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骥 | 评论(7) | 标签:路西法效应
上个月，在香港，看了由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罗迪和福里斯特•惠特克主演的电影《死亡实验》（港译：《实验囚室》）。
电影讲述26名心理实验的参与者，被分为狱卒和囚犯两组，模拟两周的监狱生活，实验结束后即可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起初，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实验，相约安然度过两周，各自领钱回家。可是没有想到，从第二天开始，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自拔，并且愈演愈烈——狱卒越来越专横跋扈，捉弄囚犯，镇压暴动；囚犯起初服从管制，随后越来越不满狱卒的做法，以致酿成流血性事件。最终，这个实验不得不在第六天就匆忙结束，因为局势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听见身后不停有人发出笑声，并窃窃私语道：“这个编剧也太傻了，哪有人会这么蠢，把实验当真的？”我心想：“朋友，看来你是不知道，这部电影并非完全虚构，它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实验改编的。这个实验，被称作‘20世纪最有争议的实验’，连实验的主持者自己，都对这个实验心有余悸，以致于在实验结束后30多年，才有勇气将实验的整个过程写出来，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路西法效应》。”
这位实验的主持者，即是大名鼎鼎的，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荣退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博士，他也因于1971年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一举成名。
消除“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
津巴多教授主持这场实验的初衷，关注点是放在囚犯身上。他想弄清楚，一个人在囚禁的环境下，究竟承受多少压力会导致其精神崩溃，这有助于美国政府制定更加人性化的监狱政策。所以，一开始他还精心设计了请真正的警察去逮捕实验对象的安排。而实验对象，均是斯坦福大学的普通学生，保证其完全没有接触过监狱环境。
不过，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津巴多教授的注意力渐渐被迫转移到狱卒身上去。因为他发现，本来也是普通学生的狱卒，竟然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演变成横行霸道的暴君！他们强迫囚犯做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用唱歌的方式报数；想尽办法羞辱囚犯，比如用舌头清洗厕所；只要有不服从的囚犯，他们便用手中的武器“制服”他们——要知道，在实验开始之前，他们可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啊！
我之所以在上文中将“制服”二字特别标出，是因为书中的一段文字引起我的兴趣。这段文字，是津巴多教授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太太）克里斯蒂娜记录的——
我和其中一个等待值班的狱卒谈话，他非常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个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后来有一名研究工作人员认为我应该再看一下大厅，因为新的大夜班狱卒要来了，而且是恶名昭彰的“约翰•韦恩”。（作者按：狱卒里最残暴的家伙）……当我就地观察情况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就是刚刚和我聊天的那个“超级大好人”。才不过几分钟，他就好像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强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他的无礼和挑衅。……在他军事风格的制服之下，手中握着警棍，乌黑且银光反射的太阳镜遮住他的双眼……这家伙俨然是凶狠、严肃、出色的全职监狱狱卒。（页198至199）
文化学者朱大可曾经有过论述，指出“制服”二字，既可作名词——特定的标明身份的服装；又可作动词——使某人服膺某人或某事或某种规则；而在文化上，将两层意思结合，更有其深意，即，用一种特定的服装，使人臣服于某种文化。他举例1949年以后的“中山装”说：“在中山装的全盛时期，这种服装竟然成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见朱大可：《反思中山装的精神创伤比“申遗”更有意义》）
假如我们把身上所穿的“制服”理解为一种“环境”的话，就会发现，原来一个人的或“善”或“恶”，其实都是被这套“制服”所“制服”的。而这，也是津巴多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好人”和“坏人”并非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基本上是由环境决定的。因此，今后千万不可以再用简单粗暴的论断，判决一个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这两段游走的。
但是，“好坏二元对立”是人类惯常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意识判定？因为人类毕竟是社会动物，一般采取群居的生活方式。社会动物，总爱被人喜欢、被人尊敬，害怕被人孤立。当你越怕被孤立的时候，就越希望有一套“游戏规则”来证明你和其他人并无分别。所以，就有了孔子所说的“乡愿”。乡愿即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邪恶的平庸”，他们姑息“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尽量避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积极投身到“大流”中。对于“异己”，“好人”可以团结起来，排斥之、冷落之、放逐之、封杀之、囚禁之、杀害之。于是，便有了纳粹种族清洗，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红色高棉，有了卢旺达大屠杀……
怎样避免成为“坏人”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我始终相信“人性本恶”，给任何人权力，如果不加以约束，便会泛滥。就像在实验中，津巴多教授得出的教训所说：“崇拜权力，厌恶弱势，支配控制，从不妥协，落井下石，先下手为强。这些黄金准则是给他们（狱卒）的，而不是给我们（囚犯）的。权威就是规定，规定就是权威。”（页169）
津巴多教授虽然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如此残酷的事实，但是在书的最后一章，仍不免要心怀对人性光辉的期盼，在他看来，避免成为“坏人”是有法可循的，他在“抗拒有害影响的十步骤”一节中给出了十种供读者参考的方法。其中第四种，我觉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尤为重要，因此愿花些笔墨谈一谈。第四条叫做“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其内涵是——
不要允许其他人将你去个性化，不要让他们把你放入某个分类、某个盒子、某个自动贩卖机里，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一个客体、一样东西。请坚持你的个体性；礼貌地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凭证，大声清楚地让他们知道你。请坚持让别人也这么做。（页505）
在经历过数十年严重的去个性化的悲惨遭遇之后，我们的国民愈发缺少个性。所以，目下我们可以看见越来越多新的“分类法”出现在媒体当中，例如“蚁族”、“月光族”、“御宅族”、“上班族”等等。这些名词的出现，都是我们对个体身份认同缺失而产生恐惧的一种表征，我们没有自信作为一个个体生存在社会当中，必须归类到（或被归类到）某个族群里，才能心安理得。而这种归属于某个族群的行为，又十分容易对另一个族群产生对立。譬如“上班族”看不起“御宅族”，觉得他们游手好闲；“穷二代”仇视“富二代”，恨不得重新发动一次“文革”达到“均贫富”的社会状态。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随时都可能“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如何树立起中国人个体的自信，使中国人真正地“站起来”，就目前的环境看，或许比实现“大国之梦”更为重要。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基本上可以收尾了。因为我才疏学浅，实在也给不出怎样树立中国人个体自信的建议、方法或途径。我只想强调一点，每个人心存善念，总是没有错的。将近二十年前，李敖写了小说《北京法源寺》。在小说里，他借“康有为”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恶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们读完《路西法效应》，何妨花一点时间，看看我们离“善”有多远，离“恶”又有多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