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ZT)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

(ZT)_闻笛赋_新浪博客

转帖按语：昨天转了关于“大逃港”的历史故事，后来又把跨越柏林墙的老故事找到重新看看。虽然是重读，仍难免潸然泪下。再抄段Kennedy柏林墙下的演讲，不会做的人往往会说。“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or say they don’t, what is the great issue between the free world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There are some who say that Commun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some who say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we can work with the Communists.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even a few who say that it is true that Communism is an evil system, but it permits us to make economic progress. ‘Lasse sie nach Berlin kommen.’”对比而言，德国人的西奔主要是追求自由，也更有技术含量。而中国人的逃港，更多的是生存的压力，而且有人海战术前仆后继的意味。就文章风格而言，我也更喜欢现在这1篇。

带着泪的笑话

实验室一个德国同学和我聊天，问我对二战以后的德国知道些什么。我想了很久，回答说，德国足球，柏林墙。当这家伙发现德国足球我确实知道不少以后，就问，你对柏林墙知道些什么？

柏林墙？我努力回忆着，恩，柏林墙是苏联和东德秘密计划修起来的，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此后，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发表了着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其它呢？”

差不多了吧，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象征，意义不就在这里么？

德国同学摇头，你不了解柏林墙，你不知道柏林墙真正的故事和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他所讲述的，自己在柏林墙博物馆主页读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我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我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

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一、“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然而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叁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叁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叁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叁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

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上）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哥哥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美美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哥哥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哥哥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决定自己也照办煮碗。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

说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哥哥开着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哥哥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

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另一位竞争者是五岁的小男孩。他家经过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而且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挖掘。要求是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还必须正好挖到被接应者的厕所里。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 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此之久的。但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者发表感想如下：

“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那一刻，我想到了法国着名的影片《美丽人生》。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下)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在有些下不了笔。

在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着。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

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

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夥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

他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使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

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三、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

“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奔茨”(奔茨，即奔茨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

“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空军“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

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

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

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

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叁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这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五、俱往矣

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着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着，互相安慰着。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着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

他们走到柏林墙边，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份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笑多少，也就有充份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就在德国人面对柏林墙之后数年，以百万计的越南船民逃向大海。没有录像，没有文字，更没有如德国那样，西部同胞的援助。他们抱着和德国人一样的梦想，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而他们的死亡比例，高过德国人不知多少倍！

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柏林墙”何在？今天，我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了柏林墙，但是，谁曾经为那些越南船民记录过什么？

到今天，我们就看不见还存在的“柏林墙”和类似的悲剧了么？

当我告诉那个德国同学这些的时候，他沉默了，然后说，“也许，总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加载中，请稍候......

但愿单薄的青春好飞翔

怎样的生活才算掷地有声？我回答不出。但我想我的朋友孙闻所过的一定就是了。

那年我和他参加高考，我勇士一般的夺得了学生生涯中唯一一个班级性质的倒数第一，而孙闻作为那次考试前班里永恒的最后一名在高考中比我高出了40多分。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对这个结果同时感到了某种诡异，所以我选择了复读，他直接上了大专。

去大专后的第一个学期他就挂科了。这也合乎情理，一个不听Metallica就睡不着觉的文艺青年怎么肯花心思去学模具制作呢。然而，挂科的过程是很值得称道的。据他后来跟我说，那天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在作弊，监考老师站在前边，默许大家可以把书拿出来抄在卷面上。只有他一个人按照正常的考试秩序坐在那里发愣，老师都觉得他很古怪，劝他把书拿出来，抄在上面，考试就过了。这样的考试场面其实不足为奇，即便没见过，也并不难想象。毕竟这种事情实在算不上什么事儿，在这个国家，一般的考场舞弊甚至不会和“作假”联系起来，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配合得自然而然。

孙闻告诉我，他当然也想混过这个考试，他也没上纲上线的觉得那些人是破坏了什么规则，影响了什么公平性，这又不是啥了不得的考试。他只是觉得那个场面很滑稽，很可笑，看着就恶心，怎么也做不出那样的事。我想了想他的话，心生敬佩。你得相信，有一些人就是天赋好，在道德方面也是这样，有人天生就人品端正，不需要千锤百炼的思维训练，对于是非的判断总有良好的感觉。孙闻就是，他对投机者有着与生俱来的蔑视，这保证了他成长为一个纯洁的人。

