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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节后突然落马的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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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2-16 通过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作者：(author unknown)

中共"公共情妇案"的爆发，江系旧部，包括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永跃都接连下台，使刘更加胆寒。而温家宝的人马金人庆却在温的力保下也平安着陆。文化部长于幼军，在中纪委已查实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却因温家宝的力保而只受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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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多维博客 by 海客 on 2/14/11

温家宝失控，刘志军落马

 

作者：海客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春运即将结束时突然被调查，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多年来网络上问责刘志军的呼吁，揭发刘志军的材料接连不断，关于刘志军要下台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刘的突然倒台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相关消息人称，对刘的调查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示，考虑到刘志军的复杂背景，以及多年来胡给外界的软弱印象，胡的直接批示政治意涵令人寻味。

过去，刘志军通常被认为是江系人马。但一位铁道部的知情人称，刘的关系背景十分复杂。刘系农民出生，文化程度不高，在铁路基层工作时，领导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所以在上级下来视察时，安排他一起招待。如此有很多机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一步步提拔起来。这样无根无基的人能上到高位，完全是一路拍上来，早就练成了超强的马屁功夫。

1994年11月刘任铁道部党组成员、运输总调度长后，对江泽民等中共高层的专列服务极为上心，江每次乘专列出巡，刘都亲自调度和陪同，赢得江的喜爱。唯一不喜欢他的可能就是朱镕基。朱担任总理后，刘志军以铁道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7年1月－2000年4月），负责中国铁通的改制事宜，一度远离铁道部的核心业务。直到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前才被扶正，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这一任命是江泽民离任前安排的，也算是对刘多年伺候的酬庸。

十六大后胡温当政，刘仍然见人就拍。比如为了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太子党俞正声高兴，硬将原定的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沈阳-北京改为广州至武汉，为俞正声送上了不少于1000亿元的政绩大单。连俞正声刘都这样大手笔，他拿手中掌握的铁路建设资源向中共高层家属输送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

2005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案发后，刘志军深陷危机之中，随时处于被"双规"的状态。但正由于刘与中共很多高层的复杂关系，胡锦涛不好动他。加之上海社保案发，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卷入，胡及中共高层全力以赴对待陈案。胡担心再动刘志军，会进一步加深江泽民的误会，于是刘志军逃过一劫。

江泽民没有保陈良宇，大出包括刘志军等中共高干的意外。刘明白，自己身上的所谓江系人马招牌的份量，远不如陈良宇。连陈都可以丢弃，说明为了十七大，江泽民这样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己更是随时都可能被丢弃。更何况，江时代除了青藏线，铁路建设大投资不多，铁道不是大家看中的巨大利益所在。到了刘自己主管铁道部时，提出的高铁计划还没有正式获得高层认同，手里可以输送的利益有限，没有机会向江身边的人输送足以引起他们兴趣的利益。万一出事，江凭什么会保自己，刘心里根本没有底，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靠山。

中共"公共情妇案"的爆发，江系旧部，包括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永跃都接连下台，使刘更加胆寒。而温家宝的人马金人庆却在温的力保下也平安着陆。文化部长于幼军，在中纪委已查实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却因温家宝的力保而只受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两相相较之下，刘明白，十七大前，江虽权势很大，但不在乎像他这样的贩夫走卒，且毕竟已属昨日黄花，来日无多；而温家宝虽表面势弱，却内敛坚忍，韬光养晦，暗中正收罗人马，蓄力以待，以图未来，十七大后必成中国政坛一派。于是，刘开始想法设法向温靠近。

奥运和汶川地震，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铁道部来支撑，刘志军得以喘息。但期间中国铁路交通事故频发，温家宝大怒，给刘一个记过处分。刘更加害怕，加快了向温示好的步伐。无奈机会不多，刘整日惶惶。

真正搭救刘志军，使他得到温的赏识并暂时逃过大劫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应对计划。这一计划将本来处于争议的中国高铁建设推向前端，中国高铁建设得以摆脱争议，跃上前台。众所周知，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要想提振经济，就只有靠政府投资。而跨度12年，总投资5万亿的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无疑成为温家宝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绝对主力。事实上，仅2009年，铁道部上报国务院的报批项目就高达1万亿。

