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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30日星期二

假如哪天被强行抓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 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后来,有许多人在该文的网络版上留言。

有一个人的留言令人感触颇深:那些用某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知识丰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个疯子,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所以我认为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最好不要有太多动作。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大陆人

来源:猫眼看人 作者不详

我这几年一直在非洲,通过密切接触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村民等各个层次的非洲人,勾勒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以非洲人作为一面镜子,看看中国人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以调整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从而取得非洲人民的认同。正如唐代李世民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从此,阿非利加不再孤独,这个欧洲殖民者竞技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上演着屠杀、掠夺与奴隶交易的悲剧。到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整个非洲大陆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完毕,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从树上下来时就讲的语言,开始讲起了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二战后,非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欧洲统治者恋恋不舍地败走非洲,过去跟随欧洲人过来的印巴人填补了白人撤走后留下的经济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大约 100万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他们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他们一样,从神秘、好奇开始,经过猜测、观察、实证,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

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一致的、积极的印象。中国人不管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他们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7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政府主席BALAY先生说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工作很努力,这是你们国家很快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甚至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人简直成了人肉机器。非洲虽然贫穷,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双周日实行还没多少年,可他们这里早就实行双周日了。加班,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这里,你让黑人晚下班十分钟他也向你要加班工资,不付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高出很多,黑人也不愿加班,他们要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他们对中国人这种苦行僧式的工作态度实在无法理解,不知道中国人的快乐在哪里,不知道中国人在享受什么。他们经常和我讨论这样的话题:工作难道就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么?如果人有追求快乐享受的权利,那只能认为这些闯非洲的中国人的快乐来自劳动,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享受。

中国人清心寡欲,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在非洲这个性比较放纵的地区,多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见中国人在这里单身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不找女人,实在无法理解。在非洲,经常见白人身边依偎着身材绝好的黑姑娘,也经常见健壮的黑小子挽着欧美来的白姑娘,孤独的就是中国人。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秘书Mesier曾问我,中国人出国前是不是都要打针。我问她打什么针,她说是打性的针。我以为是避孕针,便说不用打针,有安全套的。她说不是,是失去性的针,打了这种针后就没有性欲了,出国后就不想女人了。我听后很惊讶,她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对她说,没听说过有这种针。她反问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不需要女人。我变法地解释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喝茶泄火,常喝茶,就没性欲了,就不想女人了。你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清心寡欲。

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三个印象。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一个中国同胞在那里为公司采购物资时,问当地的店主有没有便宜的,店主张口就来:“有呀,中国制造的就便宜。”在非洲,“中国制造”是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

2009年1月31日,喀麦隆西北大区Bali的DOHGANYONGA III酋长同样问我这个问题:“喀麦隆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商品,可这些商品质量很差。”2009年5月18日,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 DREAM LAND饭店吃饭,饭后和服务员Brenda聊天。她今年28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她下班换上漂亮的裙子时,我问她这衣服是不是中国制造。她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脚上穿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李宁牌旅游鞋,从2006年穿到现在还没坏;我身上穿的也是在中国买的中国制造的衣服,质量蛮好的。中国人绝对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为非洲市场的购买力有限,所以,我们就生产一些低成本的产品销往非洲,为了降低成本,质量当然就下降了,但我们也有高质量的产品销往欧美。解释归解释,在非洲,中国商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住在临时租的房子里,厨房的水龙头坏了,便到省城买了一个,当然是“中国制造”,可没出两个星期就坏了,不得不又买了一个“中国制造”,因为在这里买不到别国制造的,换上后,还是用不住,就这样,在五个月里换了4个中国制造的水龙头。

2009年5月12日,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 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他接着说:“怎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在非洲,许多中国企业不用国产汽车,支持民族企业,偏买小日本的丰田、三菱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一家在非洲的建筑企业买了两辆国产皮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只能开动一辆了,另一辆停在院子里做配件用,几个月后两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最后还是买了两辆日本丰田。

