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终于怀上了 从此家里便爆发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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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终于怀上了 从此家里便爆发了战争

于 11-2-23 通过 牛博山寨 编辑推荐 作者：洋葱画报

在杜蕾斯，多乐士，杰士邦，外加毓婷的帮助下，老婆终于怀上了，从此，家里便爆发了战争……

关于小孩吃奶粉问题

我妈坚持让小孩吃三鹿，说一个月能省不少尿不湿的钱，我老婆却坚持让小孩吃圣元，说小孩吃到6.7岁就能结婚了，到时候我们可以早点抱上孙子，最后一致同意，是男孩喝三鹿，是女孩喝圣元，万一是中性小孩1,3,5吃三鹿，2,4,6吃圣元，礼拜天去医院……

关于小孩的出生后防被拐卖问题

我坚持要在孩子的背上刺字，当然不是精忠报国，是MADE BY 拆那，我老婆坚持要在孩子身上装GPS，最后一致同意给小孩陪一条警犬，栓在一起，有人搭讪叫一声，有人抱小孩叫两声，有人抱小孩就走，直接咬住屁股不放。。。。

关于小孩上幼儿园问题

我爸爸坚持要小孩上城东幼儿园，我岳父不同意了，说城东幼儿园围墙太矮，又没有铁丝网，瞭望台，狙击手啥的，不安全，还是上城西幼儿园，我爸说城西幼儿园离 菜刀铺太近，而且离急救中心又太远，更不安全，最后一致同意小孩4岁以后就锁在笼子里看书，等到能防得住菜刀等钝器的时候再放出来……

关于小孩兴趣培养问题

我坚持要让小孩学一门技术，我给他买了一套《和冠希叔叔学摄影》，我岳母不同意了，说学摄影还得给他找几个不爱穿衣服的女孩，不如让他看点漫画，说给他买一 套《凤姐可爱漫画集锦》，我直接火了，你这不是摆明要把孩子吓傻吗，最后一致同意，如果是男孩，就和曾轶可叔叔学唱歌，女孩就和郭敬明阿姨学淑女化妆……

关于小孩在哪里生的问题

我妈妈坚持小孩要在国内生，土生土长的好，我岳父母不同意了，说国内的医生不安全，喜欢缝缝肛门，割割大肠，栓栓小肠什么的，到时候小孩生下来了，手术刀， 手术台什么的留在肚子里了，还是去国外生的好，在国外生洋气，你看人美国人都会说英语，多好，我爸说不能去外国，不能一出生就成了外国人，那也不去，就在 家里生，找个接生婆，菜刀，钳子，叉子，剪刀什么的我们都有，经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之后，一致同意，坐火箭去银河系以外的潘多拉星球生……

从遥远的外太空传来信号：

你好，这里是潘多拉星球，我是阿凡达，你的老婆顺利产下一个体重300多斤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男孩，一出生就说了句：感谢国家，我和谐，我骄傲，鉴于来潘多拉星球生产的人太多，星球上的人都改行做了医生，劳动力缺乏，你的儿子将被永远的留在这里……

我和老婆欣慰的笑了，再也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了，我们开着丰田车在回家的路上，在这时候我们都哭了，不是想小孩，而是前面有一个很长的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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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少年的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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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少年的娱乐生活

于 11-2-21 通过 喷嚏网----阅读、发现和分享：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 作者：xilei

周文翰 评论作者

近来去过东西南北好几个县城，让我常常惊讶的是一个个小城的雷同：都有新修建的广场、政府和银行、电力公司之类垄断公司的大楼，有装修金碧辉煌的大饭店和三四条繁华的商业街，轰轰的叫卖声和蔓延的红色商品打折条幅，多数是地方白酒和服装品牌的，当然，还有小城青少年三三两两从台球厅、录像厅和网吧里走进走出。年龄稍大的男孩们多数穿着黑灰色的夹克，一头竖起的头发凸显出类似的懵懂风格，似乎都属于"社会青年"，而放学以后，就有穿校服的年少面孔开始活跃。

有时候我会注意观察这些青少年的娱乐方式，图书馆、少年宫现在往往人丁冷落，多数出租给英语培训班之类的社会教学企业，计划经济时代曾有的电影院则在十几年前纷纷关闭，改成了商场、娱乐城、游戏厅、台球城、网吧之类。

和大城市相比，这里最大的差别是无法在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的高票价和多数县城的低消费，让电影院似乎无法在县城里存在。十几年前兴起的录像厅、电子游戏厅取代了影院的位置。后来VCD、DVD和盗版碟价格越来越便宜，录像厅也不再人满为患，电子游戏厅也逐渐有了更强劲的对手——网吧。这里不仅可以照样玩游戏，还可以聊天、看网页，成了新的娱乐中心。

尽管网吧的门口无不贴有"未成年人不许进入"之类的警告，但是我在这些县城网吧里看到的多半都是中小学生，他们往往三五个来，坐下打游戏，一边用家乡话议论着学校的各种趣事，比如谁厉害，谁喜欢上了谁这类的话题。这和大城市的青少年最关心的话题大概差不多，可差别在于他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广狭不同。在大城市青少年还有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之类的选择，在消费上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国际最新的潮流商品，更另类的就算玩涂鸦也能找到小小的社群，而县城的青少年们在文化消费的可选种类上就少多了。比如，这些县城的书店里多数是教辅教材和少数几种畅销书，绝没有大城市的图书大厦那样丰富的图书品种。而到了晚上，县城也不像大城市有那样多深夜还经营的酒吧之类，很快就黑乎乎地静止下来，只有网吧的招牌还在街道里闪烁。

