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奥斯陆日记(zt)

　奥斯陆 四日四记
　　　　　　　　　　作者：方励之
　　　　　　　　　美国之音 2010-12-14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
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
12月9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
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
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
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
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克朗（合10多美
元）。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
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
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
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
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一千年前的奥
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
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
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
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
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
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 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
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
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
自由。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现在呢？

刘晓波和辩论自由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
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
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
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
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
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
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
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
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
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
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
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
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
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
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
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
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
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
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
因之一。

NPP 对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
“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
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
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
儿。而且，大会由毛主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
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
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
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
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
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
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
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
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
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
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
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
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
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
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
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
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
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
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
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
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
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
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
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
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
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
动力学。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
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
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
他说：“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
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
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
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四十不恍

四十不恍

1

三十五岁了。

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独自上网到深夜，睡前洗漱时，不知怎的，以前的经历忽然如电般地在心中闪过，然后一个念头莫名地浮起：人生真神奇。

2

五年前，三十岁的生日我是在国内过的。回美国时，我妈和我弟送到机场。时间还早，我坐在左边，我弟坐在右边，我妈坐在中间，拉着我们俩的手，在候机大厅里聊天。她说：

“我做姑娘的时候，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爹打算让我念个小学就算了，我哭着求他说：你让我念个初中吧，将来我结婚不要你出嫁妆。爹拗不过我，就让我上了初中。队里的人还笑话我爹，说女人将来要出嫁的，识个数就行了，上初中不是浪费吗？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自习课上大家都在做作业，我得给弟弟妹妹们做针线活，干完活了才能学习。

“初中毕业后，中专取消了，上高中爹不可能同意，只好回家种田。家里弟妹多，娘身体又不好，常年卧床，穷得一塌糊涂。我十几岁的大姑娘，也爱美、爱面子啊，可是没办法，专门捡最脏最累的活儿做，因为那个工分多。

“有一次，我和队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到几十里外的狼山去为大队割猪草。坐着空船去，割了一天，把船都装满了，没地方坐，只好走了一夜，才走回到家。割草的时候，我看见山下有所农业学校，里面的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走来走去，也不用干活，羡慕得说：这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要让我过上一天这种日子，死了也甘心了。”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她们大队要培训一个赤脚医生，我妈因为有文化，就被选上了。再后来，她又转到当地医院做了会计。再后来，有人把她介绍给了邻村一个大学生，在外地科研所工作的。她们通信谈上了恋爱，后来结了婚。这个大学生就是我爸。不久，我爸调回本地，到农业学校做了老师。

“这可真神奇啊，”我妈感叹说，“我就这么成了农校家属。”她又拍着我的手说：“将来还要去美国，这么远的地方，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啊！”

3

我妈现在在美国，帮我们带小孩。每天上午，我们上班去了，她就把孩子推出去散步。这里来探亲的中国老人很多，每天她们相聚在河边，聊些家常，兴致来了还一起唱歌跳舞。

有时候，她回来时就会说：今天遇到的某某老太，家里的儿子在某大银行工作，说年薪是多少多少，奖金是多少多少。或者，今天某某告诉我说，她儿媳是做律师的，很有钱，家里的房子有多大多大。

住在纽约，我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有时妈就会问我：你怎么当初没有学金融或者律师呢？

我只好说：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什么职业赚钱呢？

是啊，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知道金融和律师比数理化更能赚钱呢？

我不知道的事情不仅于此。我高中考到城里去，离家很远，因此只能寄宿。开学前一天报到后，家人走了，晚上我拿了饭票去食堂，却发现食堂还没有开，只好饿了一晚上。第二天和新认识的同学说起，他惊讶地说：“哦，从学校出去，旁边就有一个饭店啊。”他以为我是不认识路，还热情地比划给我怎么走。我也没敢告诉他，其实我是不知道，人还可以下饭店。

4

但我想要说的不是我从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如何变成一个人模人样的美国中产。我觉得，我的心路历程才是更大观的历程，也更让我觉得神奇。

有一次被妻子问起：“你会不会有中年危机？”

我说：“不会。因为我少年时就开始了中年危机，估计真到中年也该结束了。”