直到我离开学校半年后，我才愿意承认考试作弊和学历造假在性质上没什么区别。当初的我还一度不知羞耻的认为自己是考场浪漫主义，认为大家通力合作瞒过监考老师是一种浪漫的冒险，那些板着脸拒绝配合的同学简直是不解风情。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很多人在道德上可以坚持自律，因为那些事情会碰触到做人的底线，但你愿意为了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事情执拗的坚持原则吗？跟他比起来，我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

在学校里，孙闻过于另类了，找不到说话的人，但是做了很多牛逼的事情。从前在博客里写过（《你们到底叛逆在哪？》），这里不再赘述。从那个无法交流的大专里毕业之后，他又只身跑到甘肃去支教。这次的旅程无人委派，是他自主联系的，也没有谁向他承诺回来之后包分配，对于一个工作没着落的大专毕业生，几乎就是标准的“浪费时间、耽误前程”。他去那干嘛？一定是想去认识认识这个国家吧，想要用一把刻刀的力量改变一些事情吧，我想。

他带了路费，当地的那所小学提供住宿和伙食，并没有给他工资之类的补助。他在那儿接触了很多代课教师，这也就是此行的收获和意义。那些老师告诉他，国家05年的时候就发出承诺，只要通过一个资格考试他们就可以转为在编的老师，可是国家耍了他们，到现在，他们依然破衣烂衫的困在大山里。孙闻听了悲愤交加，进而不自量力的想要帮助他们，可是两手空空，就如同嘲笑，他狠狠地发誓，一定要帮他们打官司。

呵呵，拿什么打？当初我是这么笑的。他说，你不懂，你没跟他们生活过，你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生活！可是后来他又说，当初的誓言现在看来肯定没法实现，自己没有力量，也没有智慧。说得我心疼。看起来，他和那个说了不算的政府没什么区别。

他还说山里的环境让他害怕，我问他怕什么，他说愚昧。城市里边再怎么文明跟他们都不相关，政策忘了他们，物质远离他们，文化也顾不上他们。该有的全都没有。让人怕极了，他说他最近还要再去。

我问他，你这是为了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嘛，我什么时候想清楚过这些。是啊，也许我问了傻问题，有几个人能说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关于“有什么用”的追问，实际上就是一个没什么用的问题。如果非要问的话，凯鲁亚克不是早就回答过了嘛，“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看到孙闻，我就想起这话。

我小人的以为很多理想主义者能够走得很远，要归功于他有与这个社会相重合的地方，可以在某一个正当的角度契合社会，征服社会。老罗如果是一个笨嘴瓜舌的人，他心比天高又怎么为大家所知？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个破烂社会里不断的以一种聪明的诚实的方式取得胜利，所以他们才越来越坚挺，他们知道这条路难，但是行得通。可孙闻不一样，他和社会是彻底反着来的，能讨好社会的他都不上进。除了特别正直，他没有什么是拿得出手的，吉他二把刀，书法半吊子，诗写的倒是差强人意，可这个时代还有诗吗？

按照达尔文的讲法，为了生存的需要，利他主义的基因都已经消亡了，自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才得以存活下来。生活里也一样，你总该先想想自己，日子才能正常的过，但是孙闻身上有种基因突变的力量，他会天然的先想到别人，所以他是一个注定与失败为伍的人，他早该被大自然淘汰。他的所有光芒都向内发射，捕捉不到。

前几天跟他聊天，他讲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回家，看见有一个妇女在打孩子，由于出手太重别人都以为那不是亲生的，后来她们说话才知道原来就是亲母女。围观的人很多，母亲就在那里卖力的打，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他说他当时很想把她们拉开，但就是特别怕，他不敢走开也不敢走上前，这是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他对我说，看那两个人的打扮就知道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比那位母亲的巴掌更可怕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我问他你怕什么，是不是对那种穷苦的程度感到怕。他想了一会儿，说大概有三个原因。1.害怕去劝那位母亲的时候，造成她情绪更激动。2.害怕这两个人对生活失去希望。3.对那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感到害怕。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跟我说，我上的那所大学里有个女学生出书了，最近很火。我听后还寻思，怎么会，我刚毕业，学校里有个写书的姑娘我怎么能不知道。于是我立刻Google了一下，发现这女生竟是熟人，我在网上对她发出祝贺，也想问问她是怎么一下就红了，诀窍是什么。结果没有回应，我只好再次Google，最终却在百度知道里找到了答案——她加入了郭敬明的团伙，是《最小说》的签约作者。啊哈，这就解释了一切问题，我明白了甚至难过起来。

