它办法么？没有。其次，中国的每次社会进步都是靠死亡来推动的，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照样焚毁城池、屠戮无辜，我们的教科书上还在赞美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能够容忍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杀戮，却不能见容于洋人的杀戮，何况后者遗留下今天可见的文明遗产。我并非歌颂任何暴力和杀戮。再次，中国的衰败是自己折腾的，并非外人武力干涉侵略的结果。这个判断建基于这个事实之上：中国大陆人均GDP世界排名100多位，远远赶不上曾经的殖民地香港台湾，甚至不及非洲一些国家；万人高等教育人口，不及世界平均水准；房价按人均收入全球最高；医疗福利没有保障；生小孩要政府允许；严厉的户籍制度……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空白。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来看，中国都是一个落后国家。从这个角度理解，崛起与和谐，只是自说自话，还在延续百年前的衰败期。
历史是由细节言说并构成的，改变的是大王旗子，不变的是自由人性。
“夷祸”与“匪乱
本刊记者┃何书彬
“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都拼命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事实上，在那场著名的大火之后，对圆明园的劫掠还持续了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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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的眼中，1860年不仅是一个“夷祸”的年头，还是“匪乱”的一年。
10月15日，胜保奏称：“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著即调集各旗，即巡捕营官兵，饬令将各处土匪，严行捕拏，立即正法。”
10月21日，僧格林沁奏称：“附京一带，虽有土匪，乘机抢掠，经各处拿获者，随时正法。并经出示，晓谕居民，格杀勿论。近日稍行敛迹。”
这些盗匪中，有为英法联军担任后勤的广东劳工，有北京本地四处涌现的“盗匪”，还有从天津尾随英法联军而来的庞大的抢劫队伍。中国的“盗匪”队伍，从英法联军登陆天津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壮大。
在总计两万多人的英法联军中，有一支雇佣来的后勤部队，为数约2500名，他们全都是英法联军从广东征召来的“苦力”，任务是为联军运输物资，一些广东劳工甚至还加入了英法联军的作战队列。在攻打大沽炮台时，部分广东劳工也参加了攻坚战，虽然按照雇佣合同，他们是不必这么干的，然而他们“出奇的勇敢”，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英军司令格兰特特别向他们致谢，并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1860：圆明园大劫难》）。
不仅仅是参与作战，一些广东劳工也参与了其后的抢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北塘登陆。在登陆后的第三天，广东劳工和英军征召来的印度锡克族士兵就被怀疑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抢劫事件。
法军翻译官埃里松在他的战地手记中说，当他们进入北塘的一户官员人员时，发现那个官员和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年轻女人，四个人的脖子都被割开，鲜血一串串地掉到地上。这个官员还能以微弱的声音说话，在嘶哑地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剧后就死去了。原来是有广东劳工和锡克士兵两次闯入这名官员的家中，到处打砸一空，这一家人在恐慌之下，吞了大量鸦片，然后用剃刀自杀。
还有更多北塘居民在战争的恐怖之下选择了自杀。令“他们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夷人”，还有他们从未谋面的“广东佬”。联军把小小的北塘城洗劫一空，法国兵和广东劳工被认为是“抢劫冠军”。
一些法国人开始厌恶跟随他们的中国“盗匪”队伍。埃里松写到，从天津开始，法军行军队伍后边就跟了一批“强盗”，快到北京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法军使用武力都无法把他们驱散。埃里松说他们是“尾随部队的寄生团伙，他们像一群群乌鸦、野狗、豺狼，那些食客从北塘开始，我们走到那儿他们就跟到那儿，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
在八里桥战役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因为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和广东劳工就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英军借此也枪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英法统帅制止不了自己的部队，就拿这些广东“苦力”出气。还有三个运气不佳的广东劳工被愤怒的乡民抓住后，当场打死。《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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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的骑兵后，英法联军逼近了圆明园，这本来是一处戒备森严的禁地，但现在已经几乎无人防守。在过去的日子里，只有蒙受皇帝召见的官员，才能有机会踏进这里，普通百姓若要想进园的话，无疑是异想天开。
1860年9月21日晚上，得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的消息，咸丰皇帝决定远遁热河。皇帝离开了，皇帝的官员和军队躲在北京城紧闭的城门后面，孤独的管园大臣文丰在绝望中投湖自杀。偌大的圆明园，还有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以及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等“三山五园”虽然说起来仍是尊贵的皇家禁地，但是正在开放给任何一个想自由出入它们的人。
10月6日，法军首先进入圆明园，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英法联军组织起来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在忙着清点一大堆的战利品，数不清的宝贝刺激了周围的人拥有它们的欲望。埃里松写道，这个时候园子里却起火了，原来是附近的海淀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梯子从墙头上爬进圆明园，开始了自顾自的抢劫，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慌张了，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了去，“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
埃里松觉得，圆明园里正在上演一幕“人种大杂烩”。英军的一个随军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抢劫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