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四个印象。可能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人们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缺乏法律意识。在中国,企业不和员工签订合同,不上任何保险,随意解雇员工,这是家常便饭,已习以为常。在非洲,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官司缠身,如雇工不签合同,不交纳各种保险,工资标准低于所在国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节假日强迫员工上班,加班不付加班费,随意解雇劳工等。在中国,企业老板财大气粗,可以用钱摆平一切。在非洲,这就不灵了,老百姓都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非洲的一家中国建筑企业,一天法院突然送来了 150张传票。原来,这家企业没按照法律程序解雇员工,被解雇的员工纷纷到法院把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非洲虽然落后,但他们仍沿袭着殖民者带来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如在喀麦隆,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原来是英国殖民地,这里就采用英国的法律系统;其他八个大区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在那里就采用法国的法律系统。可能是殖民者多年来对他们教化的结果,非洲人办事一定要找出法律根据。中国人开农场办企业要租用土地,土地许可证上引用的法律法规就有20来项;你要购买政府管制商品,许可证上第一页就列满了法律依据。所以,中国人来非洲,第一件事就是要熟悉这里的法律,这样才能避免经营过程中因违犯法律造成的被动与损失。


中国人不注意形象,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五个印象。非洲人被白人强迫穿上衣服后,他们竟保持了白人的传统,公务活动一定是西装革履。别看非洲原始,条件落后,可一些居住在城里的非洲人还是很讲究的,他们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有洗阴的器具,就是许多中国人把它当作小便池的东西。非洲原始,但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愚昧,他们也有现代文明意识,对一些恶习、陋习也是恨之入骨的。2006年9月21日,我从北京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ET605航班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行了6个小时左右,埃航的空姐找我,说有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让我用汉语广播,告诉中国乘客禁止在卫生间吸烟。广播完毕,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我对埃航的乘务员说,因为许多中国乘客不懂英语、法语,可飞机上的各种标记都是法语和英语书写的,中国人看不懂。在印度德里加油后起飞不久,又发现有人在卫生间吸烟。无奈,机乘人员不得不用汉语打印出警告,贴在每个卫生间的门上:对某些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的行为已经广播警告,如再发现吸烟,将在飞机到达目的后交警察处置。2002年,一中国人从埃塞俄比亚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他不听飞机上的警告,坚持抽烟,结果被罚款并在泰国曼谷机场扣留了一个星期。

前几天,我在喀麦隆听一个从埃塞俄比亚来喀麦隆的中国同胞讲,和他同机的有几个中国同胞。开始,他还和临座的黑人聊天,黑人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但飞行途中,一位同胞竟毫无顾忌地向地板上吐了口痰,然后用脚在上面碾压,让同机的老黑看了目瞪口呆,再也不愿搭理中国人了。在非洲,经常见中国人在车子里把鞋子脱掉,光脚凉在前挡风玻璃上,看上去很不雅观。

2007年8月19日,我和几个中国同胞驾车去埃塞俄比亚北部,路过一个镇子时,一群年轻人见了我们齐声喊:“China, no good,妈了个逼!”我们听了即愤怒又羞耻,想必这是过去在这里搞工程的中国人常说“妈了个逼”被黑人学去了,你看,连我们的“国骂”也给“外援”了!

在喀麦隆,我去过 TOTAL CAMEROUN、MTN CAMEROUN等外国人在喀麦隆投资的企业,从他们的办公环境到员工面貌,一看就是有实力的现代企业。进入办公楼大门,要用身份证换他们内部的电子证件,然后进每个门都用这个内部证件刷卡,来访的客人进入了哪个门,公司的电脑系统都有记录。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一般都是艰苦奋斗,办公场所简陋,尤其是一些建筑企业、百货商店,这些企业门面不注意装修,员工不注意形象,给非洲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很邋遢。一次,因工作关系我带埃塞俄比亚公路局的Abera Tilahun先生到一中国企业居住,晚上他在淋浴室洗澡,发现人们都裸体站在一排喷头下,之间没任何隔挡,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怎么都有露阴嗜?”

中国人扰乱市场,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六个印象。《中国非洲》(Chinafrique)一书的作者塞尔日·米歇尔认为,中国企业逐步把欧洲企业挤出非洲市场,这是中国人超低价格投标造成的。塞内加尔有个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国人的报价还不到法国人的三分之一,气得法国人拽自己的头发。一些企业低价中标后,为少亏、不亏或赢利,便降低施工标准,违反合同规范,偷工减料现象严重,产品或工程质量无法保证。企业的生命力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安于现状,忽视人和产品的质量,那企业必定是短命的。现在,非洲人也对中国企业操纵价格的行为颇为恐惧和愤怒,因为这抢了他们的饭碗,要么把他们挤出了市场,要么让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 2007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政府曾发布了一个通令,说大批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黑市用比尔兑换美元,造成埃塞俄比亚外汇紧缺,美元汇率上升。不但是外汇,就是木雕等旅游纪念品的价格,也被中国人炒了起来。好多非洲人说,你们中国人是祸水,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市场搅乱。