如果不是她，我都快忘了在同一片蓝天下，与我共呼吸的还有这么一个邪恶组织。他们举着青春的幌子，以年华的名义，贩卖一个一个烂到家的故事。在最小说们看来，文学就是这么玩的，所谓青春也就是这么过的，理当如此。挑选一些又甜又亮的文字，码放在一起，不要负重，假装美好。这本来没什么，我一直也觉得没什么，但很多我认为实在无意义的事情，在被人民币和关注度洗礼了一番后，就变得很有什么了。一个人对于世界，影响力的大小无关紧要，说到底这是一个运气问题，但是影响的好坏却是评价一个人最根本的标准，在文学和青春这两件事情上，最小说们起到的是最坏的影响，至少我这样认为。

把那个金光灿灿的郭敬明同低碳的孙闻摆在一起，他们两个中必然有一个人没有青春。当那位少男还在贩卖恶心，闭起眼睛说世界好黑暗啊的时候，孙闻已然走在路上，他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5W电灯泡，光亮微弱，却一直想要照亮周围黑暗的人群。他超越了嘴巴超越了笔，他是我见过的最酷的年轻人。

关于成功，这是一件不怎么讲道理的事情，你知道整个世界的逻辑很可能是错乱的。那你愿意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里做一个讲理的好人吗？哪怕你总是失败。我想想孙闻，为他高兴，又有点伤心；我想想那个女生，为她高兴，又有点伤心。

草威

李登辉其人其事

一：被迫中断的民主化进程

李登辉在大陆的标签是“台独之父”，在台湾却被尊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称他为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不过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其实应该算是蒋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间，大陆就曾经举行过一次激烈的总统大选。此次选举首先由全民直选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国代中国民党员约占40%），再由国大代表投票选出正副总统，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最终演变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激斗。以蒋介石当时的政治威望，他当选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竞选副总统，但这仍然让和他矛盾深重的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先派国民党众大佬给李宗仁施压，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宪法规定人人都可参选为由严词拒绝。随后蒋又亲自去找李宗仁谈话，对他说：

“你必须放弃。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答道：“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回忆录》）

两人斗了番嘴，回去各自准备阴招。蒋介石派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试图以国父之名狙杀对方（实际上蒋在日记中对孙科的个人品行非常鄙视，称其生性贪婪，寡廉鲜耻，为国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则怂恿胡适参加选举，孰料蒋介石反而对此大喜过望。从蒋当时的举动来看，一来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国民党里无人才，觉得手下无人可用，二来有意通过这次选举营造一种多党对立的局面（当时有民青两党竞选国代失利，便称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主动让出若干席位，蒋介石对这种荒唐的要求一口应允，谁知众国民党员不买老蒋的帐，令他大为光火），让胡适当总统正是一举两得：

“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7日）

老蒋同志连自己青楼艳史之类的东西都敢往日记里写，里面的记叙应该还是比较诚恳的。老蒋对胡适称只要他肯出面竞选总统，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长辅助胡适。胡适则在日记里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双方往来几次之后，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的请求。最终蒋介石毫无悬念的战胜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轮角逐之后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孙科等另外五名候选人。

此次“行宪”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国大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投票率也仅有10%（当时中国文盲率极高，民众普遍没有民主诉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实是共产党，不过他们拒绝参加此次选举），但罗马从来就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如何这也算是踏出了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对本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后国民党被打到了台湾岛上，这刚迈出去的一步也随之缩了回来。其实蒋介石早在选举期间就已经认为行宪过早，主要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国民党的党票越发不值钱，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一众老党员们“无法无天”，不听他这个党主席的号令，这让蒋介石觉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记里写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

以我个人之见，国民党的失败和“行宪过早”其实关系不大，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恐怕只是对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乱”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内战失败后更将此当作开脱的借口。在国共仍然隔海对立摩擦不断、成天“反攻大陆小心匪谍”的情况下，蒋介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几度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戒严制度，总统无限连任，国民大会代表再也没有换届选举过（俗称“万年国代”），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民青两党也变成了“厕所花瓶”，台湾正式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的主角李登辉直到71年才加入国民党，此时仍然是屁民一个，而且还颇有点反政府倾向。在国民党的治下，他的日子过得当然也不会太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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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台湾