在官方报告之外，一些私人的日记和诗文也写到了中国“匪徒”和英法联军的这场“联合”抢劫。寓居北京的绍兴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写道：10月6日，“夷人至海淀，即召集畿辅亡赖，纵至大掠。”经学大师王闿运在其《圆明园词》中甚至以为，是中国“匪徒”首先开始的抢劫和放火，“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在10月9日至16日期间，英法联军暂时退出圆明园，但抢劫并没有停止。恭亲王奕说在10月13日上奏说“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齿痛恨!”李慈铭在其日记里也写道：10月11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全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10月18日，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咸丰皇帝在热河接到了新的报告，附近的强盗和小偷纷纷潜入园内，把大火之后剩下的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10月17日回复恭亲王的信中也说：“如果圆明园接着被劫掠和焚毁，那是由到处存在的中国匪徒所干的。”
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把宝鋆撤职，也革去了僧格林沁的爵职。他命令僧格林沁要一边防备“夷人”，一边清除“匪乱”。“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
僧王和他的溃兵败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一些地方团练因此组建了起来，但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却观察到，这些武装团练其实并无能力抗击太平军，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地方上的匪徒不敢出来出来趁乱抢劫。《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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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让平静的京畿乡村在1860年的秋天，伴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掀起了一场“匪乱”？那些沉默的中国“盗匪”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想法。不过，当王闿运在《圆明园词》中写到那一场焚掠时，他想到了项羽带领的楚兵楚将在秦王朝的阿房宫放的那一场大火。
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的一书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现象：一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认为是清王朝的没落。相反的是，很多人都急于趁着乱局来“抢劫清朝”。
英法联军退走之后，“盗贼”在圆明园仍然没有消失。李慈铭在日记里写到，“夷人”退兵后，清兵开始缉拿抢劫圆明园的“盗匪”。
步军统领文祥一边带兵四处查拿“匪徒”，一边出示晓谕，让“拾取”和“误卖”圆明园物件的人在一个月自动把宝贝交送到衙门，不然的话，一旦被发现将从严治罪。而胜保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先后六次共搜获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品一千三百九十多件，其中有兵丁和百姓在圆明园附近营房或道途捡获呈交的，也有从“土匪”家里查获的。
然而，这些收缴的一千多件陈设品仅仅是圆明园和三山珍宝的极少数，大多数的物件在被劫掠后不知所踪。
火焚之后，越来越虚弱的清廷曾经想过重建圆明园，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接下来，圆明园继续被“盗贼”一点点地搬空。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据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十三处建筑。但是，又经二十多年的“偷盗”和1900年无所不在的抢劫后，这些都不见了。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再一次进行抢掠的时候。“中国看客”们照样活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一个名叫王大点的北京五城公所的差役工作清闲，白天经常四处游荡，看了义和团杀教民的热闹，也见了端王带万字队抬枪攻打西什库教堂。他亲见洋人四处抢劫，“洋人数人一起，一大鞍车往南，砸瑞林祥应记的门。”王大点不甘落后，趁火打劫，抢得许多东西。而在每天日记里记下往家里搬了多少物件，则是王大点的一大乐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在王大点的笔下，从八国联军围城到占领北京，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完了美国兵把中国人犯的辫子拴起来押送后，他就到天桥闲坐、喝茶、听相声，接着“瞧过往之洋兵。”与40年前相比，在中国看客的眼中，除了洋人们面孔更多，语言更复杂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因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了圆明园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到了宣统年间，圆明园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1911年的初秋，当谭延闿来到圆明园中，看到的景象已经是“麦陇弥望，如行野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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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何书彬
昔日帝国的荣耀，沦为皇室的疮疤。而在随后百余年间，它唤醒了士大夫的家国之痛，革新人士的国家之耻，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没过多久，他就在热河行宫驾崩了，时年仅31岁。
如果说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皇帝的话，那么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烧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
感到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依照法国观察家伯纳·布立赛的话来讲“他们（英法联军）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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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将对那一幕终身不忘。
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上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这情景在英法联军的翻译官郇和的记录里得到印证：“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幕让郇和感到“暗暗的高兴”，因为此举有效地报复了皇帝，同时他也为“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终之时，对圆明园念念不忘的他亲自把同道堂印玺交给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丰皇帝在圆明园进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记了圆明园。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