中国人不团结,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七个印象。在非洲,一个单位的中国人到外旅游遇到另一单位的中国人,他们很少打招呼寒暄,虽然远离祖国几万里,他们见面后如同见了外国人一样,没有任何亲切感。在非洲同一个城市开店的中国人,因为竞争关系大伤和气,有的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非洲某国的一个省会市有两家中国商店,其中的一家商店就放出风来,非要把另一家商店灭掉。在这里,帮派势力也很严重,来自中国各地区的人都形成自己的势力团伙,互相倾轧攻击,互相拆台。中国人做生意都有点猫腻,不是当地的黑人,往往是中国人之间互相向当局举报,可见手段之恶毒。

中国人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你当官了,有了权势,来恭维你的人就多了;你失意了,成了一介草民,连昔日的朋友也不愿搭理你了。 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尔港的一集装箱内,发现了58具中国偷渡客的尸体,事发后,中国使馆无人出面,而是英国百姓在多佛尔为死者举行追悼会。

中国人没宗教信仰,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八个印象。在非洲,到政府部门办事或到法院参加诉讼,都要填写一系列的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宗教信仰。这让我很为难,我填写什么宗教信仰呢?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信仰呀,开始我空着。他们问我,怎么不填写,我说无宗教信仰。他们疑惑不解,人怎么会没有宗教信仰呢。后来,非洲人总和我说起宗教信仰一事。问中国人去教堂么,都信仰什么宗教。2009年复活节,喀麦隆BUEA大学四年级会计专业学生Zita发手机短信问我相信耶稣复活么。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可信教者在中国毕竟是少数,来非洲的中国人大多没宗教信仰的。非洲人见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来不去教堂,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甚是不解。他们说,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是与上帝在一起。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九个印象。中国人的食谱很广泛,几乎吃除了人之外的所有动物。和非洲人交流时间长了,他们总会问你:“听说你们中国人吃狗、吃猴子?”之类的话。在非洲某国,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偷吃了一只狗,当地黑工知道后集体罢工,表示抗议。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刚来的时候附近水库里好多野鸭子,这家公司就把这个水库当作养鸭场,天天来抓鸭子吃,没几个月,鸭子就被吃光了,水面上漂满了野鸭毛。中国人在非洲,尤其是那些中方员工较多建筑单位,所到之处都搞“三光”政策,猪光、鸡光、野味光。一次,西北大区的工业局Beckley局长对我说:“当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修公路,把这里的猪都吃光了。你们中国人要来这里,须提前一年通知我们,我们好号召村民们为你们养猪。”来非洲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如在埃塞俄比亚,驴和狗是绝对不能吃的。

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早已名扬天下,但我们仍有自身的缺点。你在人家门口做事,当然要考虑人家的感受。要想在非洲取得长远利益,每个到非洲的中国人都要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给非洲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让非洲人民欢迎我们。要想让中国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危机意识,不要盲目乐观、夜郎自大,要辨证地剖析自己,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处,要扬长补短,这样我们民族才能强大起来。如果连过去曾被人买卖的黑人都瞧不起我们,那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是无地自容了。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俄罗斯国会:斯大林是卡廷惨案的主谋

原作者:
来源Russian parliament: Stalin ordered Katyn massacre
译者MarkTwain

MOSCOW – The World War II Katyn massacres were committed on the direct order of Soviet dictator Josef Stalin, Russia's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said Friday — a statement hailed by Polish officials.

  莫斯科——本周五,俄罗斯众议院宣称二战中的卡廷屠杀案被证实是由苏联最高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下令执行的——而该声明得到了波兰政府的欢迎。


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哈尔科夫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的事件。卡廷惨案中,共有约2.2万波兰人被害,其中在卡廷森林被害的有4千余人。

The 1940 massacre of around 20,000 Polish officers and other prominent citizens in western Russia by Soviet secret police has long sour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will visit Poland in early December.

