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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茅于轼的博客 » Blog Archive » 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之上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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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新周刊: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谁是既得利益者?有人说是高官及其家庭,有人说是跟权势有关的利益单元,有人说是权贵和富人。但泛而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算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既得利益者也有“相对剥夺感”。而“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慈善家在思考,热心公益者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社会规范和解,终究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文/山鸡哥

  最好的社会是,人人都是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利益不均,但法律有效,凡事公正,政府有公信,社会无怨言,富者有反哺,贫者亦安居。

  在此之前,社会要忍受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阵痛。既得利益者难免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标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既取决于包括体制在内的各种社会运作机制,也取决于既得利益者的选择。

  谁是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有人自认“小资”、“白领”、“知识分子”、“公务员”、“创业家”、“打工仔”、“美女作家”、“富二代”、“作女”,甚至有人自认“黑社会”,但极少人自认是“既得利益者”。

  被混得不如自己的人赞美时,总有人故作轻描淡写地说:“这算什么,还有更什么什么的呢(更强的、更有钱的、更有权的、更成功的、更有办法的、更八面玲珑的、混得更好的、下手更狠的、得到利益更多的)……”这话有两层意思:我还不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不拒绝得到更多利益。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纵轴来看,在过去30多年里,但凡抓住了个体经济、乡镇企业、股票认购证、价格双轨制、期货、国有资本变卖、股票、网络投资、楼市上涨、外贸出口加工、投资非流通股、开矿、2007股票大牛市等13次致富机遇之一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从横向的利益诉求来看,机会、职位、荣誉、权力、权利、金钱、物质、福利等方面,法律、政策、国家规划、区域规划、行业地位认定、企业制度、分配方案之中,都有利益诉求点,每人所得绝不均等,“既得利益者”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人群之中。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的内心面貌

  既得利益者绝不能简单以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他们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得到了个人好处的人。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关注着一己的命运和社会利益的流向,想把心情变好,日子过好,前途走好。“别人比我得到多还是少”比“我得了多少”重要,因这是个人幸福感无法忽视的命题;“别人是否应该得那么多”比“别人得了多少”更重要,因这涉及公平公正原则。

  但丁的《神曲》有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重世界。现实中人多是互相错看的:你见人有权有钱生活悠闲,其实他内心焦灼身处炼狱;你见人艰难困苦人在囧途,其实他满怀希望内心光亮;你见衣着简朴言行端正,其实他多行不义惶惶不安。

  既得利益者亦有无力感。既有随波逐流的无力,亦有不知如何反馈社会的无力,更有不进则退、欲罢不能的无力。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患得患失,物质丰盛但不一定买得到平安,内心世界既缺乏关注也缺乏得力援手。社会越动荡(物价持续上涨、食品不安全、道德观多元、外遇和离婚率高企、“某某门”事件频出、天灾意外多发、贪腐事件多、城市拥堵、河流污染),他们的情绪越内敛。

  在某种程度上,既得利益者和弱势者一样不安且孤独。

  既得利益者与公众

  我们往往区分不出既得利益者与公众。指责利益集团的人群中,包括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指责的是另一些既得利益者。因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无人承认自己从属于利益集团的一类或一部分。摊贩认为城管是既得利益者,城管认为当官的才是。科长觉得处长才是既得利益者,处长觉得局长才是。农民工觉得市民是既得利益者,市民觉得有钱人才是。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在政府层面,正极力讲和谐,提出扶贫减困、共享改革成果和“包容性增长”。在民间语境里,既得利益者当如何自处,如何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内心欲望和解,共同达成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利益的可持续分配?

