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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忆星 | 评论(5) | 标签:暴力拆迁, 强制计生, 税收政策, 土地财政, 房地产, 黑心食品, 拐卖儿童
这是浏河中间的一座岛，其中一小块划给了上海，从太仓过来的路被一个砖厂隔开了，开车不得不绕道嘉定，付三十元的通行费，过一座桥，才能来到原始森林。这片林子是野鸟的天堂，两年前被私人圈起来，充当彩弹野战营业场所，后迫于压力又向公众免费开放了。联想到：大年初四，本是吉祥清静的日子，太姥山200多僧众却集体静坐抗议。原来是山上的一名僧人得了急病，医生上山通过景区售票处时，景区在医生手续完备的情况下仍不放行，后寺院再三与景区协商无果，才有了众师父静坐抗议的举动。去年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蒋公后人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说："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高收费。" 然而，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佛教名山和历史文化古迹都被利益集团圈起来开发旅游，收取高额门票，这是一种疯狂的掠夺行为。
我很享受这片宁静的树林，尤其是水边密集的水杉一排排笔直地指向蓝天。踏着一地厚实的针叶，如同行走在柔软的褐色地毯上。沿着一条小河步入密林深处，满目枯黄，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歌唱。一列奇形怪状的树根倒影在清澈的河水里，一只废弃的木船一半沉入水里、而船头翘起来，银白色的日光如丝般滑过水面，是赏心悦目的浮光掠影。
我正陶醉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却被身后催促的声音拉回了飘远的思绪。"还得多远才走出去呀？"弟媳妇邻居家那个年轻的女人抱怨着，"宝宝，累不累呀？"还没等那个在林间小径踩得落叶脆响的小女孩吭声，她妈妈已经一把抱起她，紧步前行。我有些尴尬，是我提议来这里的，下午她们原本提议打牌，但我觉着应该带孩子到大自然里走走，其实昨日我一个人已经来过一次了。出了林子，那孩子刚嘀咕说渴了，她妈妈就不得了了，一个劲地喊着到哪里去买水。原想去另一个方向探寻一下，也没了兴致，一行人忙着过了桥，去了超市，然后回家。我一言不发，只是搞不清楚这人为何成了这样，大人毫无情致不说，对孩子也娇惯得不成样子。
带着疑问，下午我只身去田间地头转悠。这是江苏的近郊农村，出门就是国道，不多远就能上高速公路。成片的白色大棚，里面种着绿油油的蔬菜。在大棚旁边紧挨着田埂，是用油毡搭起来的棚户，三、四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在跟小狗玩，门口的蜂窝煤炉子升起袅袅的炊烟，有老人出来到水边淘米、摘菜，但池塘边堆积了成山的生活垃圾。另一片新犁的地头上新盖了一间临时砖房，我过去跟那个憨实的大哥聊天。得知他来自河南，透过掀起一角的窗帘，我看见有老人半躺在床上，两个小女孩跑进屋里，最小的那个男孩刚站起身，在地上留了些金黄色的大便。这片地是包来种葡萄的，农民大哥说："在河南老家，一斤葡萄一块钱也卖不出去。在这里，就可以卖好几块钱。"但他们一家只是被人雇来出体力的，因为一片葡萄园前期投资不少，他家没钱，包这块地的也是他们河南老乡。那些住在棚户里的，都是内地来租地种菜的，他们宁愿住在风雨飘摇的棚子里，也不愿呆在老家。中国当今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农村里能进城打工的都出来了，找不到工作的也干脆到城市近郊来租地种。而这些富裕地区的农民干什么呢？他们都成了食利阶层，类似于解放前的地主或者富农，在那些猪狗扎堆的棚户旁边，屹立着江苏农民三层高的小洋楼，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还有卫星天线的锅盖。这样，我就能理解邻居那个女人为何会把自己的孩子娇惯成这样了。
除夕夜，我在弟弟家吃完饭只身返回上海，车站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司机大概为不能在家团圆生气，对我们没什么好脾性。一同坐车的一位大哥跟我聊起来，说他十八岁参加工作，在公交公司开了三十年车。言外之意，想当年，会开客车的才是好样的，现在的司机有什么好牛的。我提到司机的辛苦，他也表示理解，顺势就谈起三十年他目睹的改革开放，是眼看着社会一天天变质，领导越来越腐败。他抱怨："过去太仓一个长期租用公交车的日资企业，现在不与他们签约了。原因是公交公司财务处理太死板，不能给对方经办人好处费。其实租用公交的车子是最合算的，因为费用都是靠国家补贴的，出车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又提到："当然，公交公司的领导也无所谓，他自己捞不到好处的事情，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过来，如果有人私底下给公交领导好处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把车子白白送给人用了。"既而，他又说："不过，对我们这些开车的人来说，多出车总归好些，起码加一百升油说成加一百五，也没人搞得清。"我们一路神侃着，此时家家户户估计都在围着电视看春晚呢，司机大哥闷声不响地开着车。那哥们又说："中国主要是过去这十年吧，当领导的都发大了。我一个朋友是做园艺的，他有个客户是什么局的局长，家里有七套别墅呢。我说你吹牛吧你？他说：'我给他们家送花和盘栽的，还不清楚吗？'"刚说到这里，开车的司机可能有点窝火，过一个路口，红灯已经亮了，他硬是闯了过去。下车的时候，我对他们都道了声辛苦，大过年的还得加班，"我们都和领导不是一个命啊！"他们感叹。我就提醒他们："好在，国家领导人不是也从来都不在自己家过年吗？"