也正是这一时期，刘志军得到了温家宝的赏识。铁道部的巨大投资，不仅可以有效地配合温家宝应对危机的计划，使温有政绩可依，也成为依附在中共高层周围的各大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肥肉。据称，温家宝原本打算不让自己的亲属介入其中。无奈刘通过温周围人马向温夫人张蓓莉展开攻势，趁机将一些重要项目输送给张蓓莉，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及侄子温新宇。就连温的儿子温云松的私募基金，也通过刘志军提前投入到与高铁建设有关的项目。

管不住老婆及家人，也需要刘的铁路建设充当门面的温家宝，只好被刘志军用巨额的高铁资金所裹胁。何况铁道部是中央部委中唯一一个准军事管理的部门，掌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刘能率部投靠，对温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巨大助益。得到温家宝信任的刘志军，终于长喘一口气。

知情人称，刘之所以长喘一口气，有一个外界不太注意的原因。中纪委主要负责人也是温家宝的亲信。有了温家宝这个靠山，中纪委就不会轻易动他。何洪达被"双规"后，交待了许多刘志军涉嫌腐败的重大线索，都被中纪委有关部门压了下来，正是刘志军努力投靠新主的结果。

2010年5月23日，沪昆铁路K859次客车脱线重特大事故发生，温家宝在相关文件上率先批下"下不为例"的批示，其实就是让刘志军得到了一个救命符。胡锦涛考虑到上海世博等因素，也随后批下"举一反三"的批示。比起2008年"4·28"胶济铁路列车脱轨事故，温家宝兴起问责，给予刘志军记过处分的往事，铁道部的人都看明白了：刘志军已经得到了温家宝的信任。刘志军多年的努力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回报。

但社会上越来越多对刘志军的揭发，还是让温家宝不堪其扰。尤其是山西女企业主丁书苗通过内部交易拿下高铁有关重大项目的事情，引起铁道部内部的强烈不满。相关揭发材料，指控丁书苗通过罗金保（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党委书记，已于今年1月被"双规"）行贿刘志军，不仅垄断中国高铁的声屏障项目，还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

为保刘志军，温最后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参照于幼军，来个留党查看。于幼军就是温家宝力保下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名为解决，实为解套。在刘志军被"双规"之前，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在坊间有所传闻。

刘志军不知道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家宝为保家族利益，竭力树立自己的清廉和民主形象，几次大谈政改，将自己打扮的过于清高、孤傲和无奈。有意无意之间，将不改革的罪过推向胡锦涛和其他中央高层，而且将国务院的人事竭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严重影响了胡锦涛的十八大权力安排，逼迫退无可退的胡锦涛开始反击。

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的文章，就是胡在争取其他政治局常委意见之后，发动的反击攻势。温在蛰伏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借助"访民秀"来树立形象，意图争取十八大的话语权，使胡更为不满。中共当前的政治，一切以十八大为核心，所谓"悠悠万事 以此为大"。所以春节刚过，胡锦涛就亲自批示，"双规"刘志军。

至于胡锦涛批示调查刘志军，温家宝此前是否知道，知情人说，这个尚不清楚。也许温家宝知道，但自身已处于是非漩涡，且家属深陷其中，温已失去说话的主动权。温过于刻意树立自己的形象，结果树敌太多，一定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中共的整体利益，导致原本因各种不同原因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若救刘志军，可能会进一步撕破脸，温有些投鼠岂器。

其二，刘志军与金人庆、于幼军在温家宝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后二者完全是温引为亲信的人物。而刘是半道投诚，且身陷非议，投诚救自己的意图很明显。而且温也知道刘是一个马屁精，不光是江泽民、胡锦涛，凡是常委一级的人物，不管是在任还是退下去的，他都拼命巴结，大输利益。坊间都知道，温很在意家族利益，对于刘拿着国务院的批示，慷国务院之慨为自己邀买人心，广留后路的做法，有时温也很生气。政治上，往往是投靠的主子多了，反而没有了真主子。一旦出事，假主子是不保你的。反正拿刘志军好处的常委，又不止温家宝一个。这个原因，也可能导致温不愿意出全力施救。

再有，事发突然，温可能并不完全知情。面对十八大的布局，原来温系人马看到风向不对，有的暗中已向其他中央高层投靠。这样，温在中纪委的人马，也不敢轻易向温通信，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温对调查刘志军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误判和失控。