其实在49年以前，李登辉就已经和国民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触。众所周知，台湾人远比大陆人亲日，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他们看来并不受欢迎。这不是无来由的，这里说两个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海难，六十余人漂流至台湾，惨遭原住民杀害；72年又有四名海难幸存的日本渔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状，说你们这个台湾人不像话啊，乱杀我们的人。当时清廷官员毛昶熙说了一句牛逼至极的话：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那个年代日本人还得尊我天朝一声老大哥，老大哥都说无所谓了，日本人马上跑来台湾噼里啪啦一顿乱打，完事了天朝还给日本人赔了五十万两白银，称其为“保民义举”，此事史称“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时，日本人已经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了，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而台湾巡抚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称降，率兵抵抗，最终兵败。唐景嵩化妆成老太独自跑路，清军残部则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强奸民女，按台湾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军带路，一举“解放”了台北。

虽说日本人也多次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运动，但至少也没带这么不靠谱的。在经济、教育和公共建设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如果说日本是黑社会大佬，那么大清顶多只能算是县城小流氓，国家虽大，政府却完全上不了台面，非要二选一的话，当然还是跟着日本人混比较好。

平心而论，国民党的执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么一截，官员贪污腐败，警察吊儿郎当，政府形象严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乱的经济状况，难免让台湾人产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几个稽查私烟的城管人员由于业务不精，未能充分贯彻对岸同行“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宗旨，居然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暴力执法，结果引发众怒，酿成国民党治理时期规模最大的族群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向蒋介石汇报说这只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日军残留）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矛盾，最后当局出动机枪小分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这次群众运动，刚来两年就给台湾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伤亡人数则口径众多，从数百到上十万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后，由家属上报的死难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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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助选团队当场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径，引发上万愤怒群众的大暴乱。说实话当时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没有做票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其它证据，但国民党的选举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因此“传言”稍一煽呼，人群马上就闹起来了，这就跟圣元奶粉说自己是无辜的却没人信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蒋介石的制度规划就已经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么蒋经国的“懦弱”无疑将这个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了。在中坜事件中，台湾警方将被指控做票的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在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时还不慎击毙了一名学生，结果整个警察局都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连根烧掉。这类“打砸抢烧”事件在大陆会如何定性处理不用我多说，而中坜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罪魁祸首”许信良以大比分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自此之后党外的“反动人士”们也开始凭着地方公职选举大规模的侵入国民党的政治阵地。

曾经有人推荐我去看一部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街头民主运动的纪录片，问我大陆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完以后觉得，人民其实是一样的人民，只不过党是不一样的党，蒋经国在对待这些“反革命暴乱”时实在缺乏“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说他是“迫于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坦克一出，谁与争锋，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创造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哪还来什么“群众的压力”？而像催泪弹、防暴盾牌和高压水枪之类的非致命性武器不仅不能起到恐吓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来了），相反还大大满足了年轻人自我戏剧化的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此与其说蒋经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倒更觉得他是迫于自己良心的压力。这倒不意味着他就是“伟光正”了，还是那句话：同样是独裁政党，这个党和那个党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随着“美丽岛”、“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次年更是完成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重新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小蒋同志也因此从“独裁者”一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其历史评价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个档次，和同时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贼独夫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不幸的是蒋经国在1988年便因毫无预兆的病情恶化而突然逝世，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李登辉这位副总统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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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夺权到放权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男主角的戏份似乎连20%都没有，很多读者或许会奇怪丫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副总统了。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鉴于逝者已矣，其间的原因已难以考证），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其它大佬认为李的资历太浅，小蒋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上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为何国母多姓宋？），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处境更是不利，坊间干脆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靠蒋经国之死当上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李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代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直取李登辉的命门，背后更有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保全颜面。

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是“夺权阴谋”：“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坊间甚至传言李登辉动用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对大陆政治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发现，李登辉这套手法几乎是我党用来颠倒黑白、打击异己的惯用套路，就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这段经历“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但到这时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蒋纬国在未获提名的情况下搭档参选，国民党已然公开分裂，这无疑又壮了万年国代们的胆。而想打破李登辉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威权统治，所需要的也仅仅是胆量而已，李登辉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孰料李登辉竟下了一计黑手，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回，让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一记重拳直接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更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由于坊间盛传之前用李焕顶替俞国华做行政院长也是李登辉的阴谋，因此戏称李登辉是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杀三士”的壮举。