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亲政”才半年，就下达了修园上谕。他说，圆明园是他的“列祖列宗”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如今旧制不能恢复，两宫皇太后也不能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让他非常不安，希望全国上下的大小官员都来“量力捐修”。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修复工程开始了。但是此时显然并非一个好时机，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日本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新疆爆发了阿古柏叛乱。在奕、李鸿章等人反对下，修园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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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官方对圆明园弃而不顾，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闿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做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闿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鹍”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
《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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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唤起了中国国民对圆明园的精神关切之情的话，那么以他的儿子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会，则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试图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记忆。
1931年3月21日，北平中山公园内人头攒动。一次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活动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光，不少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家也纷纷到来。《大公报》等主流报章也在当日的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文化事件。“圆明园”、“遗物”一时间成为了这个春天北平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
早在这次展出前的几个月，主办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开始了艰苦的筹备工作。他们很清楚，这种规模的遗物展览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梁思成等人在讲述他们的展览旨趣时，再一次为圆明园的焚毁感到痛惜。“万园之园，毁于一朝，可胜慨哉！咸丰十年至今，倏忽七十有一年，圆明园遗迹之残毁，与日俱甚。光宣之际，尚可窥见梗概，鼎革以后，即此劫后残余，而亦荡为灰烬。”
他们认为，圆明园毁于西方野蛮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当永远铭记这一惨痛时刻。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开展后，当那些满怀新奇的游人们步入中山公园水榭时，彻底为眼前的展品所吸引了。作为普通百姓，他们从未想过有如此之多的残砖断瓦可以登堂入室进行展出，更没有注意过在金石字画之外，中华文明还有如此之多可以展示的闪光之处。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物件运到琉璃厂也许卖不出个好价钱，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已经使他们深深折服，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二百年前中国确实存在着如此之高的建筑工艺。
除了一般展品之外，此次展出特别张贴了历史学家向达先生的论文《圆明园蒙劫七十年述闻》，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文章言辞激昂而又不失沉稳。在阐述了兴建圆明园的全部经过，以及回顾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全过程后，不无愤慨地说，“1914年欧洲大战起，德军侵入比境，炮毁卢文大学图书馆，历世积藏之珍籍胥蒙浩劫，其后诸国对于德人此举，深致诘责，以为罪莫大焉，庸知七十年前，英法军攻我国都……圆明园付之一炬，既掠其珍宝，复焚其名园……公法如斯也！”观者无不低头哀叹。
仿佛是对民众记忆的一次唤醒。在圆明园被焚毁71年后，普通的中国民众意识到了圆明园作为建筑在文化上体现出来的“不可磨灭之价值”，也切身感受到了圆明园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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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山公园圆明园文物展过后的六个月，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九一八事变”发生。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影响不小的“国学研究热”。他们反复申论“学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的理念，将保存国学视为了爱国保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基业。一时间，“国家与民族至上”、“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思想成为了新的思想潮流。
中国营造学社在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通过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来架构出了圆明园，架构出了一门传统科学，架构出了历史记忆，更架构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觉醒与自信，并将之注入了民族的机体，唤醒了民族的群体记忆。
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激发国人民族意气的有效意象。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籍历史教授麻伦出版了一本关于圆明园和中国的书，书中记录了大量当时年轻人的声音：
“一个有教养的开明国家做出了只有野蛮人才干的勾当。”
“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的俘虏受到虐待而愤怒，但是他们的抢掠和破坏将激起未来无数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更大愤怒。”
“毁掉一个国家最精美的艺术收藏和建筑，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和未来的人民，最严厉的刑罚。”