知情人称，此次"双规"刘志军，中纪委一反以前默不做声的做法，而是在第一时间就高调对外宣布消息，有明显的尽快处理成既成事实，使有关方面不好补救的意图。刘志军机关算尽太聪明，只记着拍中共高层的马屁，反而忘了，其实中纪委才是像他这样的问题官员的真正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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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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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2-16 通过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作者：(author unknown)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

 

      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7

学历：大学

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 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领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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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成都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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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2-16 通过 牛博国际 作者：冉云飞

冉按：这是我年前接受成都一家杂志的采访，谈1911年至2011年的成都，这样的谈话当然只能泛谈。其间的比较或许有不妥之处，但都是我内心的想法。这个访谈有两个文本，杂志刊载的可能是另一个文本，或者也像我一样把两个文本夹杂在一起，不知杂志刊出没有？此处标题为我所改，所谓百年，其时主要谈的是1911年和2011年，这是必须预先给读者们说清楚的。2011年2月17日9：33分成都

     百年成都访谈：采访者豹小白

  这是1911年的成都：发行纸币、红十字会成立、奉光绪遗像罢市、米价飞涨、保路运动、赵尔丰屠杀成都市民、士兵哗变、军阀混战、成都市人民公园（少城公园）始建……

这是2011年的成都：通货膨胀，房产税或在酝酿，房价比一年前均价高出一千到三千，轨道交通仍在发展，微博上集体围观……

这是动荡时代与和平年代的对比。然而，1911年的动荡中藏着新生萌芽，而2011年的平静底下有暗潮汹涌。一百年过去了，有许多东西在变化，比如城市面孔、口音和生活方式；但仍有些东西藕断丝连，甚至一脉相承，如国人尤其是成都人的性格。

新旧碰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从未停止，只是碰撞的内容不同、撞击的面有大小。

于是，在深冬阳光的下午，我们走进著名作家冉云飞的家里，在他的书房中进行了这样一番关于1911年和2011年新旧碰撞的话题访谈。

问：如果现在是1911年，那您觉得今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三件事情？

 冉云飞：如果定在成都，第一件肯定是保路运动。第二件，是赵尔丰抓捕蒲殿俊和罗纶等人。第三件，尹昌衡镇压成都东郊的士兵哗变。这三件事都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有关，它们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互为因果。赵尔丰之所以抓蒲殿俊和罗纶，是没有想到保路运动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而赵尔丰在受制于蒲殿俊和罗纶以后，还在内部教唆了成都东郊的士兵哗变。当时尹昌衡是其中一名年轻的低级军官，他不属于赵系，就从东郊逃跑了，然后去凤凰山集合了一批士兵，里应外合把哗变的军队打下去了。接下来赵尔丰被杀。尹昌衡是日本士官生，前后一起留洋的还有刘湘、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尹昌衡后来当了大都督，他的力量远远大于蒲殿俊、罗纶等文职官员。这三件事是互为因果的。

 问：那在您看来，这三件事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什么影响？如果说1911年的成都是一个细胞切片，在这个切片中又呈现出了一种什么状态？

冉云飞：在1911年，这三件事在全国都是极大的。如果没有成都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武昌打响，但它的诱因其实在成都。因为本来端方率领新军镇守湖北，但清政府因为四川闹得太凶，赵尔丰又频频告急，就调军队入川。这样就给了武昌起义的时机。

 问：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当蒲殿俊和罗纶等人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可能并未想到导致清王朝的完全崩塌。

冉云飞：对，而且1911年的这三件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当时端方部队里有一个著名文化人，刘师培。端方被杀后，刘师培也被拘捕。经蔡元培、章太炎等著名文化界人士上书求情，当时的总统府和教育部也俯顺舆情，为国家保存一位这样的读书种子和学术人才。于是刘师培被成都文化界欢迎到现在的老南门、万里桥一带的四川国学院当教授。当时国学院的学监，相当于校长，是吴虞的老师吴子英。刘师培在成都待了一年多，对于培养近现代的四川国学文化人，这一年多的影响极其之大。这是保路运动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若非如此，刘师培根本不可能在成都待这么久。

问：您刚才提到刘师培进入成都，从而影响了近现代国学四川一脉至今。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足以造成这样大的影响么？