我很早就开始怀疑人生，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有人评价老罗的《我的奋斗》说：这本书描述一个牛逼的人如何变得更牛逼。我如果要写回忆录，可能更合适的名字是《我的挣扎》，描述我如何从一个不牛逼的普通人，变成一个不牛逼的正常人。

近年来对积极心理学的学习，是其中的关键。我是个科学控，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总很难说服我。但很多科学研究的结果，却又指向了传统的结论，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的思路。

审视的结果，却让我的危机好像要结束了。我逐渐明白了道德的价值、人生的道理，甚至连人生意义这个似乎不可能有解的问题，也隐隐地看到了一丝亮光。

我以前犯过错误，在没有参与的论文上署名，在感情上伤害过别人。现在我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错误。我以前总有点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该何去何从。现在我已经知道该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想我正在更加坦然地面对人生。

前一阵子有编辑跟我说：现在人活得都不容易，都希望有个幸福的灵丹妙药，你的书应该往这个方向写。我直接回答说：幸福没有灵丹妙药。

其实也不尽然。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Chris Peterson说过：“积极心理学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关心他人（Other people matter）。”

当然真要做起来没这么简单。不过基本的道理确实如此。

5

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把积极心理学当宗教了？

我还没有答案。不过至少宗教这个词，在我这里已经不再是贬义了。

以我曾经那么怀疑、虚无的一个人，到今天居然也基本建立了价值观，并且似乎可能会找到信仰，我认为这很神奇。

6

五年前，我心中的关键词是“反叛”。现在，我心中的关键词是“选择”。

五年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孔子说：“四十不惑。”那肯定不是我的目标。我哪怕到死，恐怕还是心里揣着一大堆根本疑惑。我只想做到“四十不恍”，对世事不再恍然，对人生不再恍惚。希望那时的我神智清明，目光清澈；跟今天一样好奇，不介意科学的新发现又要让我改变想法；比今天更加平和，面带微笑，多做实事。

恶魔如何统治国家？

恶魔如何统治国家？: "

冉按：近来读了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看到独裁者整人害人的许多细节，一点也不陌生，那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与对历史的了解。现在写篇小文来回应对此书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对比性的，而非只是对苏联苦难的单一解读，而是中苏苦难的对比。我认为，凡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把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害人经历，深入地挖掘出来，以便将来减少此种灾难的发生。2010年12月4日6：41分于成都

由于持续不断地对追寻真相的爱好，我所知道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恶行，明显比一般的人要多。但我不以为满足，因为我想弄清楚像这种恶魔式的人物，为什么集中出现在越来越现代的二十世纪？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空前大杀戮，是什么原因使得二十世纪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越此前人类所有世纪而独占鳌头。资源稀缺、人口膨胀、恶性竞争、国家至上和排外的民族主义，固然能引发人类灾难，但我认为没有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所做的丑恶实验，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更大的了。

近读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对斯大林所犯下的诸种罪恶又有更多细节性的了解。1949年后中国官方在包括制度设计的许多方面都模仿苏联，自然在灾难频发和严重程度上，都有许多相似性，中国更是青出苏联而胜于苏联。无论在肃反、集体农庄（中国是农村合作化）、大饥荒等方面，中国都做得比斯林大治下的苏联更加“杰出”，更像一个反人类的标本。或许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斯大林连环式的肃反其高层干部，即整肃整肃者，杀杀人者，可能稍比毛泽东要“杰出”一些。虽然毛泽东整起自己的同僚来手段也“丰富多彩”，但连环式的杀杀人者包括整肃自己的卫队长方面，还是斯大林更胜一筹。

既然苏联和中国的独裁制度是如此的双生怪胎，就不仅表现在许多灾难的大同小异，而且也表现在许多细节上的惊人相似。196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贵州农学院红卫兵陈保红所写的《用毛主席握过的手，天天捧读毛主席著作》，其中有许多愚蠢的肉麻话，就不录了，只录一节与毛泽东握手的“文献”：“来自各地的革命战友，听说我和毛主席握过手，都围着我，抢着和我握手。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保红。……回到住地，已很晚了。同学们看见我回来了，都围着我，争着和我握手。”《斯大林传》里开篇就讲了著名经济领导人尤里．鲍里索夫被斯大林召见谈话时握手的经历：“我一触到他的手，像是挨了电击。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上了车，径直回家，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没顾得上回答，走到小儿子的床边，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温。”与独裁者握个手，握出这么多下意识的奴才特性，真可谓独裁国家特有的奇观。