  在1940年的西俄罗斯大约20000名波兰军官和其他杰出市民被苏联机密警方杀害的惨案长期令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于12月初访问波兰。

Soviet propaganda for decades blamed the killings on the Nazis, but post-Soviet Russia previously acknowledged they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or NKVD — Stalin's much feared secret police.

  苏联方面曾在数十年中将杀戮归罪于纳粹,但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先前承认了杀戮是由主管国际事务的人民军需部(或称为NKVD——斯大林最为害怕的机密警队)执行的。

The statement passed by the State Duma appears aimed as a step toward Russia definitively breaking with its Soviet legacy.

  这份由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的申明表面了俄罗斯与前苏联坚定断绝关系的决心。

Some observers have expressed alarm in recent years that Russia may be quietly rehabilitating Stalin. Last year, a quote praising Stalin was restored to the decoration of one of Moscow's busiest subway stations; this year, Moscow's mayor proposed allowing posters depicting Stalin as part of the annual celebrations of the defeat of Nazi Germany.

  一些观察家最近表达出警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悄无声息中走上复辟斯大林的老路。去年,一句赞扬引句被恢复并装饰在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里。今年,莫斯科市市长提议允许在海报宣传中将斯大林描绘成庆祝战胜纳粹德国的一部分。


斯大林雕像一角

'This historic document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Russian-Polish relations — much mor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ourselves,' said Konstantin Kosachev, chairman of the Duma's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news agency ITAR-Tass.

  据ITAR-Tass通讯社报道:“这份历史性的文档不仅对俄罗斯-波兰两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它同时对我们自身也举足轻重,”国家杜马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Konstantin Kosachev如是说。

Russia has turned over scores of volumes of documents this year about Katyn to the Polish government.

  俄罗斯在本年度已经将不计其数的卡廷惨案相关文档移交给波兰政府。

梅德韦杰夫正在向波兰总统移交相关文档

'Published materials, held in secret archives for many years, not only reveal the scale of this awful tragedy but show that the Katyn crime was committed on the direct order of Stalin and other Soviet leaders,' says the statement, which also expresses 'deep sympathy for the victims of this unjustified repression.'

  “被隐藏多年的以发表材料,不仅仅揭示了这个人间惨剧的规模,同时也直接显示出这次罪行是在斯大林和其他前苏联领导的指挥下进行的。”该声明中如是写道,声明同时也表达出“对那次非正义性镇压的受害者深切的同情”。

Communist legislators tried to amend the statement to remove the naming of Stalin, but were defeated.

  而共产党立法者曾尝试修改该申明,移除其中斯大林的名字,但我们驳回了他们的意图。

'The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that we are fighting against in other countries is also taking 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today we could see it with our own eyes,' Kosachev said of the amendment attempt. Russian officials frequently use the term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to attack perceived attempts to underpl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d Army in the fight against Nazi Germany.

  “这种在其他国家中对历史进行歪曲的行为,在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发生,而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子低下。”Kosachev对那些意图篡改的行为如是评价。俄罗斯官方多次使用术语“歪曲历史”来回击那些希望降低红军在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的企图。

The head of the Polish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ndrzej Halicki, said he considered the Duma's statement to be a breakthrough.

  波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Andrzej Halicki表示,他认为国家杜马的这次申明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I am happy that such a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 and truth is taking place,' he said. 'It is the first such act that proves that our relations and discussions are sincere.'

  “我很高兴这样一个和谐并揭露真相的过程正在慢慢进行,”他说。“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和探讨是出自真心的行动。”

However, Jaroslaw Kaczynski, head of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Law and Justice party, said he still wants Russia to offer a full apology and compensation.

  但是保守派在野的正义党主席Kaczynski表示他仍然希望俄罗斯提供全面的道歉和相应赔偿。

A U.S. historian who wrote a book about Katyn, hailed the Duma decision.

  一位写过卡廷屠杀相关书籍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次国家杜马的决定表达出赞赏之意。

卡廷公墓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a long process in which ultimately the Russian people will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ir past,' Allen Paul, who authored 'Katyn: Stalin's Massacre and the Triumph of Truth,'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卡廷:斯大林的屠杀和真相的胜利》一书的作者Allen Paul说:“我相信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第一步,而最终俄罗斯人民能真确对待他们的过去。”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何时才能正视这些共产主义的巨头们?