在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在林蒋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不过台湾这个学运搞得是相当腾讯，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明显缺乏原创性，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连长宽高都让人觉得非常眼熟。而且这学运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恨的是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你等会儿（李登辉），你等会儿……老贼无行，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下黑脚爆了菊，更显示出这帮不知好歹的学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这帮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吗。可惜台湾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太薄弱了，连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的钱都拿不出来，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同志真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野百合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释放了台湾一干政治犯，严重挫伤了台湾人民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积极性；六月份召开国是会议，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界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商谈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当然，让台湾真正踏入民主社会的最关键的一步，在于94年7月修宪后确立的总统全民直选。非主流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发起了最后的反扑，李焕等人甚至一度连饭都顾不上吃，啃着馒头排着队，轮番抨击李登辉。不过在李主掌大权、背后更有汹涌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由于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付出了相对它国而言极小的代价，因此李登辉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宁静革命”。

顺便一提，蒋介石当年之所以执着于“万年国大”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是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如果再改选的话那就只有台籍代表，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丧失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其实大陆记者一出门不是代表亚洲就是代表世界，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个问题）。在“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指导下，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之后，蒋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案”，结果导致台湾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举表面上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除了老蒋和他的忠实臣民之外，几乎不会有外人会拿这种所谓的“面子”当一回事，所以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民国输了里子，并且自以为赢了面子。69年时岸信介尚且还劝说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国断交，毕竟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除非这个“队友”人傻钱又多。40年后的今天，现实更是证明了老蒋当年的坚持几乎毫无意义，光复大陆依然没戏，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在李登辉手下也早已荡然无存，台湾又开始四处砸钱想要加入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又恰恰是当年曾支持台湾的美国），蒋介石的角色则不幸变成了“为了无聊的原因延缓台湾民主进程的可恶家伙”。

1996年，李登辉以54%的高票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成功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

“我们已经清楚的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今天的这个庆典，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利，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为了庆祝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胜利，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澎金马获得肯定而欢呼。”

2000年，李登辉主动退出连任竞选，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55年的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华人世界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和平交替。由于国民党选战失利，李登辉被开除党籍。当然，对于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党利益的政治家来说，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曹长青曾问过李登辉，既然明明有机会连任，为何要主动放弃权力？李登辉洒脱的回答：

“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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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独之父曾是统一先锋

尽管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有如此丰功伟绩，不过对大陆人民来说，单是“台独”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把李登辉“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其实李登辉本人对“台独”这个说法颇为不屑，他认为台湾早就已经实现了主权的独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人承不承认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会在99年提出大陆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什么要加上“特殊”两字，而不直接说是“国与国”呢？因为李登辉不仅不愿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为和平统一做出了建设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方针叫“汉贼不两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俗称“三不政策”，直到蒋经国临死前一年才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而大陆方面对这种两边假装互不认识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满意。李登辉上台之后则开始主导“务实外交”，不再称共产党为“叛乱团体”，而是“对等政治实体”，并且迅速着手改善两岸的关系。89年李登辉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其后双方进行了大量互动，两岸关系可谓处于前所未有的融洽时期。最重要的是这份《国家统一纲领》，里面开宗明义的表示：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在这份纲领中，李登辉为两岸统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划：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民间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双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

从95年开始李登辉又反复提出“经营大台湾，创建新中原”的设想，意在把台湾变成指引大陆民主化的明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后由台湾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可以说野心是相当之大。96年当选总统之后，李登辉更是在就职演讲里对这一设想大书特书：

“今天我们在台湾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是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与实践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理想。五十年来，我们在台澎金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纪之初，曾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专制、封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台澎金马地区开创了民主、富足、进步的新局，傲然面对世人的赞誉。这不但是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共同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振衰起敝，再创新机运的关键。我们相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愿意以建设的经验，导引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以进步的成果，协助亿万同胞改善生活福祉，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

李登辉这个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会如此高唱统一大调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对大陆的文化和历史颇有涉猎（台湾人戏称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才会学习农业经济，并有志改变大陆农民的处境，可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陆情结”；第二对于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来说，统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也符合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精神：“‘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不过这种“好处”绝不会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台湾不可能去和政治状况连白色恐怖时期都不如的大陆去谈什么统一。

如果说李登辉所倡导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那么大陆所倡导的则是基于“哥实力比你强”的武力吞并，一边将自己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不断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一边宣扬所谓的“一国两制”，其背后的逻辑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门锁里涂胶水破坏你的配电箱”。台湾当局如果接受这种名义统一，在失去美国庇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制度能确实不受影响（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点就是不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便解释了台湾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两岸对统一策略的分歧，说到底其实是“制度之争”，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浓缩在了07年发生的一起事件里：某中国公民在日本成田机场朝李登辉砸了一个瓶子，而李登辉事后回答：“希望他回大陆也可以这样。”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没意识到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分量。