到武汉住在一所大学边的城中村，沿街的墙上画满了带圈的"拆"字。几年前村民就得知这里要拆迁的消息，所以有钱的就拼命往楼层上加高。靠近高校区，这里的低价房也很好租出去。赚了钱的房东，就继续增加建筑面积。那天，我抱着孩子在趟满脏水的窄道上散步，路过一个大院，隔着一堵墙听见里面传出"哗哗"的麻将声。听到关于拆迁补偿的谈话声，我有意识地停下来。"我这栋楼，政府大概得还给我一千多个平方，折算成商品房基本上是十几套。"一个雄浑的汉腔男声说。"是有一个平方还一个呢，还是按比例还？装修费么办？"一个女声问，一边又传出更响的洗牌声。我开始暗自思量：真是强者恒强啊，越早发家的豪强，早先就越有钱盖高楼，现在从政府拿到的还建面积就越多。难怪人说，在中国的城市里早就形成了一批新的食房一族，他们自住一套房子，剩下的都租出去，就可以吃穿不愁，过上每天泡泡妞、打打牌的幸福生活了。条件差一点的原住民，也好歹能弄个一、二套房子。真正弱势的是那些新来城市的民众，如果本身在农村里也是豪强，就有实力买城市的房子。如果只是依靠读书或打工来到城里的，那么可能永远也买不起房。回想到本文开头江苏近郊农村的状况，我们发现历史的车轮滚过一百年，新的阶级分化又已经彻底成型了。
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县城，我连续三天清晨，步行从东到西走了个遍，发现拆迁已经开始蔓延到县城了。我儿时的故居已经被四面楼房围住了，中间只留下那个小院落还在，但已经失去了拆迁的价值。我忆起童年时，邻居们都在这个院子里的竹床上纳凉，晚饭也端到露天的桌子上吃，但现在我十分惊讶原来只是这么小的一块天地呀。我曾经住的那间屋子油漆剥落的木门紧闭着，生锈的铁销插进地里，挂着铁锁。这里已经没人住了，我父母三十年前就搬到单位的公房了。一对超生的夫妻，他们被国营机械厂扫地出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露宿街头，这种残酷的事情也只有我们伟大祖国才做得出。我母亲可怜他们，就偷偷把房子借给他们住，此后再没要回。不过那家人听说后来辗转去了上海，这些年那个门就一直锁着。北面的那座红砖五层楼房，是这个县城的第一座公寓，是一个什么局的宿舍。那年我还上小学，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正低头走着，突然听见后面"砰"的一声巨响，回头就看见那一幕：才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人身体扭曲着贴在地面上，脑袋的位置砸出一个深坑，这条巷子至今还是土路，初中的时候每次放晚自习回家，我都会边走边回头，总觉得那个影子还在地上。后来听说那人是单位的出纳，查账查出一万多块钱的亏空，所以自杀了。但现在贪污受贿了好几个亿的人，连死刑都够不上呢。
每天早上五点不到，清洁工就在清理前日的垃圾了，看着满地的塑料袋、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实在是触目惊心。虽然这些都被整车运走了，眼不见为净，但这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却是无法挽回的。小时候，我母亲天不亮喜欢走两里地去月塘洗衣服，邻居家有只温顺的白狗总是送她去又护着她回来。现在这个水塘被建筑垃圾填埋了一半，水面漂浮着五颜六色的废弃物。
那天在街头擦皮鞋，擦鞋的女人说：小城市没办法干净的，离农村太近了，进城的人和车很容易就把泥土带进来。她还说：如果不是照顾孩子上学，她早就去大城市擦鞋了。我也知道，在上海街头擦一次鞋也是两块钱，但人流量要大得多。只要那些"城中村"还保留着，她们就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住。然而，政府和开发商正在加快拆迁，很快她们就会发现城市里已经找不到她们能住得起的地方了。她又告诉我："这条路马上就要翻修了，中间已经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要铺成柏油路，两边的人行道要铺上大理石。"紧接着她说："你说大理石路面好吗？下雪的天气会很滑的。前些时下雪，我就见一个商场外面的大理石路摔倒了好几个人。"我看着脚下的防滑地砖说："是啊，这种地砖不就挺好的吗？大理石还特别贵。"那女人一边给我的皮鞋打蜡，一边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听说是后年要到这里来开省运会。"我想起前天早上在江堤边看见的那个鸟巢状的体育场馆，原来是为了这个。
春节前去了趟山东海阳，那里后年也要举办亚洲沙滩运动会。据说这是亚运会的一个分项运动，就好比世博会和园艺博览会之间的关系。海阳那里现在是大兴土木啊，沿着海滩建起了一座座雄伟的比赛场馆，光是运动员公寓就建了十几栋。据说当地政府早就发动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让他们帮助消化赛事之后空置下来的公寓楼。至于新闻中心一类的豪华大楼，这个不用担心，已经预订征用为新的党政机关办公场地了。因此，各地政府为何争相申办大型盛会呢，不但可以借机改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可以在工程建设中通过权力寻租捞些好处。这个亚沙会据说是新立的项目，国际知名度不高，又是赔钱的买卖，估计只有阿联酋这种靠天吃饭的石油暴发户才玩得起，与海阳一起参与申报的大概一共就只有三个城市，终于被山东这个拥有万米金色海滩的县城给一举拿下了，恭喜！