茅于轼: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nnrg.html

辛亥小地理:来时男孩,去时领袖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最先奔走相告的也许是檀香山牧场里的一群牛。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这样讲:1984年,甲午海战惨败,对国人的刺激前所未有,孙中山正是在那一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在那之前,他的哥哥孙眉对闹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会员费每人5元,会股银每股10元,除孙眉认购200元,其他人认购并不积极,而孙中山急着回国搞广州起义。于是孙眉开始卖牛,以每头牛六七块的价格,卖了一批牛,凑足2000美元。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从日本又回到檀香山,文化程度不高的孙眉一旦认准了革命,就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他鼓励弟弟“不必气馁,再接再厉。”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军用债券,孙眉的生意几经折腾已元气大伤,于是他又开始卖牛,变卖了一千头牛认购孙中山的“非法集资”,孙中山又筹得几万元饷款,回国继续策划起义。
孙眉愁眉苦脸卖牛的情节让我忍俊不禁,想象得到他跟自己牛依依惜别的样子。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不公平,他孙中山成就的伟业之中,也包含着檀香山的牛的血泪。而牧场里的牛们不会慷慨激昂,他们只知道一听见孙中山的脚步就骇而疾走。
如果那些债券能够对兑现,那些牧场里的牛,竟然换回了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回报率多高的一项投资?檀香山那个老实巴交农场主,才是当世最伟大的投资家。
革命总会有很多故事,那样讲起来才娓娓动听。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就有攻占巴士地狱,莱克星顿的枪声,阿芙乐尔号的炮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等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也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的爆炸声,如今都成为革命遗迹。但檀香山,这个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划着独木舟踏海而至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应该跟武昌具有同样重的分量。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波利尼西亚人一直在那里过着日子,18世纪末,他们建立了夏威夷王国,首都为檀香山。1894年,一批外来白人举事,废除王位,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因这里的檀香木贸易而得名。1898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夏威夷急缺劳工,于是到广东招工,孙中山的老乡们开始去檀香山谋生活,这其中就有他的哥哥孙眉。
那时候出海谋生完全靠碰运气,倒霉的葬身大海或病殁他乡,但孙眉成功了,他向檀香山当地政府领了一块地开垦,后来竟成为当地首富,被当地人尊称为茂宜王。政府又委托孙眉招华人去岛上开垦,大批乡人 涌向夏威夷,12岁的孙中山也登上海轮,“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说檀香山是孙中山的革命策源地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没有檀香山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历史上那个孙中山。他在那里接受美式教育,张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后来他在檀香山发动革命,并得到当地华侨钱财和人力的资助,当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檀香山重整旗鼓,他还在那里加入洪门组织,让海内外会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那个不大的岛屿,是孙中山闹革命时随时补充给养的航空母舰。
夏威夷有六个孙中山铜像,最近的一个是2007年设立,在檀香山的比瑟尔街与酒店街路口的中国城口公园,13岁的“孙中山”着长衫戴瓜皮帽,腋下夹着一本书正匆匆前行。当地报纸曾说,“来时;他是一个男孩;去时,他成为一名领袖。”
这句话当然是夸张的礼赞,不过少年孙中山在本地确实学业打进,上学时他还不会一句英文,三年后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第一名,并且由夏威夷王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这让没啥学问的哥哥孙眉欣喜若狂,激动之下他甚至拨出一部分家产转给孙中山。这份财产在孙中山撕了他的关帝画像,并准备加入基督教的时候又被收了回去,当然,后来正式造反时,这份财产又都给了孙中山,连带孙眉几乎所有的家产。孙中山的辫子是在檀香山剪掉的。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对哥哥说自己要造反,推翻清朝的统治。兄弟俩在这一点倒志向相投,孙眉划出一部分财产作为革命经费,还写信给亲友,希望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但是应者寥寥,孙中山就奔走在檀香山的各个牧场、商店、农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20多名华侨,与11月24日在一户人家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会员有香山三乡籍人何宽、石岐北台村人杨著昆、南朗安定村人程蔚南、三乡西山村人钟工宇、南朗翠亨村人陆灿,以及陈南、刘寿、刘卓、卓海等,这些农场主、银行经理、打工仔们在一起,除了通过《兴中会章程》,还像当时的社团组织一样,搞了个宣誓仪式,甚至用上了“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样的行话。
那一年,孙中山才28岁。
当年起事的那些人,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扎着辫子或散开头发,聚于密室对天发誓的场景,并不像南湖船上的中共一大那样气象庄严,煞有介事,那都是有主义的人,都知道赤色革命必将遍布神州的道理。而檀香山一间小屋里的广东乡人,则更像一群乌合之众,让人想起电影《十月围城》的谢霆锋和巴特尔,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革命什么的跟他们关系并不大,但他们受孙中山的感召,也一腔热血地参加并付出自己的所有,特别让我感到可亲可敬。其实很多革命的开头,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社团组织都发源于天地会,广东人很抱团,也讲义气,尤其出海闯荡的时候,更需要互相扶助,于是会党社团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拥有非常大的势力。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与海内外会党密不可分,1903年,孙中山已经是国内两广两湖洪门三合会、哥老会的共龙头,为了团结海外会党,同年孙中山又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被封为檀香山致分堂“洪棍”,是内八堂当家大爷之一。这样,孙中山在洪门的资格就相当高了,也得到了美洲洪门总会的支持,他们总共捐款21万美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有这样的背景,后来蒋介石拜青帮大龙头黄金荣为师父,就根本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孙中山的哥们黄兴,也是湘鄂边境哥老会的龙头,曾经率领帮会1904年发动长沙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帮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帮会,还是颇有情怀的,如果著者有心,甚至写一部《帮会革命史》。
檀香山也是康有为梁启超战斗过的地方。1898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的维新党人提出合作的建议,第二年,梁启超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跑到檀香山找到孙眉,向他宣传保皇会的主张,说这个主张跟孙中山的是一个路线。结果老实人孙眉被梁启超给蒙了,发动多数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并前后捐款10万元经费。孙中山闻听大怒,赶往檀香山发表演说,孙眉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差点坏了弟弟的大事。几年后,康有为的追随者徐勤在新加坡鼓吹保皇,谩骂革命,孙眉带了几十人赶到会场,把徐勤打得提着鞋子逃出会场。
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上,孙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以一个中国式兄长的形象,颇有些喜剧地支持着孙中山的事业,这位檀香山“土著”,从此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一笔。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眉眼看弟弟成了大总统,他的内心肯定也热乎乎的,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于是把想法告诉了蔡元培,这才有了时人推举孙眉当广东省都督的事。结果孙中山不同意,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说孙眉任粤督“决非所宜”,“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他还给哥哥写信,说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次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
没有戴上顶戴花翎,孙眉应该会不开心一阵子,但这位为革命散尽家财的老实人,听了弟弟的话,主动放弃了广东省都督的候选人资格。后来孙中山又开始讨袁,孙眉又开始默默地帮弟弟筹措经费。他于1915年2月病逝于澳门。

