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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1961年毛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

原始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5781e0100nen7.html
  作者:周宇新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当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 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但事情到了毛泽东嘴里却成了:“中国没有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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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色警报

中国的红色警报[转]

作者:贝乐斯

来源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786/

  2010年3月23日GMO发表的White Paper认为中国已经显现出显著的投机狂热的特征。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的形成与破裂的经验凸显出中国目前的脆弱性。

  
识别投机狂热与金融危机
  历史经验证明,投机狂热在泡沫破裂,陷入危机之前无法准确识别。因此,经济学家称泡沫是“后验”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对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的研究存在。几年前,很多这些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及全球其他一些地区经济逐渐增加的脆弱性。今天,这些红色警报显示指向的是华尔街目前的宠儿——中国。

  1. 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很多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真实的快速增长。无论是早期的铁路还是当初的互联网,都有着真实的早期快速增长。但是,当人们把早期的快速增长推算到长期的未来,纷纷投资时,泡沫就产生了。

  2. 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仰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票估值直线上涨。之后,人们对格林斯潘的信任也是如此。

  3. 投资的普遍增加是金融灾难的另一个领先指标。
  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总是受到错配。而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程度才清楚的显示出来。19世纪经济学家John Mills观察到“恐慌并不摧毁资本。恐慌只是揭示出资本以前在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的程度。” “Panics do not destroy capital; they merely reveal the extent to which it has been previously destroyed by its betrayal in hopelessly unproductive works.”在英国的铁路狂热中,从伦敦到Peterborough有三条铁路。而实际上只要一条铁路就足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光纤网络的产能过剩持续了很多年。而最近一份的IMF经济展望指出投资占GDP很高比例的国家倾向于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 腐败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繁荣而剧增。
  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更乐观,更愿意相信别人,钱总是很多。但是,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更加贪婪,要得更多。

  5. 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可靠领先指标。
  在所有的严重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从而推动投机。

  6.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催生繁荣但终以泡沫破裂告终。
  欧盟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领先指标。

7. 危机通常在一段时间的贷款疯狂增长之后。
  在繁荣时期借的债常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趋势而超乎寻常的增长,这项指标能够在预测金融危机方面有80%的成功率。更新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贷款增长的滞后影响是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8. 道德风险是巨型投机狂热的共同特征。
  贷款的繁荣让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问题。无论如何,反正有人会出手相救。典型的例子就是格林斯潘一遇到问题就降低利率,让市场充斥流动性。

  9.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唯一的担心,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才是严重问题。
  由于过度借贷,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的回报无法偿还贷款。因此,金融系统非常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都会引发危机。

  10.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担保物在流动性迅速增加中快速升值。
  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的组合是非常痛苦的泡沫破灭之可靠领先指标。
  总之,研究表明,迅速增加的流动性是金融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


  分析中国梦
  1. 中国梦
  13亿人口,大范围的城市化将让3亿人从乡村走向城镇,假设中国未来将以8%的GDP增长速度前进,这些都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但是,对中国未来增长的预测有可能过于乐观。城市化的进程有可能减缓,中国的人口将于2015年开始下降,工人的工资将上涨。如果城市化进程放缓,中国必须找到更有效率的利用生产要素的方式。

  2. 对党和政府,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这让大家更信任政策制定者。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增长。而中国对西方的出口已经达到了日本最高峰时期的出口额的两倍。中国无法继续增长贸易顺差而不招致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在金融危机后更加严重。

  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也造成了资本错配的风险。由于GDP是政府的目标层层下达,因此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因此,GDP不再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而是经济运行的目标。而且,这种体系偏向于国企而对民营企业不利。MIT教授黄亚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从80年代的民营经济为主转为目前的政府主导为主。这造成了收入不公,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以及创新的衰退。中国的快速增长是有欺骗性的,因为虽然政府能比私人部门更快的投入资源,但投资的质量却更低。

  3. 投资的繁荣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占GDP的比例过高。中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对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已经非常发达。2009年,中国的高速公路利用率只有OECD平均值的12%左右。很多小型机场的使用率只有一半。而高速铁路系统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带来了大范围的产能过剩。

  正如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所遵循的亚洲模式越来越依赖于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而中国的投资在GDP中的比例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中国投资的效率(每一单位投资所能带来的GDP增长)持续下降。

  4. 腐败

  所有投机性的狂热都伴随着欺诈的增多。只有在泡沫破裂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欺诈的严重程度,如安然、世通、马多夫等。中国的地产及基建的增长给欺诈和腐败带来了机会。而系统化的腐败则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   
'As a result, its financial system is fragile, its environment degraded and vulnerable, its law enforcement establishment tainted and ineffective, its infrastructure insecure, its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responsive, and its regulatory system creaky.'

