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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人大讲座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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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4) | 标签:大学生, 社会责任, 北大, 会商, 社会, 自由, 包容

这些日子关于大学生的讨论很多,比如非诚勿扰中那个哈佛本科,牛津硕士,伯克利在读博士的安田。看到很多评论,把一个安田上升到代表整个哈佛,似乎哈佛出来的学生都是这个样子的,觉得非常的好笑,也因此在把哈佛教育来和中国的大学教育进行比较,就会觉得,这又是一个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典型逻辑。甚至,因为自己固有的偏见,有些恶意的揣测,这会不会又是一次炒作,甚至产生一种念头,是不是需要去检测一下这个安田的真实身份。

但是,在看完节目视频之后,所有的的这些揣测,还有念头都没有了,我想,打动我的不是他的学历,而是他的笑容还有眼神。这无关他来自哪个学校,因为即便是他用英文背出来的在哈佛所学到的东西,他的那些同学,他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从中得到的启发,或者说是否因此对人生观产生影响,都不会一样,这就是为何会一开始觉得,把一个哈佛的毕业生,等同于整个哈佛,实在是太不负责任。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毕业生,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放弃了到投资银行赚钱的机会,但是还是会有其他的哈佛毕业生,把钱看成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目标。正如最后安田所问的问题,如果中奖有了一千万美金,会怎样去花,不同的哈佛毕业生,一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但是尽管这样,必须看到这样一点,在哈佛也好,在很多其他的大学,学生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对于个人的发展,而他们的选择,不会遭到太多的不理解,甚至被认定为是异数,正如安田在舞台上的表现,不会被太多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有异于常人的表现,不是因为他的自信而走不同的路,也不是因为他的疯癫而表现不同,大家会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一个社会,就是有各种不同个性的人组成,各种不同的标准,以及不同的人生成功途径组成。

成功的标准可以很多,可以选择赚钱,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公务员,或者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也可以去做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就是期待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而有足够的能力的话,可以收养一两个需要爱的孤儿,或者在名校毕业之后去卖猪肉,去做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师。一个社会,对于成功不是只有唯一或者少数的定义和标准,成功在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周围人的标准。

当然,这不是中国的现实,对于成功,在中国的标准非常的清晰,功成名就,如果不是这样的标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出现在今天的这个讲台上面,因为在很多的同学心目当中,我应该是成功者的一分子。也因为这样,这段时间听到太多同样的问题,问我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记者,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在我看来,首先要对这个职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其次需要有对专业的追求,但是即便有这些,都未必能够达到这个社会认定的标准的成功,因为如果缺少机遇的话,会永远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但是这样的记者是否就是不成功呢?我只能够说,因为运气,因为我所在的平台,我才能够有今天的知名度,但是即便没有,即便我依然默默无闻的做着这份职业,而我依然深爱着,也对自己保持着要求的话,在我看来,我是成功的,当然,这样的话现在由我说出来,实在是难以让人信服,因为现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也因为这样,让我觉得,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既然如此的幸运,就好像中了一千万的大奖那样,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麽,就好像写文章,写书,如果用功利的方法来看的话,在知识劳动并不值钱的中国,这些时间的付出远远比不上参加一次商业活动。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我可以回馈社会的一种方法,一种我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作为一个已经步入中年,也已经有些影响力的人,至少我做的这些,可以影响到一些年轻人,在座的你们,不管多少,总有人会从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所作所为身上,发现一些什麽,也因为这样,我总觉得,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生怎麽了,那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如果不去讨论我们的社会怎麽了,我们的这些有话语权的成年人怎麽了,而把责任以及期待放在年轻的大学生身上,那是一种不负责任。

不过在中国,真的只有很多年轻人说的无奈,说的只能够随波逐流吗?我想到一些人。比如韩寒,不是因为他的名气,而是他的经历和现象,他拒绝了社会和官方制定的教育体制,也没有考公务员,到外企,利用他的名气,办流行文化刊物,而是坚持他的独立,用自己的特长来谋生,其实从韩寒的身上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有另类的选择,当然,韩寒也同样告诉大家,真才实学的对于维持独立性的重要性,而所谓的真才实学,可以是一种技能,也可以是一种专长,或者是一种学问。我也想到了上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樊阳,他用自己的时间,坚持用一种传统教学方式以外的教学方法,用文学来教育学生如何做一个公民,尽管从数量上来说,接受他这种方法的人并不算多,但是那些上过他课的学生,我相信,对于这样的老师会心存感激,但这并不是他坚持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这样做的价值,对于他来说,就是人生的一种成功。还有很多人,比如那些上海大火之后,在街头演出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年轻人们,他们不为了什麽,在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前,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因此而出名,而被媒体关注,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用音乐慰籍这个受伤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他们其实不单单做了这些,他们因为对于音乐的爱走在了一起,他们觉得有普及交响乐的责任,因为他们相信,美的东西,应该和更多人分享,他们花的时间,精力,在一些人看来得不偿失,因为他们少了其他的娱乐,甚至是赚钱的机会,但是他们因此而满足,而觉得人生的丰满,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充斥着功利性的这个社会说不。