1937年，当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和传单被印发给公众，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侵略。
1860年的痛苦记忆，至此已完全地从皇族的“家仇”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国恨”。“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如此”。法国作者伯纳·布立赛在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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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圆明园曾经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淡出了中国人的记忆。这段时期内，圆明园在遭遇财劫、火劫、木劫、石劫后，剩下的只有土地了，而土劫更是从蚕食开始，一步步让圆明园变得面目全非。
1920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一片开阔地上拉着石滚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对准着这个中国男子，将他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了那个人的中文名字的发音——“陆元淳”。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
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此外，还有前清太监和前清旗民。
圆明园自1860年10月遭遇了“火劫”、“财劫”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了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而今，圆明园中可以利用的只有土地了。陆元淳们的到来又开始让圆明园遭遇“土劫”——人们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荒种地，取土伐林。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日益面目全非。《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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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
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19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还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中间石块砌成、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御道两边是流水和随风摇曳的荷花——文人称它们“丹棱”。19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村、挂甲屯、福缘门村里住满了在外地人。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养猪场、鸡场、鸭场。在王国安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后来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在文革期间来过圆明园，他发现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北大师生改造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王道成《圆明园重建大争辩》)。
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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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
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但是，从这里往西北部行进，从紫碧山房和鸿慈永祜交接处进入园中，乾隆在圆明园修的家庙，曾经供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影像的鸿慈永祜(安佑宫)，已是臭气熏天的大粪场。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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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而《北京日报》在报道圆明园时，除大标题以外，正文中全写成了“元明园”。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
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如果说隔海关注的汪荣祖是近亲，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魏开肇就是圆明园的近邻了。他在圆明园附园住了38年。
每次到圆明园散步，魏开肇都满怀愁绪：前湖和外朝区，本是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以及长春仙馆遗址。现在前湖南岸却是残破的煤厂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厂东边的正大光明殿则是一大片杂乱无章、专供外来人口居住的简易平房。煤厂西面是一堆生活废弃物。
“在安佑宫正殿基址北面是残存的一些曾经培植过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基址南面是一处地地道道的粪场，上面还晾着大片粪干，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猪圈，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工厂，松林中的人粪人尿、猪圈里的猪粪尿，粪场上的粪干，把整个安佑宫地段弄得粪迹遍地、臭气熏天。”(魏开肇《必须尽快修复圆明园》)
圆明园东北部从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戏的娱乐的场所“坐石临流”，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个建筑垃圾场，碎砖石和水泥渣层层堆放；皇家的“同乐园”成为“海淀区民兵干部教员培训中心”。
圆明园的破坏毕竟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几代人的坟头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三个景点的山巅，乾隆抒发“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情怀的胜境变成了乱坟岗。《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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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脱离了体制的自由艺术家。那时，郭新平曾经穷得没了饭钱，就在写生时从南方带来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画，用瓢换大白菜。木瓢的结构就像他用来形容世界的构成的“一”和“零”，后来他改名“伊灵”。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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