  5. 宽松的流动性
  流动性宽松,因此钱来得容易。哈耶克认为,宽松的流动性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通胀,可以是总体价格水平的上涨或者资产价格的上涨。由于利率低于“自然”水平,因此商业受到鼓励投入到只能在远期才能获得回报的项目。这就造成了资本错配。
  而这正是中国的情况,流动性增长过快,利率过低,资产泡沫形成。

  6. 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中国的固定汇率增加了出口,保持了利率的低水平。但这也吸引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使中国经济战无不胜。这些储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资产,支付进口,或者抵御自身货币受到攻击。但外汇储备无法解决资产泡沫崩溃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支离破碎的银行系统,不良投资的后果等。在历史上曾经积累了如此巨额储备的国家只有两个: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7. 贷款迅速增加
  中国去年的10万亿贷款大多数流入了基建项目,房地产开发和国有企业。这如同给经济注射的一剂兴奋剂,当时很有效但具有滞后的副作用。如此巨大的信贷本身就让人担心,曾经困扰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的问题将卷土重来。

  8. 道德风险
  中国的银行由政府控制,市场相信政府不会对银行的问题坐视不管。中国的银行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程度。这就造成了道德风险。要知道,80年代,日本的大银行也被视作是为了满足财政部的目标工具。但在日本“失去的十年”里,日本的银行产生了相当于初始资本两倍的损失。
  9. 危险的放贷方式
  在次贷危机中,人们发现欧美的银行降低了放贷标准,形成了危险的放贷方式。很多贷款靠内在的现金流根本无法支付贷款,只能依靠资产升值。而当资产价格下跌时,这种“庞氏骗局”的结构就崩溃了。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巨额负债也具有以上那些特点。地方政府负债的现金流不足以支付贷款,而必须靠未来经济必须如过去一样高速增长才行。

  10.泡沫
  中国的股市,比如创业板显示出高估,呈泡沫状态。房产市场也处于泡沫状态。
  梦想之地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显示出典型的泡沫状态,这个泡沫迟早破裂。在过去,当以上10个红色警报都显示时,后果总是令人不愉快的。预测泡沫何时破灭非常困难。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让预测更加难上加难。但是,中国的体制无法解决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

  仅仅因为未来危机的具体时间无法预测,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可以被忽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对GDP影响重大,牵动上下游多个行业,而且对银行影响也很大。另外,房地产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很多基础设施的贷款要靠地方的卖地收入来偿还。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都基于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梦想之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

  但是,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坏事就容易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工业存在多年。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沉浸于中国梦的投资者忽视这样的场景。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沉浸在梦中的投资者将噩梦醒来。

偷渡客 ——一个与“偏见”有关的真实故事

作者:一九六九年 | 评论(29) | 标签:偏见, 客观, 偷渡, 蛇头, 美国, 纽约

不能参加闾丘的新书发布会,本来就很遗憾,更何况闾丘邀请的对话嘉宾是刘瑜和贾樟柯,这样的错过就更让人扼腕。

好在一五一十部落上关于“偏见”的专题讨论还在继续,其中的精彩也一样让我受益。我就讲个与“偏见”有关的小故事,可能不如诸君讨论得深刻,权当是捧场吧。

九年前,我和同事去采访中国最大一起偷渡案,有机会与这起案件的蛇头进行过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对话。这名蛇头被捕之前,经他的手运送出去的偷渡人员有700多人,其中400人偷渡成功,大多去了日本和美国(当时的行情是去日本要交给蛇头15万人民币,去美国要交3到5万美元)。