提起拆迁，总认为是政府在与民争利。那么政府该不该当与民争利？这得怎么看了。如果项目是为了公共利益，比如虹桥枢纽，它帮助把整个上海城市中心西移，使嘉定、青浦、松江这些原先的郊区比人民广场离虹桥枢纽更近，它也把江苏和浙江等长三角城市变成了上海的近郊，而高铁又同时把上海与华中、华南、华北的距离缩短至短短的几个小时。如果为了一个早就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唐福珍，为了保住她家的那栋小洋房，就把这样的工程停下来，是谁在与谁争利呢？西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民主，要不然美国的铁路不会短短几十年就打通西部淘金的线路，沿线也不会埋下许多华工的累累白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政府一边，否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得放慢几十年，也许上百年。政府理所当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当然民间还蕴藏着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资本家。一百年前，大量涌入新大陆的移民拼死拼活地干，他们还连肚子都填不饱，最终是帮助几千个家庭累计了世代用之不竭的财富，这个与今天的中国新贵们何其相似。不同的是，中国的权贵利用的还是手中的封建强权，而一百年前的美国新贵，打的旗号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法则。一百年前，美国有一本叫做《丛林》的小说，描写了芝加哥的一个食品加工厂，怎样利用童工、压榨工人，在食品中掺杂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甚至有工人跌落进高温的绞肉池里，只剩下一堆骨架，而血肉化成了全美家庭餐桌上的一碟碟肉肠，这与中国近些年曝光的黑心食品又何其相似。幸运的是，作者把那本小说直接寄给了罗斯福，促使组建了后来的食品和药物管理机构，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立法。美国政府同样强制剥夺富人的房产，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长岛有个著名的黄金海岸，我们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可以得知那个时期长岛豪宅里的奢华。但后来政府通过征收高额的房产税，使得富人不堪重负，纷纷变卖家产，开发商们把曾经一家独占的大面积土地分割成一个个小块土地，建成公寓，卖给更多的居民，政府当然也从出让土地中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这个利益是给全体民众的，它缩小了贫富差距，改善了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府不过是受公民雇佣的服务人员，他们根本没办法与民争利。税收只是帮助了绝大多数民众与一小部分超级富豪之间的利益争夺。
同样的道理，当今中国的拆迁，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极端地说法："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宜黄的那个官员不会表达。站在民众的角度，拆迁是为了实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我们去那些破烂的"城中村"，去那些垃圾满天、池塘都变成臭水的近郊农村看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还迫切希望过上城市干净、便利的生活了。这次回老家，我父母房子旁边的那栋楼已经拆了，说是要新起一座十八层高的楼房。曾经住在那里的一楼住户很高兴，因为当年买房子的时候，他们不知道那里地势太低，旁边是个池塘，暴雨的天气，一楼就泡在水里了，找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辈子的生活，遇上这次拆迁，他们终于盼上好日子了。而我父母的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住在二楼，南面曾经就是江堤，后来突然在相隔不足几米的位置又新盖了一栋楼，把阳光遮掩得严严实实，屋子里成天就是阴冷潮湿的，我母亲还有严重的类风湿病，但她就是不愿离开那个地方而已。这个春节，听说他们的房子很快也要拆了，我同样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不是要高估政府的规划能力，但与民间相比，鉴于中国民众的极端自私自利，多数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你只要去那种私人自发形成的住宅群，马上就会发现问题，所有房子，东西南北各种朝向的都有，而且建得密密麻麻的，道路根本不成规则，电线错综复杂，要想见到阳光，就只能比谁家更有钱、谁的房子建得更高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家家户户的屋里是干干净净的，但公共场所却是垃圾遍地。我曾经多年春节去乐清柳市这个地方，那里是中国的电器之乡，可以说当地人都很有钱，但那里的市政建设却一塌糊涂，与民间的财富根本不能成正比。