至于究竟哪种制度比较好，我就不多加评判了。我党已经系统性的论证了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六十多年前他们也系统性的论证过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就叫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民也视民主为外来的洪水猛兽。但既然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统一，为什么李登辉又会突然变成“台独分子”？

这个“华丽转身”发生在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日人民报》突然推出了“四评”系列文章，大肆抨击李登辉公然发表分裂言论的行径，大陆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一号人民公敌了。”而李登辉的演讲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从头到尾都在夸耀台湾的民主经验。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讲”，我相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看不出这玩意跟台独有什么蛋关系。日人民报能从演讲本身找出的问题，居然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么寥寥数字，完全就是上纲上线，按李登辉的说法是：“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丶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尽管李登辉曾反复表明态度，过了一个多月后中共居然又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数枚飞弹，台湾海峡顿时布满了浓厚的火药味。李登辉对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经打过招呼了，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他自称美国之行早就通知过大陆政府，大陆这边虽然不乐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到9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台海狂扔飞弹，弄得台湾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称“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我党此举究竟意欲为何？鉴于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业的性质，而大陆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推测：压制台湾的务实外交；阻止李登辉当选；趁机和美国恢复外交联系；鹰派抬头中共内斗的结果……我也姑且阴谋论一把：既然两岸统一之争表象下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那么双方不管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冲着对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对岸同文同种的台湾人也实现了民主，对我党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在94年末台湾正式确立了总统直选、完成了改革最关键的一步之后，大陆在95到96年这段时期的“文攻武吓”，表面上宣称是要反台独，实际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中断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通过外部的武力威胁让台湾重新进入类似“动员戡乱时期”的状态，无限期的延迟总统大选。这是我党正在香港持续施行的方针，也是最符合专制逻辑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辉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远远超过蒋介石，第二解放军叛变将领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李登辉老神在在，深知除非发生美洲大陆被外星人转移到火星之类的重大变故，大陆根本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我党在破坏台湾民主这点上失败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颇有斩获：让大陆民众先入为主的认定李登辉是个国家公敌，从而忽略其“民主统一”的主张，或者将之当作一种“明统暗独”的阴谋，如此一来便可有效的阻隔来自对岸的“和平演变”。日后我党又以同样的手法在所谓“两国论”、“七块论”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辉的原意：“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上下文来看，李登辉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他在书中还说“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释这根本就不是要把国家分裂成七块的意思。不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根本就不鸟你，自说自话，爱咋咋地。

如果是从两岸统一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番“文攻武吓”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陆仅仅因为双方统一策略的不同就给李登辉扣上“台独分子”的帽子，继而以武力制造恐慌，在在显示出蛮不讲理的作风，徒惹台湾人的厌恶而已，以至于96年选举变成了一场“谴责中共大赛”。由于大陆的威胁直接冲着李登辉而来，对李登辉的高票当选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台湾民间当时便戏称说“李登辉的竞选总部在北京”。大陆以自身的行动向台湾人表明了跟这种货色谈“和平统一”无异于与虎谋皮，李登辉的“民主统一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像是“痴人说梦”，就连他自己都说：“大陆距民主主义还非常遥远，他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双腿，花数十年的时间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痛苦之路。”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陈水扁之类正宗台独势力的崛起。06年陈水扁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的运作，一脚把“李登辉主义”踢进了垃圾堆，虽然马英九上台后又重回“大陆不民主，两岸难统一”的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确保“李登辉主义”在台湾还能剩下多大的市场，我党俨然已经变成了台独人士的“制造机”。

如果说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政策是化解两岸的敌意，那么大陆的做法则是增加双方的对立，把台湾越推越远。台湾人厌恶大陆自我中心、处处以武力威逼，就连李登辉这个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统派近几年来对中共也越来越恶语相向，大陆人则在单方面的宣传之下对台独咬牙切齿，动不动便叫嚣“核平台湾”。这种非理性的仇恨一旦发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陆真的实现了民主化，统一也无从谈起。究竟是谁在假扮统一斗士，为一己之私利而损害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统一之名而行台独之实，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实台湾的情况也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到其它“危险地区”，只不过台湾是已经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统一的，枪杆子政权暂时还有能力压制住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族仇恨。我还是老话一句，这大陆人民整天高喊统一统一、爱国爱国，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后面把中国给捣腾成七块了，那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出滑稽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