  如何与公众和解:是提供机会,还是保持礼貌?是共同发展,还是做慈善?是按法律行事,还是加以道德热心肠?是联谊,还是贫富不分区混住?是通婚通爱,还是门当户对?是与公众同甘共苦共命运,还是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去?是以高等华人姿态活在中国一二线城市,还是以公民姿态活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是除了利益之外只保留民族主义的外壳,还是以不做假账不卖假货不徇私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是开豪车带着傲慢与偏见,还是守规矩礼让与忍耐?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一些腐败官员,在市场经济中暴富的有钱人,这两类人是最被非议的既得利益者。鄙官、仇富的公众情绪是有因的,以下十大不端行为激化了矛盾:

  一、寻租。政府的公权力在市场上换取到不应得的“租金”,甚至主动“设租”令市场经营者为其上贡。国家审计署对国企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每年的审查结果都反映了寻租的普遍性,而上海官员群体优惠购置商品房、每人优惠50万—100万元不等结果居然既往不咎,对政府公信力无疑又是一次大损伤。

  二、三公。国家发工资给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是应该的,但超过9000亿元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则让政府在教育和扶贫上的投入显得轻如鸿毛。公仆滥花公帑过着皇帝的生活,身上不用带一毛钱,到处有免费接待和买单签单权,办公楼和宾馆住宿极尽奢华。就这样还老干出渎职、贪腐的事儿,公众岂能不愤!

  三、裸官。政府和国企官员中,有政绩斐然的清官,也有“全裸者“(配偶子女都定居国外)和“半裸者”(有配偶或子女定居国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当官,轻装上阵,把配偶子女定置在与中国还没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和其他好地方(法国南部、美国、澳洲等),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没贪,也是对中国强烈地没信心。你们倒有退路,普通公众的退路何在?

  四、乱性。英俊无事业的男青年,在与同龄女孩的婚恋上,经常输给多金有事业的中老年现货。另一现象是,二奶、小三、情人几乎变成有钱人和有权者的“婚外特供”。郑州市纪委书记王璋把贪官情人分成七种类型(包养型、情感型、俘虏型、相互利用型、第四者型、欢乐型、复合型),并断言“95%的贪官都有情人”。由此,贪腐更严重了,社会风气更乱了。

  五、炫富。有钱不是错,炫富算是过。当富豪举办游轮征婚派对、富二代窜进大学招亲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当不断有人发网帖晒名牌包包、名牌化妆品、晒物质品位、扮上流社会,公众的反应不是流口水,而是压迫感和情绪反弹。

  六、争穷。与穷人争利,是既得利益者悖离社会伦理的行为。如多个城市出现过“开豪车申购经济适用房”的事。

  七、买名。买身份——有的企业家做慈善,甚至给公安局捐款,换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马甲,作为行恶牟利的保护伞,实为黑社会;买奖——有的企业买行业奖,混入名牌之列;假捐——有的企业家热衷上电视和出席慈善活动,大手笔举牌开支票献爱心,实际捐款大打折扣或干脆不到账。

  八、欺民。仗势欺负老百姓的,有“70码”飙车撞人的富二代,有扬言“我爸是李刚”的官员之子,也有借城市改造和美化之名、行赚土地财政之实、强行拆迁民居的地方政府部门。

  九、造假。高管学历造假,企业宣传造假,产品材质造假,股市交易造假,财务报表造假……诸多假象,构成“马太效应”的真相。

  十、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行为,可能发生在任何阶层中间。一般人或基于抚养压力和处罚而选择不超生,但几万、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对有财力的部分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私营企业家、企业高管、党政官员并不起威慑作用。现实就演变成了:钱越多,生育选择权越大。

  和解的可能

  在冲突的社会,无论利益所得多少,所有人都朝不保夕。“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

 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

  什么是和解?字面之意是和平解决,佛教之意是放下,法律概念是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执。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与公众和解之意包括: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钱让人感觉良好,有权让人惦记,但今天的社会不应是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不应是既得利益者的社会,而是所有人的社会。否则,受益者最终会变成受害者。

  社会群体的意念,貌似一种无人能控的巨大的集体无意识;其实,一个人、一件事都可能成为扭转环境的正面能量因子。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新闻评论人白岩松在思考,向工人道歉和加工资的富士康在思考,把公益作为休闲的人在思考,公益律师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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