因此，当我们因为一些恶性事件，对政府强制拆迁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还需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人们总认为开发商和政府是沆瀣一气，其实也不尽然。只是多数情况下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政府只有从当地居民手里低价弄到这块地，才能高价卖给开发商。而开发商也只有到手这块地，才能盖房子，通过卖给购房者获利。政府当然巴不得土地卖价越高越好，而只要房价不跌，开放商总归是有利润的。只要地方政府还是依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庞大开支，暴力拆迁就一天不会停止，房价也不可能真正降下来。中国自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就越来越富，而地方政府就越来越穷。好容易遇上房地产商品化的机遇，地方政府手上才有了变卖土地这个法宝。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受到中央表扬的，以上海为例子，为了吸引外资入沪，地方税收还要给外企很多减免优惠，而国税又一分钱拿不到。但最终上海是怎么盘活浦东大开发这盘棋的呢？政府靠的就是出让土地，也因此上海的土地越来越贵，房价也一天比一天高涨。好好的世博会场馆为什么又要拆掉呢？我们可以看到，值钱的根本不是上面那些花里胡哨的建筑物，而是脚下的那块地。政府推倒重建，又可以高价卖给老百姓，其实呢，底下最值钱的那块地还不归购房者所有，可知中国百姓有多傻。我们还可以小人之心：如果不是因为世博会，政府怎么可能以那么低的成本说服原住民外迁呢？世博会是国家利益，估计很多居民是出于纯洁的爱国心才同意迁移的。这个不能再想下去，否则心理就太阴暗了点。
农村的土地归国有，也是为了方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为了降低高铁、高速公路等公共设施穿过村庄的成本，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联想到另一个在中国农村极端恶劣的问题，就是强制计生。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看，还少见有暴力和凶残的做法，但村官们为何要如此穷凶恶极？还是个财政问题，自从政府宣布取消农民的所有税收之后，村干部的财政来源只剩下两个：一个是出租村里的集体土地给工业，收一部分地租。这对城市近郊的农村有利，但对偏远乡村基本不可能；因此，越是穷困的农村，越是只剩下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超生户的罚款。村干部为了这个唯一的吃喝嫖赌的经济来源，才会穷凶恶极，雇佣打手，对超生户百般凌辱和折磨，就是为了钱、钱、钱。而名义上，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是要上缴国库的，但这种说法太冠冕堂皇了，如果要上缴，谁还会下死命地去收钱呢？骗谁呢？
由此看来，地方城市的暴力拆迁和乡村的暴力计生，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一手造成的。中央政府挤压地方政府，而城市再挤压市民，乡村就压榨村民，中国的国富民穷也就是这样层层挤压出来的。有人会说，只有中央富有了，才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不是说近三十年来，中央没办成任何利国利民的大事。比如三峡工程，他们就认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过这可真的很难说；还有奥运会、世博会这都需要钱；建一条完全是形象工程的磁悬浮也需要钱；央企去海外抄底也得用钱，结果越抄越底；最主要多的钱也用来买美元了，结果人民币一升值缩水了一半；用来买美国国债了，可以帮助美国民众透支超前享受幸福生活，可这都是中国亿万劳工流血流汗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挣来的呀。该当反省了，否则光靠过年领导去揭老百姓家的锅盖看今年饺子包什么陷，有意思吗？
一个春节，我从城市到乡村，浮光掠影地看了一圈，总结出中国当今的乱象都是有根源的，其实要解决起来也是很简单。所谓的暴力拆迁、黑心食品、嗜血的资本家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特色，西方一百年前也是如此黑暗。最终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依靠的是什么呢？首要是把专制权力关进笼子里，杜绝权力寻租、贪污腐败。西方依靠的是民主，我们呢？短期来看，他们是要坚持中国特色，所以民主看来很难，但好在我们幸运地遭遇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利用舆论监督，比如微薄，我们既然可以大海捞针地把一个被拐卖的儿童找回家，也可以采用人海战术，盯住那些当权者，让他们不要乱花人民的血汗钱。至于拆迁，我们要考虑拆迁户的利益，当然也要考虑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中国要绝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起码还要有近四成的村民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而不是流民，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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