这些日子,北大又成为了新闻焦点,因为会商问题。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大学还有很多的期待,而所有的这些期待,都落在了北大的身上。但是,这样的期待,是否忽略了更大的问题。当年的北大之所有成为一个兼容自由的大学,如果没有包容这样的大学的社会环境,没有容许北大的老师们倡导这样的思想的空间,那怎会有哪个北大?一个大学,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包容,怎可能脱离社会,真的成为一座象牙塔?

摘录一个在德国的北大毕业生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什麽学问也不做,就在北大校园里面熏陶的话,究竟能得到什麽北大精神呢?都知道北大没有校训,最珍贵的特质就是所谓"兼容并包"的精神,如果能在北大熏四年熏出一个这样的精神也不错。然而现在这样的精神恐怕也要消失殆尽了吧。在我03年上北大的时候,同学里面农村的学生还占一部分比例,据说现在几乎都要没有了。夸张的形容,校园生态仿佛已经被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霸权所占领,包括现在要搞的所谓自主招生,正是这种文化歧视的一部分。在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背后,我感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价值单极化,舆论单调化。最近的会商制度又掀波澜,然则,既然思想偏激的学生应该是被包容的,那校长信箱里面要求取消其学位的校友却被大家认为一定是装逼呢?有人可以辍学去写诗,有人可以找不到工作到北京的棚户区去弹琴,有人可以做一个所有人眼中的怪人却依然得到尊敬-而不仅仅是有人可以刚一进校就去公司实习,或者可以参加五花八门的文艺汇演,更不应该是顶着北大学生的光环自以为是,甚至肆意借用北大精神来鄙视,排挤和批判自己看不惯的任何事情-这样才真正算得上兼容并包呢?"

其实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强,更加的敢做敢当敢闯,但是在这些特质的背后,需要培养价值观,多元的价值观,而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只允许某一种价值观,某一种所谓的成功途径才有在社会上上升空间的话,那麽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自然会打磨掉年轻人的棱角,而社会也就不应该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所抱怨。

因为北大会商的这个话题,同样引申出关于我们要怎样的年轻人,或者说,我们要怎样的大学生这样的一个老话题,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大学生的加入,而从他们的观点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有让人担忧的过于功利,不讲是非,也有很多的独立思考。而这样的讨论如果能够持续,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加入,让他们有足够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在我们这些过来人把控的话语权里面分享一些位置,那麽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实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相关的讨论在还没有讨论出一个眉目的时候,嘎然而止。

03年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推广书的关系,走了大约三十多所全国各地的高校,很抱歉,和这一次,为了新书推广,但是这是现实,同时也是一个理由,可以走入高校。那一次,我学到了很多,从学生的提问当中,因为太多的提问促使我自己进行思考,对我从事的这个职业,包括我自己的人生,也因为这样,就在不久前,我兴冲冲的拉着我的朋友去参加清华的讲座,因为那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的学生。但是这次,真的有些失望,因为讲座过于的正式,流程过于的顺利,以至于我和我的朋友在讲座之后感叹,明白组织者的努力和用心,但是感受不到一种真诚。

对于我的失望,一些清华的学生留言说,我也需要反思我自己讲座的内容,因为他们也不满意。我想这是一定会存在的,作为大学里面的讲座,同学们不应该抱着,可以从一个名人身上倾听到感悟人生的名言警句,大学里面的讲座,其实在于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分享别人的一种经验,而在决定是否花这样的时间来听讲座的时候,更需要做一个基本的功课,那就是花点点时间去了解这个人,而不是被一个人身上的标签所吸引。我总是在想,哪怕我的交流,成为大家批评的一个依据,我也觉得,这正是体现了交流的价值,因为我坚信,真城是任何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如果没有真诚,大家只是言不由衷,或者一种趋利避害的呈现,那交流和对话只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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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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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Oh My Media!!! by Chiquitita on 3/27/11