中国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不清楚者请网搜陈明洋的《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把人当泥团来捏的“五．七”指示就因此而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用毛泽东思想给患者冶疗精神病之类，疯狂的文革时不绝于耳，大家都不以为怪，还觉得这样的状态特别正常。但你以为此种愚蠢的疯狂，在如今的中国早已绝迹，就大错特错了。前不久，有新闻报道四川资阳精神病院组织精神病人唱红歌，用红歌来给精神病人治病，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愚民丑闻。此类令人怀疑人类智商的丑闻，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不遑多让，1929年斯大林五十寿诞期间：“在莫斯科精神病院里，精神失常的53岁的数学教授科钦不停地狂喊，颂扬领袖，间或用最精辟的语言痛斥破坏分子”（P150）这说明独裁国家所发生的许多荒唐的事，既可笑又雷同，呈现了一种毫无创意的整体主义特征。

我们都知道独裁国家统治的两大法宝——谎言和恐惧。制造恐惧有很多种方法，官方号召和倡导告密，甚至将告密当成一项制度来运行，就是独裁国家制造恐惧的常用方式。我在《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一文中曾总结独裁国家为何爱利用告密手段统治国家的理由：“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个人头上时常悬着一把达摩克利之剑，让你对统治者的恐惧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毛泽东在1956年10月13日写给杨开慧的同学戴毓本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习梅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这说明四九年后亲人互相检举是一种常态，也得到公开的指引与号召。毛泽东这句话可堪玩味，一来他绝不反对告密；二来他只是劝戴似可不必，并没有说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发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则不会有“再”；三来，“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许有后续手段，并没有堵死你以后还告其他之密；四来，戴的丈夫彭习梅已“虎落平阳”，只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参事是四九年后的低等闲职（主要由稍有影响的旧军官和旧职员组成），无实际作用，其实际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文史馆所养之遗贤都不如。

而斯大林又如何呢？“树林中一定要安置被富农杀害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和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的谢尔盖．基洛夫的白色雕像。他们是斯大林的为信仰而蒙难的新圣徒”（P203）基洛夫是斯大林假借敌手，对自己“亲密战友”所做的无端杀戮，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这位为斯大林蒙难的“新圣徒”则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少年告密者。1932年乌拉尔地区农业集体化，帕夫利克父母因家庭琐事闹翻，其父特罗菲姆离家出走。帕夫利克的母亲为了让丈夫回家，便鼓动年仅12岁的帕夫利克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其告发之罪名是：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偷偷给那些流放到他们乌拉尔地区格拉西莫夫卡村的乌克兰富农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个苦寒的地区——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因“大义灭亲”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但苏联官方害怕他翻供，将其杀害灭口），将其塑造成家喻户晓的“英雄”。 整个苏联很多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都以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许多作家和诗人为他树碑立传、唱赞歌，众多画家争相为他作画，印数巨大的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肖像。当孩子们加入少先队时，必须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塑像前宣誓，然后齐唱有“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歌词的少先队队歌，成为官方接纳的小小被洗脑者。

像莎士比亚一样，呼喊着“人是万物的灵长”之类的浅薄口号，以为人类真高一般动物一筹，在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许多重大灾难，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再经历像德国法西斯、苏联和中国等极权国家的灾难后，人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呢？难道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们就不是我们人类耻辱的一部分吗？换言之，人类在实行诸多大杀戮，特别是对自身种类的大屠杀面前，还有什么骄傲的理由？读着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想着毛泽东一生的罪恶，目前根本没有与之匹配的研究和传记，就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追求自由民主、弄清真相、清理独裁遗毒的道路上，还有极其漫长的道路要走。

2010年11月28日至3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