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知识的自由

 

 

无情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追求知识的自由

于 11-3-13 通过 牛博国际 作者：傅国涌

陈寅恪：追求知识的自由

傅国涌

    陈寅恪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转型，更是文化上的转型，他目睹、身历时代的大变，从陈家深深卷入其中的维新运动到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从他不无异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战争，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没有因为令人目眩的时代剧变而眼花缭乱，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脚跟，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个学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识的自由，追求学术的独立，王国维之死让他痛心不已，他写下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评语，实际上是自我勉励，无论外在的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要执著地追求内心的这种自由和独立。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入世和消极遁世之间，他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他处处讲求独立见解、自由意志，反对人云亦云、随大流、跟新潮。他有过长期的留学生涯，明明精通多种语言，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学的路径也超越了传统的旧方法，却执拗地使用文言文，出书一定要直排、繁体字，这种形式上的守护已成了他捍卫文化传统的最后一步，他不想再往后退，这种心态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陈寅恪一生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他的命运几乎早已注定，从他少年时目睹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维新失败被革职，黯然离开长沙的那一刻起，或许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种伤感的气氛。年轻时代他一心求学，从此在学术中寻求安慰，晚年只剩颂红妆，显然是别有怀抱、寄托遥深，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齑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满肚子的学问，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识的无限性，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其中包含个性、人格完整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吴宓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陈寅恪的影子，他们最终都是脚跛、眼盲，在凄凉中告别人间。更早，在自沉以终的王国维身上，他似乎也察觉了守护文化价值的悲剧性，但他依然认准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陈寅恪、吴宓他们大体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回望"五四"，以往我们总是只看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实践"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齐集天安门前众声喧哗的学生们，我们往往忽略了在他们之外还有另外的声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单一、武断的，"五四"是多元、开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东方杂志》、有同样新兴的《学衡》，杜亚泉的声音不能漠视，《学衡》一群的声音也不能不正视，任何一元化的一边倒的思维方式都隐含着一种风险。虽然陈寅恪那时远在异国求学，但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他与《学衡》一群心气相通，与胡适他们是有距离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甚至赏识，在旧体诗中寄托情怀的吴宓对新文学（如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诗）都有公开的肯定和赞赏，他们没有偏见，他们只是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建立在追求知识的自由基础上的。说到底，他们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同构成了那个多元的开放环境。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其实，离开了那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陈寅恪、走近陈寅恪的内心，离开了陈寅恪的同时代与他相交很深的学者，将陈寅恪当作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零零的天才，我们更无法理解陈寅恪的追求，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陈寅恪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做人上相知、治学上可以商榷，并有着相似文化观的朋友，王国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杨树达、汤用彤……陈寅恪生活在他们中间，在和他们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获得生命的欢愉，学问的升华，人格的砥砺。他们热切地希望拥有追求知识的自由，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却又珍爱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却不愿臣服于西方的脚下，他们具备世界眼光，同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在一个急速西化的时代里，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文化守护者，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是是非非，都得从头细说。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 使用 Google 阅读器订阅牛博国际
• 开始使用 Google 阅读器，轻松地与您喜爱的所有网站保持同步更新

 

 

追求知识的自由

 

 