 冉云飞：我写吴虞的时候也提到过刘师培，里面将他在成都活动的脉络理得算比较清晰了。刘师培这个人比较特殊，他个人的品行姑且不论，国学功底是非常好的。江苏一带文风本来就盛，刘师培又是诗书传家，从祖父开始三世研究《左传》。他出生于1887年，1911年才24岁，却已经受到学术界普遍的看重，可见其国学功底之深厚，远非一般人可比。连吴虞、蒙文通等人多年后回忆他，对他都是敬佩有加。他陷入成都时，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都在救他。彼时四川由于廖平的影响，独尊今文经学，而刘师培的到来，为重兴古文、实现学术的争辩互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形成某种意义上汉宋均衡，导致四川学术进入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良性发展期。这个影响是通过一代代国学学者传承下去的，所以很大。

 问：这很有意思。1911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登过一位美国人写成都的文章，他写他眼里的成都平原，非常美丽，开满了黄色的油菜花；还有富饶的郊县；都江堰的宏伟。还有他眼中人才济济的四川大学以及另一所正在筹建中的民办大学。他看见了美，看见了一些与当今成都仍然共通的东西，却没有看见1911年平静下的暗潮涌动——这就是他者的视角。但从普遍意义上讲，他者无处不在，比如人们印象中四川风气开放、很容易接受新事物，而您却告诉我们一个保守的成都学术界。

 冉云飞：开放与守旧并不是矛盾的，1911年的成都是下层胆大敢做，上层守旧传统。其实现在也是，成都的草根阶层很活跃，但学术界的视野和知识结构还是比较守旧的。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通讯的便捷，这种守旧的概率在降低。这涉及到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当时一件大事在上海发生了，可能要两年后成都人才普遍知道。而现在几乎能同步。

 问：那么，将这种1911年的典型状态和2011年相对比，其中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冉云飞：其实在今天来看，保路运动也不是毫无负面作用，尽管很多人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反商业行为，而且民族主义势头正猛。民族主义需不需要呢？为了共同利益，民族主义需要得到一定的伸张。但一个商业行为完全被民族主义绑架，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在2011年的成都，还有人动辄为了批评日本而抵制日货，这并不是一种爱国行为——这样的状态和1911年是有深刻关联的。辛亥革命肯定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这毋庸置疑。但是不是只要伟大，其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举措都是正确的？民族主义如何才健康？辛亥革命出这种事情，对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除了推行宪政等，与2011年相联系，我认为这些方面还值得思考。

 问：您刚才提到民族主义，这一点非常好。尽管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说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化，或至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一截了。但完全的民粹仍然存在——它恰好是与现代主义相抵触的。

冉云飞：如果从现代的眼光看，这种民族主义的背后潜藏着的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争斗。为什么辛亥革命中会出现反国有化运动？一方面是地方和中央的利益对抗。清末，中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能力都极其下降，然后地方利益坐大，对中央不怎么买账。第二是中间的袍哥，袍哥是明末清初形成的一个地下组织，目的是反清复明。他们在整个西南地区包括湖广一带影响都极大，包括对政府的制约。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博弈上，袍哥因为涉及自身很大利益，因此与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联合起来反对，这是第二股力量。第三就是民众。民众中也有一部分人涉及自身利益，但更多的却是被煽动。

问：就像现在新闻中经常提到的"不明真相群众"？

冉云飞：对。但"不明真相群众"是怎么被煽动起来的？和当今社会联系，则又涉及到群体事件的处置问题。群体事件的处置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在群体事件的处理上，赵尔丰就不是很得体。他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征战，连当时川康那么险象环生的地方都能讨伐成功（当然这里面也有滥杀无辜的问题），而且实施了一系列不错的治边措施。但我们如果把保路运动当作一个群体事件来看待，就知道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很弱。尤其在已经基本控制住局面的情况下，还把蒲殿俊和罗纶抓了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赵尔丰以为自己有军队就是一切。实际上，当时的清廷虽然摇摇欲坠，但还没有一触即发，这件事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都源于赵尔丰的处置失当。在处置群体事件时，谈判是关键。而你竟然把政府认可的、相当于议会的咨议局民意代表抓了，某种意义上是激化了民意。然后你杀人，在现在的天府广场一带杀人，这更让民众失去理智，一旦民众失去理智是很可怕的，残暴、混乱、不可阻挡。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越是民主自由，越是宪政和限政，群体事件发生的几率就越低。

问：刚才我们主要是围绕1911年的三件大事，那您觉得在2011年，最有忧虑隐患、影响最大的三件大事是什么？

冉云飞：这就属于预测了。已经一百年了，我们仍然在摸索，怎样才能不让社会出现动荡。动荡与否，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制度的制约能力不够的时候。稳定来源于制度的相对稳定，而制度来源于对所有人最大利益的保证。