    作者: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2011-03-24

    "我的确有罪,我现在是知罪、认罪、悔罪。我是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才落到今天的下场。" (《法制周报》记者 伏志勇/图)

           备受关注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看望他,并与他进行了数次长谈。

      曾经霸气张扬的纪委书记曾锦春,狱中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羸弱老人。在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贪曾锦春》一书中,王明高这样描述:"他脸色苍老而憔悴,眼光麻木而呆滞,双手和双脚都加着沉重的铁镣,每挪一步,身体都要随之左右晃动,显得十分艰难。"从看守所第三道铁门到审讯室不足50米的距离,他走了近5分钟。

      作为曾经的纪委书记、如今的死刑犯,曾锦春的忏悔与辩解,于反腐制度建设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如何监督纪委书记,他说,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而其他监督则流于形式。他坚持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一定要异地交流,后悔换届时让他当政协主席他却没去,也后悔要他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因为在新地方,他不敢大胆捞钱。

      在对话中,曾锦春对一审判决里的一句话——"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表示不满。他不断询问上诉改判死缓的机会有多大,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坐立不安。

      他仍然期望"组织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亲。他说,如果他能重新选择职业,仍然想当纪委书记,"反更多的腐败",现在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第一次访问后,王明高等人专程去了曾锦春的老家汝城,看望了他86岁高龄的老母亲。昔日门庭若市的曾家四层楼房,如今门庭冷落,屋里一座一人高的豪华大钟,早已停止了摆动。得知儿子因贪污入狱后,曾母的眼睛哭瞎了。她专程托王明高一行,给曾锦春带去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红薯干。

      看守所里写小说

      行贿人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

      王明高:你的身体还好吧,吃住都怎么样?

      曾锦春:身体还好,只是有时候有点三叉神经痛,老毛病了,吃住都好。

      王明高:廉洁从政有三大忌:揽功、贪色、争名利。走到今天,你心里有些什么感触?

      曾锦春:我给纪委干部上课时说,人如果能战胜自己,天下无敌。2000年我提出这句话,当时的初衷是纪委干部首先管好自己。我当时已经是贪官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王明高:在看守所里,你还做了哪些思考?有没有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警示后人?

      曾锦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省看守所里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定为《贿孽》,有35万字,内容主要是写我的受贿情况和情妇生活。看守所有人看了,说比《青瓷》写得好。

      王明高: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

      曾锦春: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处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王明高:到现在,你认为心中最对不住的人是谁?

      曾锦春:最对不住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她老人家住在农村里,86岁了,我一天也没尽孝。我母亲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她总认为我是好人。现在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孝顺母亲。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

      王明高:能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步步变质、走向犯罪的吗?

      曾锦春: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送钱的老板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不是害你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你拿了钱,替他办了事,他都讲出来了。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有事,按正规程序搞,不要搞私人感情、幕后交易。搞幕后交易,他就有办法对付你,结果连我没有的事他都讲有。

      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有钱的。我想现在搞点钱,以后可以扶助他们。名利思想也影响了我。2001年我到桂阳去观光,看到古代一个三品官,当地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千古流芳。我也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百姓为我立碑,流芳百世。

      王明高: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变腐败,老婆也有一定责任。她还代我收了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了我走向犯罪。老板也是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我儿子送钱,求我办事。他们收的钱很多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捷径可能是最坏的

      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

      王明高:你平常都是怎么花钱的?平时在家里用钱奢侈吗?

      曾锦春:我家连用自来水都是非常节约的,洗完脸的水要留着冲厕所,纸巾都要两面用,家里都很朴素。我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家里现金存款总共才二十多万。

      王明高:你一共有几个情妇?她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利用我的关系,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因为她父亲曾是我的老领导,临终前要我照顾好他女儿,我还了这个愿,以后就再没有来往了。

      王明高: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个性?这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影响?

      曾锦春: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我特别争强好斗,我讲话一定算数的。事情搞成了很高兴,哪怕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

      王明高:你从县委书记到国土局局长、农办副主任,到1995年当纪委书记,是不是过于顺利了?

      曾锦春:那时候我确实干得好,有点成绩。回想起来确实也太顺了。这让我骄傲自满,心理极度膨胀。走走弯路也好。现在想来,人生的捷径可能就是最坏的路。

      王明高:听说当时有朋友提醒你,反映你问题的人很多,要你在工作上注意。

      曾锦春:好朋友对我提意见,我知道是对我好。我当时还是警醒自己,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应付上级检查方面会更加注意。

      王明高:你老家建别墅,你出了多少钱?