娱乐方式的单调，或者更扩大来说，就是个人选择的狭窄，这是大城市和县城的最大区别。留在县城的少年长成青年，进入政府、事业单位和大国企，是最安稳的选择，其次就是自己做小生意或者在县城打工。但县城不像大城市，有许多打工者组成的庞大的社群，能容纳各种挣扎和欲望。于是一些人选择出走，县城总是留不住最优秀最有雄心的人才的。

这些县城的消费形态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靠近大城市或经济比较发达的有城市味，而离主要城市远或经济发达程度落后的，偏乡镇味。从我的观察来看，唯一把这些县城青少年和大城市人拉平的也是网吧，至少在网上他们可以下载到同样的大片观看，也可以和遥远地方的人聊天。这种私人之间的远程交往有着某种虚幻而亲密的意味。而看似辐射范围更广的电视则主要控制在父母手中，与孩子有距离。再者，现在占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绝大多数是都市言情剧等城市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城市人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观众。那些大城市的"主流生活图景"和县城人的生活方式有比较大的距离，让他们觉得羡慕，但并不亲密。

来源：财新网[微博]  周文翰

打喷嚏链接：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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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专制下的教育不过是“去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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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专制下的教育不过是“去势教育”

于 11-2-18 通过 牛博国际 作者：傅国涌

站在强权对面的郁达夫

  傅国涌

    1931年，日本人增田涉第一次见到郁达夫——"带着腼腆的微笑，很瘦，给人一种纤细柔弱的感觉。谈吐举止都很温柔，是个文人的样子"。他本来就是一介文人，但他与旧式的吟风弄月、醇酒妇人的文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旧文人往往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独善其身，玩弄诗词文章，苟全性命于乱世和治世之间，对于社会没有发言权，也不大会公开站出来批评社会的不公、不义，更不敢议论朝廷的是与非。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谈到《沉沦》时说过，"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沉沦》由此产生，那是一种"哀鸣"，也是一种反抗。

    他自己曾多次表白过，他只是文人，不是战士，叫他去撒传单，他是不会去做的。1930年，他对林语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1933年，在宋庆龄家里，他对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然而，在他一生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面。

    1921年，他还在日本留学，聆听被誉为"宪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讲时，听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称做"清国"，并对当时军阀当道的中国说了些不友好的话，他当场站起来打断演讲，堂堂正正予以反驳。尾崎只好承认错误，当场道歉。其实，他并不认同武夫当国。他回国后，有一次，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学的课堂上痛骂北洋军阀，公开对学生说："军阀统治，社会混乱，读死书是一点意义没有的。"在学生张友鸾的记忆里，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学课变成了政治课。他在写给沈从文的那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甚至激愤地说，与其读书、从事写作，还不如去做强盗、做小偷。

    正是因为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他才满怀热情地跑到广州，结果也是失望，他的《广州事情》一文，就是他和国民党冲突的第一次公开化。他愤慨地说："什么是党派？什么是争斗？更什么是感情？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点金钱、权利而已，旁的话都是骗人的器具，狐鬼的画皮！"1927年4月28日，离"四一二"不过半个多月，他撰文直接谴责蒋介石是"新军阀"，随后在日本的左翼文艺刊物上发表，差一点被逮捕，当军警在5月29日搜查创造社出版部时，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幸免。创造社的同人责怪他惹祸，他因此公开声明退出这个自己参与创立的团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内心始终是压抑的，他多次因文字得罪当道，离开上海避祸。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1927年 9月创刊的《民众》旬刊是他发起和主编的，他执笔的发刊词说：

"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更不想争地盘，剥民财，所以可痛骂新旧的自私自利的军人，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敢自信我们的呼喊，是公正坦白的……"

一年后，他又和朋友办了个《白华》半月刊，他指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要讲乐观，还要讲理论，还要讲文学，实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当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的现在。"

1930年，他为自己的《薇蕨集》题辞，以文学笔法抨击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的高压政策，出版时被抽去。1931年，他因奔走营救创造社的朋友，受到当局警告，去故乡避难，他还是忍不住要讽刺"中央帝党"玩秦始皇玩过的把戏。"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钓台的春昼》一文中那首有名的诗就是这时写的。

1930年，他和鲁迅列名"中国自由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就因个性不合而退出）。1933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过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联名通电，当杨杏佛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他在杭州愤然写下沉痛的旧诗，"生死无由问伯仁"。熟悉他的钟敬文说，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他的知人论世往往都是感性的，归根到底，他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有骨气、讲气节的文人，他别了自己的"风雨茅庐"，客死南洋，千秋饮恨，正是他要坚持的这种气节。这一点与古代的文人气节既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他身上隐约已有现代人格的闪光。他很少谈论教育，1940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创办《教育周刊》时，他写了发刊词，痛斥专制下的教育不过是"去势教育"，新教育的真谛也不仅是科学精神，还有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健全，他认为这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也许这就是他一生所苦苦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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