2011年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是经济问题——地方财政风险。目前，地方财政中的问题大多数是积极财政的结果。例如刺激经济、修建高铁等。这种大型项目的回收比较慢，效率比较低，贪污腐败严重。而它的资金链来自于银行，其中就存在了金融风险。银行不断放贷会引起通胀，对普通民众的伤害是极其大的。而当今，中国东部有实业空壳化的问题，西部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这两个合起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伤害特别大。

第二件，是由经济引生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风险增大，群体事件就会增加。现在有微博，有围观。大家围观钱云会、围观拆迁，是因为有不安全感，人人都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围观的过程中就会看到一系列的黑暗。这是任何人都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围观也说明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比如现在大家会希望知道自己缴纳的每一笔钱都去哪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

第三件，可能是外交问题，像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日问题。其实这里面也有各方利益的博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方、维稳部门……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但利益博弈下来，一旦外交应对得不得体，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2011年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可以用制度和别的方式来解决，但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喜欢搭便车。著名公共选择理论专家奥尔森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写道，因为很多人喜欢搭便车，所以就形成负和博弈。负和博弈，不容易办成好事，但坏起事情来则坏得非常彻底。

问：您刚才谈到，2011年我们从微博等事件上发现公民权利意识更加清晰，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触动了某些人的权利意识，这种触动和今天有没有内在联系？

冉云飞：要论对普通个体权利的触动，辛亥革命时期还不如今天。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触媒其实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公民权利。但现在，会对社会影响巨大的，应该是公民权利的觉醒。比如现在每个人都面临拆迁，而哪怕在清末，也不是谁想拆就能随便拆的。辛亥革命和现在巨大的不同，彼时深沉的触媒是民族主义。而我们当今社会最关键的触媒是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伤害。公民权利的增长，来源于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家都在不安。不安来源于利益的不稳定，比如强拆，比如通胀，比如官二代和富二代直接掠夺你的前途。当这个社会的投入和产出没有一个普遍预期时，你就会茫然和不安。越不安，人的理性判断就越下降，这个社会就越可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群体事件。对民众的伤害会有一个爆发点，很多底层民众会成为非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在群体事件中，一些人是理智的，但绝大多数是非理性的，是发泄情绪。非理智的力量一旦强大，破坏力相当大。

问：我们来谈一下文化层面，如果将百年前后的思想新旧碰撞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1911年旧学旧思想被新学新思想压倒了，但2011年却又在呼吁捡起旧学。

冉云飞：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传统的东西都被打砸弄烂了，所有旧传统一律冠以封建文化遭受很大破坏。为了向党组织交心，要出卖自己的父母亲人，这在秦始皇的法律中都是大忌啊。父母哪怕犯法，亲人也是不可举证的，正所谓"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现今西方法律中也有亲人互免举证的义务。但在1949年以后，倡导的是所有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党组织。这造成告密者特别多，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现在旧的传统被破坏，新的道德体系又没能建立起来，只好重新呼唤国学。可现在呼唤的都是什么国学？产业化的国学！许多所谓的国学大师只是为了圈钱。一些糟粕趁机死灰复燃，什么算命、看风水，还有专制制度。国学的关键在于你学什么。

我也在教我女儿国学，国学当然可以学。但问题是，现在呼唤的是什么？产业化的国学。所谓的国学大师里不乏骗子的存在，只为了圈钱。一些糟粕也趁机死灰复燃，什么打着周易的旗号宣传算命、风水，甚至暗合专制制度之需。学国学的关键在于你学什么。我教女儿国学，都是教她如何重视亲情、朋友。颜真卿一篇关于朋友的碑帖《寒食帖》，对朋友的态度是友好而又充分尊重的；三国时蜀国一位官员张君嗣外出巡视时给家人写信，说来拜访的人很多，但这些络绎不绝来拜访他的人，尊敬的哪里是他自己，而是他头上的那顶官帽啊——做官做得非常清醒；吴越王钱鏐曾给回家省亲的爱妃写信，他明明希望她早点回来，却在信里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个人读书不多，没什么文化，这两句话却成为了千古情书，这才是婉转深情。古文中有很多这样经典的文章。现在倡导的国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而普通学生、普通教师很难有去芜存菁的能力。