      曾锦春: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建房我只出了6万块钱。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出钱的,当时我要他们出钱,所以他们恨我。本想等我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我没有给家人太多好处,只安排好了他们的小孩子参加工作,但直接的好处没有。

      红包上交都是"做做样子"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

      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王明高: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锦春: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就我的教训来说,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我后悔换届的时候要我去当政协主席而没去,也后悔要我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如果去的话,新地方我不熟,不会大胆去收钱。

      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流于形式,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

      腐败确实是大问题,但腐败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我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王明高:你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怎么样?

      曾锦春:有作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财产必须申报。我的钱绝大多数都投在矿里,是以亲戚名义投的,申报时不会讲出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

      王明高:你对自己的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曾锦春:第一点,我想让组织考虑我的立功,举报了郴州市工商局原局长。但检察官说,纪委书记举报,不算立功。说我引起的民愤极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点我不认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怎么能叫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我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有150多个,正科级干部上千个,肯定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有怨言。有个农民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说我支持他们村里的矿山,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一些人还组成了"举报联盟",到处讲我的坏话,我被抓后,他们从北京打电话,组织郴州的一些人放鞭炮,组织腰鼓队,写标语,请记者。这些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呢?我老家村里还有三百多农民写联名信替我求情,这又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呢?

      王明高:外界传闻说一些矿山和企业交40万元,就能得到纪委挂牌保护?

      曾锦春:那都是造谣。牌子是有的,但是省里要求的,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

      王明高:你动用"双规"是否都是按程序走的?

      曾锦春:绝对都是按程序走的,有档案可查的。

      王明高: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曾锦春:我还是会选择当纪委书记,可以为民做很多实事,只要不谋私的话,我可以反更多的腐败。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人事调动。人事调动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也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王明高:有没有关系好的人找你帮忙,但没有任何回报的,你帮过这种忙吗?

      曾锦春: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除非找我的人对我有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王明高:有人说你在位时上班都很忙,办公室门口经常要排长队?

      曾锦春:上班时我办公室像赶集一样,真的是门庭若市!找我帮忙的人不少。

      每次收了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

      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

      王明高: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书籍曾经影响过你?

      曾锦春:有些权术思想影响了我。第一,当官要学会用权的艺术。我当书记三年内把乡党委书记和科局一把手都调整了,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人。郴县有个计生委主任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换到工会当主席去了。第二,笼络人心,尽量多说好话,带目的地去关心别人。郴州市招标办主任因赌博被公安局抓了,我保护他,没有追究他。招标办主任抓住了,整个招标工作我就得心应手了。

      我当纪委书记后,每个干部每年发7000元福利,纪委常委每人一台专车。纪委地位提高了,提拔干部也有了便利。

      上世纪90年代我去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说明我与群众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反而助长了我大胆收红包的心理。

      王明高: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曾锦春:我每天都在希望和等待中度过,希望改判。只能听天由命。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经济犯不判死刑"。

      王明高:你迷信吗,算过命吗?

      曾锦春:其实每次收了人家的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喜鹊叫好,乌鸦叫祸。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我血压高也是长期担惊受怕所导致。

      王明高:你还有什么要求?

      曾锦春: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我就回到老家,到农村去,侍奉我的老母亲。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6769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3/27.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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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新闻专题:何必为北大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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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Oh My Media!!! by 愚者 on 3/30/11

    北京大学最近又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是因其针对包括"思想偏激"在内的10类学生的"会商制度"。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该制度与北大"兼容并包"精神相悖,不少作者更纷纷提笔"讨伐"北大。——可是,我们真的有必要为"尊荣不再"的北大痛心疾首吗?

     

    "北大精神"只是个传说

    历史书里的"北大精神":知识分子曾经的"兴奋剂"

    在问答引擎"百度知道"上搜索"北大精神"四字,能轻易找这样的一段答案:"(北大精神)是一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爱国精神;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

    "北大精神"的确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 剂"兴奋剂"。上过普通中学的中国人,大抵都能随口说出几件北大的"轶事":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35年"一二·九"运动……近现代史里写的大事件,几乎统统与北大脱离不了干系,只不过合上历史书后,北大就"不知所踪"了。[详细]

    "自由、兼容、独立"是北大人的特质,而非北大的"精神"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 出的"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办学方针,与至今仍立在北大校园里的"德先生"、"赛先生"雕塑,常常被人们引作"北大精神"的象征,但所谓的"北大精神"本 不存在。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与北大有渊源的名字: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在 "武夫治国"环境中,这些知识分子一直被作为难得的精神文化力量。[详细]