无情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追求知识的自由

于 11-3-13 通过 牛博国际 作者：傅国涌

陈寅恪：追求知识的自由

傅国涌

    陈寅恪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转型，更是文化上的转型，他目睹、身历时代的大变，从陈家深深卷入其中的维新运动到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从他不无异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战争，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没有因为令人目眩的时代剧变而眼花缭乱，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脚跟，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个学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识的自由，追求学术的独立，王国维之死让他痛心不已，他写下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评语，实际上是自我勉励，无论外在的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要执著地追求内心的这种自由和独立。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入世和消极遁世之间，他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他处处讲求独立见解、自由意志，反对人云亦云、随大流、跟新潮。他有过长期的留学生涯，明明精通多种语言，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学的路径也超越了传统的旧方法，却执拗地使用文言文，出书一定要直排、繁体字，这种形式上的守护已成了他捍卫文化传统的最后一步，他不想再往后退，这种心态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陈寅恪一生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他的命运几乎早已注定，从他少年时目睹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维新失败被革职，黯然离开长沙的那一刻起，或许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种伤感的气氛。年轻时代他一心求学，从此在学术中寻求安慰，晚年只剩颂红妆，显然是别有怀抱、寄托遥深，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齑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满肚子的学问，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识的无限性，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其中包含个性、人格完整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吴宓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陈寅恪的影子，他们最终都是脚跛、眼盲，在凄凉中告别人间。更早，在自沉以终的王国维身上，他似乎也察觉了守护文化价值的悲剧性，但他依然认准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陈寅恪、吴宓他们大体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回望"五四"，以往我们总是只看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实践"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齐集天安门前众声喧哗的学生们，我们往往忽略了在他们之外还有另外的声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单一、武断的，"五四"是多元、开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东方杂志》、有同样新兴的《学衡》，杜亚泉的声音不能漠视，《学衡》一群的声音也不能不正视，任何一元化的一边倒的思维方式都隐含着一种风险。虽然陈寅恪那时远在异国求学，但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他与《学衡》一群心气相通，与胡适他们是有距离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甚至赏识，在旧体诗中寄托情怀的吴宓对新文学（如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诗）都有公开的肯定和赞赏，他们没有偏见，他们只是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建立在追求知识的自由基础上的。说到底，他们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同构成了那个多元的开放环境。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其实，离开了那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陈寅恪、走近陈寅恪的内心，离开了陈寅恪的同时代与他相交很深的学者，将陈寅恪当作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零零的天才，我们更无法理解陈寅恪的追求，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陈寅恪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做人上相知、治学上可以商榷，并有着相似文化观的朋友，王国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杨树达、汤用彤……陈寅恪生活在他们中间，在和他们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获得生命的欢愉，学问的升华，人格的砥砺。他们热切地希望拥有追求知识的自由，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却又珍爱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却不愿臣服于西方的脚下，他们具备世界眼光，同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在一个急速西化的时代里，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文化守护者，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是是非非，都得从头细说。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 使用 Google 阅读器订阅牛博国际
• 开始使用 Google 阅读器，轻松地与您喜爱的所有网站保持同步更新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无情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于 11-3-15 通过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作者：魏英杰 | 评论(7) | 标签:时事观点

突如其来的一场世纪大地震，让日本陷入空前灾难之中。网上传来的地震和海啸现场图片、视频，让人感觉恍若末世降临。那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灾难片，根本不足以描绘这样的真实场景。当看到洪水席卷万物裹挟而来，路面上的车辆、海上的船只、机场的飞机如蚂蚁般被吞噬，当看到有车子迎着洪水驶去，想象这里头一幕幕的生死离别，不能不让人嘘唏不已。

许多人像自己正在经历这一切一样对待这场灾难，许多人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还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或为救灾或为报道；但也有些人，在这时候发出了幸灾乐祸的声音。对于这种声音，人们并不陌生。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伦敦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总能从网上看到类似的发言。所以，对这些言论我并不感到稀奇，而只是纳闷：过了这么多年，这种论调怎么一点也并不见消停？

不用多看相关言论，便能猜得出这些言论的逻辑。9·11的时候，这些人的思维大致是，美国是个强权国家，遭受到袭击是罪有应得。伦敦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那些人又是这么说的：英国参与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其本土遭遇恐怖袭击自有其道理。这一次呢？有些人或许更加会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由于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共戴天之仇。那些看热闹的或者幸灾乐祸的，可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心理。

这种逻辑当然不值一驳。不必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是如何参与救灾的，也用不着强调当时日本人民又是如何捐款赈灾的。这分明是一场自然灾难，和当年那场侵华战争有何干系？或者不妨再问，在这场地震灾难中受难的日本人民，难道就是为当年这个国家所犯下的罪孽偿债？这又是什么狗屁逻辑。

实际上，有些人在网上发言无非是瞎掰起哄，未必见得深思熟虑。还要看到，这些人特别是纯属幸灾乐祸者应属少数。两会结束之际，温家宝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最后特意对日本人民表示慰问，并用"感同身受"一词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应该才是更多国人的心态，也是一个正常人所该有的正常思维。