问：这是教育的问题了，您再说说看1911年和2011年的教育吧。

 冉云飞： 1911年已经废除科举考试，现代教育正在发芽。当时的教育有公立、私立也有教会，三足鼎立，相互竞争。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有，许多方面都是竞争的。而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竞争，这不是一种进步，反而是后退了。生活中可以验证，凡是我们受到尊重的地方，都有竞争；凡是受到伤害的地方，都没有竞争。像以前国营饭店垄断餐饮时，你去吃个饭，服务业爱理不理还黑着脸；现在私营饭店遍地开花，服务员都是笑脸相迎。为什么？他要是黑着脸，你马上转身不来了，反正选择多的是。现在的教育是没有竞争的，一是不公平，过分倚重几个好学校，对普通学校投入不够多；第二是教材没有竞争。民国时期，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印教材，不像现在，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某个省的教育出版社可以印教材，变成一种垄断。民国时候，一是教育部编，一是其他出版社编，什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等。出版教材可以竞争，编教材的人也可以竞争，都是一些著名的人，什么蔡元培、张元济、叶圣陶、夏丏尊、周建人……很多人编，包括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都在编教材。从这点来看，百年之后的教育未必有太大进步，可能规模上扩大了，但教育的质量上却没有进步，因为没有竞争嘛。

 问：民国已经成为中华历史上很短暂又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精彩纷呈，但现在却很难数得出像当时一样精彩又有风骨的人。尽管我们有微博，但却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

冉云飞：失语，一是和教育的缺陷有关，一是和时代对于言论的限制有关。批评在民国很普遍，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但他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批评国民党；胡适，著名的学者，他也批评国民党；丁文江，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批评。在民国时期，真正的知识分子既是一个极其牛逼的专业知识分子，也是极其厉害的公共知识分子，任何大事上从来不缺席。但现在这两者已经分开：现在的知识分子，别说做公共知识分子，做专业知识分子都一塌糊涂。现在很少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他的声音也被屏蔽掉了。

 问：和社会所面临的压力也有一定关系。例如1911年，20来岁的成都年轻人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诞生理想主义，而这种动力会促使他们优秀和奋进；但在2011年的成都，20来岁的年轻人可能更关注通胀、就业和房价。他们所面临的现状是不一样的。

冉云飞：其实，在社会的任何阶段，真正有理想的人都是极少的。我们60后也一样，你看我们这批40多岁的中年人有多少能说是有理想？还有，从前大家都穷，根本不用幻想买房的事，考虑的是另外一些现实的东西；但现在80后90后面临的就是买房，而房价又居高不下，当然会关注房价。不过我觉得，在未来，一些80后、90后的理想会逐步提升到新的境界。因为十几年、几十年后，祖父母、父母会遗留下房子，如果私有财产得到尊重，到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不被房子所困扰。我对我的女儿说：如果你很有理想，比如像史怀哲——史怀哲是德国的一个管风琴专家，一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他在非洲待了60多年帮助当地的穷人——爸爸会无保留地支持你。对于真正有理想的人，我们总是会支持的。说到理想，回溯1911年，有许多追随自己理想的人，比如华阳人尹昌龄，做实业做得极为成功，比如现在四川大学旁边的培根路，当年有个培根火柴厂就是尹昌龄的慈善实业。他一生简朴，做实业赚的一切全部用于慈善事业，死后连丧葬费都是别人捐的，这个人就是一生都有自己的理想。

 问：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永远站在政权的对立面？

冉云飞：对！举个简单的例子：胡适为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虽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偏向于国民党，但他从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批评，而且不入国民党。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几个党派之间，我可能倾向于某一个，但我绝不放弃对你的批评。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未必就比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更牛。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的进步这一点上，并不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随时间推移必然进步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狄更斯曾经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请您总结一下1911年的最好、最坏之处，谈谈你觉得的2011年的最好、最坏之处。

冉云飞：1911年，最好的是中央集权的力量被分散，地方力量很强，民众的公共生存空间加大。最坏的，就是不理智的民族主义，这导致我们今天仍然受到影响。2011年，最大的问题来源于我们政府管制当中的非理性因素，稳定不是维出来的，心存反抗，这种稳定随时会被破坏。最好的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简介：冉云飞：

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书十数部，多次获得国家或省级奖，有作品《庄子使我上瘾的几个理由》入选高中语文阅读教材。现供职于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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