    通过追忆西南联大时代来替"北大精神" 寻根,也是几近可笑的。毕竟,历史上再难碰到那样的特殊时代;更何况,联大的辉煌更多"归功于"清华而不是北大。假如"北大精神"真有之,马寅初的一个学 术观点就该被容忍。独立思想和自由主义一直是许多北大人身上的特质,但北大从来不因此而成为"神话"。[详细]

    知识分子挂于嘴边的"北大精神"早就与北大无关

    2006年,专栏作者许知远在其《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一文中感叹"北大精神"在商业和政治中的"没落",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病呻吟,(因为)"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而日前北大提出"会商制度"后,另一位 专栏作者王锦思也感叹道,"近二十年来,中国一次次文化思想先锋运动与北大无缘,北大已离北大精神十万八千里,北大不过如此。北大情结正归于平淡,理想中 的北大圣殿已然坍塌。"这两名作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而早在他们步入燕园之前,那个"自由、兼容、独立"的代名词早就不一样了。[详细]

    今日的北大,因"校园BBS风波"、自主招生和"会商"等政策成为焦点

    如果"北大精神"还是知识分子念叨的那 个"北大精神",它早就"没落"了。当代的北大依然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依然被当成"社会的镜子",只是此"镜"非彼"镜",它不过是中国高校的缩影。 2005年,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园BBS被关,自"北大未名"的转型后,全国高校纷纷跟进建立限制外部访问的"校内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进自 主招生,标准引发争议、被指沦为"掐尖大战";2011年,"偏激学生"、"会商制度"等名词又再度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北大牵动公众神经的,不再是其在 思想领域的作为,而是各种让人汗颜的举动。[详细]

     

    北大甚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名校"

    北大在思想界的作为几可忽略不计,难为"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当中国高校争先恐后支持所谓的市场化 时,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却"语出惊人",指出"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历史上,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以及他以后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或多或少掌 握过中国文化命脉的有志之士,更是其时文化和道德的先锋。即使在那个被知识分子普遍视为"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知识界、思想界领军人物, 也大多出自北大以外的大学和机构。

    与北大毕业生在(包括政治舞台在内的) 其他领域日渐丰满的作为相比,它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影响力堪称凤毛麟角。2008年,司法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国内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离开任教13年的北 大,以"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一辞作别。据媒体报道,他当时的去向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这所在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法学院,声称要恢复 "教授治院"下的学术自由。[详细]

    北大是一所副部级高校,却远非"世界一流大学"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公开表示,中国依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和与它齐名的清华一样,北大曾经是"教 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也只是被批评为过分行政化的高校之一。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 "佼佼者"。作为副部级高校,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2008年)。与全国其他副部级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 现在的校长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详细]

    即使不能对公共事务有益,大学至少不该将人"利诱成犬儒"

    北大享受着"中国第一、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基地"的盛名,但正如中国其他知名学府一样,它既没能避开行政化,也未能对功利化免疫。哈佛大学可能是公认的 "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绝不仅仅因它的教授和学生在华尔街、硅谷和国会山取得的成就。

    在2008年毕业典礼上,哈佛校长Drew Faust骄傲地分享了一组数字: 尽管几乎一半学生(58%男生、43%女生)依然选择投身金融、理财行业(哈佛的传统强项),仍有很多毕业生选择投身别的职业——37人参加了 "Teach for America"(类似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1名跳探戈舞的毕业生将到阿根廷从事"舞蹈疗法"、1名学生将到肯尼亚为农业发展出一分力、1名获得了数学 学位的学生将改行去研究诗歌、1名学生将投身对抗乳癌的研究。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不为求职,"而是为了生活"。[详细]

     

    北大既"死",何需"烧纸"?

    论及"北大精神"、论及教育改革,每每都有精英忍不住呐喊:没有伟大的大学,能有伟大的国家吗?一个国家中最著名的大学缺乏反省精神,的确让人惋惜;但反过来说,除了几次历史性机缘巧合,光凭几所"伟大的大学"从来就不足以塑造一个社会的精神形态。

    常态的社会不仅有"贤达",更有"中间力量",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是律师、或是自由职业者,只是这样一个群体不可能来自几所"伟大的大学"。既然北大已不再是我们曾信仰的那种"北大精神"的捍卫者,何必不断重复那些回忆,试图证明它们曾经有过联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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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愚者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3/31.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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