为什么要谈四个小时之久呢?是因为这名蛇头对偷渡的认识与我们的“常识”不太一样,或者说,完全相反。

我们常说,偷渡是一种犯罪;但是,在蛇头看来,偷渡不过是偷渡客个人谋生的一种选择,而且“有办法的人”都用不着偷渡,只有“没有办法的人”才选择偷渡。我们还知道,组织他人偷渡是一种谋财害命,因为偷渡客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而蛇头却认为,他不过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收取了合理的费用,至于偷渡的风险,他说:“这在所难免。就像你走在路上,也可能遇到车祸。”

总之,我们认为是“罪”的,他不认为是“罪”。

尽管那四个小时的对谈,蛇头的表述非常精彩,但我内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观点——蛇头说得再好,无非是一种狡辩。偷渡是一种犯罪行为;偷渡客都是些既可怜又可恨的人,他们受人蒙蔽、不惜倾家荡产、拿生命做代价,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而蛇头就是一些利欲熏心、不顾人死活的人贩子,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吗?

我一直以为这都是些“常识”,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黄先生一家。

四年前我旅居纽约,因为是短期居住、又想省钱,打算买一些二手家俱凑合一下,于是我跑到皇后区法拉盛去淘旧家俱。没想到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一家卖二手家俱的(当时并不知道,美国人习惯把旧家俱送人或是直接扔在街边,即使要卖,也是在craigslist这样的网站上卖)。最后,在一家只卖新家俱的家俱店里,有一家人听到我在跟店主打听卖旧家俱的地方,便主动上来搭话,说他们家有一些旧家俱可以卖给我。

这家人姓黄,刚买了一套新房子,到这家店里来挑选新家俱准备搬家,家里的旧家俱正打算处理。于是,我们聊了起来,黄先生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有哪些家俱、分别卖多少钱、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搬。没想到聊了一会儿以后,黄先生夫妇得知我们一家人刚刚来纽约、正忙着安顿,临时改变主意说:“这样吧,我们的旧家俱就送给你了!不要你付钱了。等我们搬完家,我们把旧家俱给你送过去!”

这怎么能行呢?大家素不相识,我怎么能冒然接受别人的馈赠呢?我坚持要付钱,但黄先生夫妇比我更坚决:“你刚来美国,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们刚买了房子,旧家俱反正也用不着了,正好你拿去。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好心人帮助过我们的。”

我只好同意了。在攀谈中,黄先生告诉我,他们全家都是浙江温州人,十多年前他一个人先来美国打拼,后来又陆续把太太和女儿弄过来了,现在只有一个快参加高考的儿子还留在温州读书。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把儿子接出来呢?

他说,儿子从小是家里的老人带大的,签证倒是签了好几次,但每次都被拒签,他自己不想再去签了,想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再说。

我还是不理解,他过来跟家人团聚,签证应该很容易过啊?

黄先生笑着说,不行啊,我们都是偷渡过来的。

偷渡?!你们是偷渡过来的?

我半天回不过神来,不知道该作什么反应。无数的问题涌到嘴边,却又问不出口。

后来分手的时候,黄先生还用他带着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每个人刚来美国的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特别难熬,但是只要坚持下来就好了。我刚来的时候差一点就熬不住了,想回去,比我来得早的老乡就叫我咬住牙,只要坚持下来,就会越来越好! 你刚来,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一定要坚持下来。”

他的真诚让我感到羞愧。他并没有问我是怎么来的纽约,但他肯定是把我当作准备长期“黑下来”的人了。实际上我的状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差 ——我有稳定的工作,有收入,有保险,而且呆个一年半载就会回去,不需要“黑下来”。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些情况和盘托出,因为当时我刚到纽约,对陌生人抱有很强的防备心理。

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黄先生的以诚相待。

果然,过了不久,黄先生带着他的几个老乡和亲戚,开着一辆大货车,把一张双人床、两个床头柜、一张双人沙发、一张单人沙发送到我住处。不仅自己带车运、带人搬,他们还自带工具把家俱都安装好,并放到我指定的位置,然后,一杯水也没有喝,走了。

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圣诞节的时候特地给黄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一方面是祝他们节日快乐,另一方面也是表达谢意。电话是黄太太接的,她说:“你打电话来,我谢谢你!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讲感谢的话了,过去很多人也帮助过我们,现在我们也帮助别人,这都是很正常的, 没必要再为了这个事情专门打电话来!”