不想过于苛责这些人。这个世界很复杂，面对同一个事件出现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人的思维和认知也有所不同，有些人在这时候的想法未必代表他今后一定还会这么想。但是，如果出现的是集体性的仇恨情绪，就不能不说这一定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9·11的时候，中文互联网出现的极端言论让国外媒体感到惊诧，时至今日，对待日本地震的言论，恐怕一样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或者表明，这么多年来，这个社会的思想状况一直处于某种不健康的状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关注日本地震，恰是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正如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其他国家的人们所给予的关注一样。关注日本地震，又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不仅可能而且就是在面对共同的命运。海啸席卷了日本海岸城镇，也冲击了大洋彼岸。核电厂爆炸不仅危及日本民众生命安全，也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造成一定（潜在）威胁。日本经济受地震冲击，全球经济同样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在如此直观具体的共同灾难面前，我们怎么可能置之度外，抱着瞧热闹、落井下石的心态？

这种思想状况的根源，实在值得好好追问与反思。

不由想起若干往事。2005年7月，我经手编辑过朱学勤先生谈伦敦恐怖袭击案的一篇文章，并把标题改成《"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文章刊发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和争议。实际上，这句话取之于90多年前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这意味着，直至近百年后，我们还在争论和重申胡适的思想遗产。不过这里应当更正一下，这句话的原话并非出自胡适，而是1914年他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这篇文章中，转引了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话。这话的原文是"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而胡适先生将之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据邵建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应该说，胡译传神地表述了原话的精神。

个人先于国家，人类先于政权，这应该是这句话的实质内涵。这里不想过多讨论理论问题，而只想说，那些对9·11事件、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幸灾乐祸的人和为日本地震鼓呼的人犯的其实是一个错误，就是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搞混淆了，进而他们也才会漠视了这些天灾人祸背后所揭示的人类的共同命运。严格来讲，这并不是拿普世价值来刻意模糊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真实的、必须正视的人类的共同处境。

遗憾的是，近百年前胡适先生转引的这句话至今仍不过时，6年前朱学勤写的那篇文章至今仍未过时。实际上，在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内，埃及再遭连环恐怖袭击之际，我的前同事和朋友陈季冰就在同一个版面上以同样的标题再次高声疾呼："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而到今天，重温这句话仍然让人感到很有重述的必要性。

在FT中文网看到一篇文章，谈的是"日本从阪神大地震中学到了什么"。作者戴维·皮林谈到，在发生于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中，日本政府在应对阪神大地震时一片混乱，通讯陷入瘫痪，而当见到建筑物像纸片一样坍塌时，日本工程师既惊且愧。文章转引相关说法称："（本地）公共部门没有做好准备，民众没有做好准备，中央政府的准备更糟。"而在目前这场据悉为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地震中，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众的表现，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钦佩。刚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对一位日本女华侨的采访，据她说，原本当地准备采取限电措施，但由于民众都非常自觉地节省用电，实际上到了预定拉闸限电的时间也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许多问题。这次灾难也让人不能不有所联想。其实，何尝是有些人"不长记性"，某些机构和部门应对各种灾难、事故的手段，何尝有过进步？（以下省略若干字）

一个人可怕的并不是思想走错方向，也不是曾经有过被愤怒和仇恨填塞大脑的阶段，可怕的是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跌倒。这样的人注定思想不会什么大的进步，这样的社会也很难能够"苟日新，日日新"。由此看来，要想走出这个思维的误区，改变这种漠视人性的价值观，不光要靠个人认识的自我提高，还得找出这种思维的意识形态病根，并且加以医治才行。

2011年3月15日 凌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7个评论

魏英杰的最新更新：

3·15更该看政府没有为消费者做什么 / 2011-03-16 22:43 / 评论数(4)

"雷人招聘"为何屡现歧视条件 / 2011-03-15 14:41 / 评论数(2)

抢奶粉动拳脚丢了谁的脸 / 2011-03-11 10:36 / 评论数(10)

不避敏感问题才能走向开放社会 / 2011-03-10 23:54 / 评论数(3)

"苹果"大了吃不消 / 2011-03-09 17:04 / 评论数(5)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 使用 Google 阅读器订阅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 开始使用 Google 阅读器，轻松地与您喜爱的所有网站保持同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