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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日星期日

胆小草民：随想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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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草民：随想两则


　　唱红歌的红卫兵唯一对得起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近日有采访被抓黑哨的电视新闻，此新闻指出有些黑哨完全是接受足协官员指令所为。面对镜头，身穿黄马甲的黑哨之一黄俊杰，流着泪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我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这帮官员，我对得起他们！"。

　　说到此处，黄俊杰已是声泪俱下。是的，他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那帮官员！中国足球的赌与黑，究竟是个别人道德修养不够造成的，还是中国足球整个体制出了问题？俺想，只要不是脑子真的进水了，或者故意装作脑子进水了，都会知道是中国足球整个体制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一句话，就是对权力没有监督！把持中国足协的官员们，手握大权，为所欲为，这就是中国足球赌与黑的根本原因。结果在中国足球这个圈子里，上行下效，腐败透顶。

　　也是近日，俺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区的监狱，为了更好改造犯人们的思想，要他们唱红歌，看红色光碟等等。俺就在想这么个问题，现在黑哨黄俊杰应该是够资格接受这个唱红歌看红碟的活动了，但问题是接受了红歌洗礼的黄俊杰出来之后，如果中国足球的体制不改，一如既往，继续吹哨的黄俊杰想要对得起中国球迷，对得起父母，而对不起中国足协的那帮子官员，行得通吗？

　　到底是倡导唱红歌来改造人，还是倡导体制改革来完善人，这实在是当前的一个问题。当年高唱红歌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他们对不起老师同学，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他们唯一对得起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可以想见，大唱红歌进而朝着恢复红海洋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朝着民主宪政的道路前进，那么唯一对得起伟大领袖的那一幕还会在中国上演。

　　2011-4-1

　　伟大领袖关于法律的一段谈话

　　这几天俺把江平老先生的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读完了。书中第四卷"大立法时代"，记录了伟大领袖有关法律的一段谈话。俺想这段谈话对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帮助的。现在俺就把这段谈话摘录如下：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这是伟大领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所发表的言论。

　　看了这段谈话，俺不由想起上世纪70年代伟大领袖会见斯诺时，讲他老人家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时斯诺似乎没听懂这句话，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把这话翻译成一个打伞远游的孤僧。

　　从伟大领袖的这段谈话以及之后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伟大领袖是一位坚定的决不派，即决不搞什么民法、刑法的那一套，坚决搞自己的那一套。伟大领袖搞自己的这一套，结果如何？十年浩劫、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官方好像是这么说的。

　　今天，决不之声又在耳畔回响，只是这决不之声要把俺们的祖国带向何方。。。。。。

　　2011-4-1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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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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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方舟        

来源：蒋方舟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17e1v.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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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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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史鉴散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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