转眼到了中国农历新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去黄先生家拜年,顺便参观他们家位于纽约皇后区法拉盛附近的新房子。

这是一幢独栋住宅,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总面积约两三百平米。由于是新装修的房子,又配置了新家俱,屋子里显得格外干净整洁。黄先生介绍说,他们一家住地面上的两层,地下一层租给了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他们有独立的入户门,与黄先生一家互不干扰,而且可以自己做饭,因为地下室也有一个独立灶头。

我问他,独立灶头有什么讲究吗?

黄先生说,纽约的房子,有两个灶头的要比只有一个灶头的售价高,出租的租金相应地也高,因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只有这种“双灶头”住宅的租客才能单独开伙做饭,否则就是违法的!

坐在黄先生家的客厅里,我从闲谈中渐渐了解到黄先生一家人偷渡来美国打拼的大致轮廓。

黄先生原是温州的渔民,祖上靠打渔为生。到了他这一代,渔民开始上岸,村里也给家家户户分了地。但是,一家人在田里一年辛辛苦苦忙到头也挣不到什么钱,日子过得很苦。十多年前,黄先生借钱偷渡来美国,靠做苦工还债,几年后又借钱让老婆和女儿偷渡出来。黄太太刚过来的时候,先在一家洗衣店里做帮工。由于没有文化,夫妻俩只能靠每天起早贪黑地打工赚钱。等把三个人为了偷渡借的债还清、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他们把洗衣店盘了下来,由黄太太负责打理。再后来,黄先生开始跟老乡合伙从温州运来各种小商品,批发给皇后区大大小小的超市,由于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超市里很受欢迎,黄先生的批发生意也越来越好。

再后来,他们花了一百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套住宅!

黄太太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文化,除了能吃苦,别的都不会。要是留在温州农村,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赚到一百万美元,也不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现在,他们的女儿在公立学校念中学;黄太太也皈依了基督教,附近的教友经常到他们的新家来聚会。

但是,像你们这样毕竟没有身份啊,不怕有人找麻烦吗?

黄先生说,纽约的警察根本不管,在这里,只要你守法,就没有人找你的麻烦。

黄先生来美国十几年,只有一次开车送货时遇到过警察盘查,但警察也就是看了一下他的驾照就挥手让他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没有社会安全号(SSN)的情况下拿到驾照的,但是的确,在美国只要有了相当于身份证的驾照,生活就容易多了。

这就是黄先生一家的故事。

虽然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但已足够让我感到困惑: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为什么能在一个法律多如牛毛的法治国家扎下根来,还堂而皇之地买车、买房、做生意,什么也不耽误呢?一个偷越国境的“不法分子”,到了异国他乡,为什么反而变成一个热心助人、乐善好施、遵纪守法的规矩人呢?

进而,我慢慢觉得当年蛇头的一番话似乎不无道理:很多人偷渡实际上是为了谋生,有办法的人不偷渡、偷渡的人没办法;蛇头主观上其实只谋财、不害命,因为蛇头都希望偷渡客能平安上岸,否则拿不到全款;“逼”偷渡客偷渡的,不是蛇头,而是偷渡客在祖国的生存困境和对彼岸它国的憧憬(哪怕只是虚幻),可以说,蛇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渡人”。

我无意为蛇头开脱,也不想在此展开对偷渡的讨论,尽管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秩序”的正当性已经在黄先生一家人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变得颇有些黯然,但这不是我此文的重点。

我想反省的是,过去我那些“常识”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看法还是一种偏见?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它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当年的我就笃信不疑?为什么“现在的我”能认识到“过去的我”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我又如何能确信“现在的我”的看法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偏见呢?所谓“客观全面”到底是各种偏见的集合汇总,还是各种偏见交锋互动的过程?“客观全面”是否真的存在?“客观全面”的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偏见?

这个问题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而我还没有想清楚答案。但常识告诉我,保持对偏见的警惕远比消除偏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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