转载(这篇是给《海峡旅游》杂志写的小故事,乱七八糟没个脉络,欢迎给历史盲捉虫。)

“干部赴美挂职锻炼”再显山寨大国本色

(刊于今日新快报 见报标题为“赴美挂职与出国考察何异?”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声中国政府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不过,这个举世无双的政府,也许需要更谦虚地向其它无法与之相比的政府学习。日前,北京市东城区就表示,因干部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拟将选派干部赴美国政府部门挂职锻炼。此外,该区还建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列入财政预算,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


消息甫一传出,立即招来不少网友的冷嘲热讽。有人欢呼大国崛起:“赴美挂职锻炼这个概念好!一下子就把美国降低为咱们中国的一个县了!”有人关心锻炼内容:去美国挂职锻炼啥呢?认真学习奥巴马的重要讲话?有人指出其潜在附加值:先踩踩点,以后风声紧,出去驾轻就熟。有人玩黑色幽默:颤抖吧,美国人,我们将带来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让你们见识前所未有的专政力度!有人追究其经费合理性:钱烧包了啊?社保基金不缺钱了是吧?


平心而论,北京东城区的出发点未必是错,穿长袍的人去穿西服的文明社会走一走,也未必全无收获。远的譬如民国时期我党的三通干部冀朝鼎——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曾留美17年,最早提出与西方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交流的设想,具有相当的历史超前意识。近的如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做过美国纽海文市市长助理,将国外先进公共管理经验部分应用于实践,在政坛也曾博得掌声。


事实上,派干部赴美挂职锻炼并非北京东城区首创,早在2005年,四川省5名中青年厅级干部就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和佐治亚州政府部门,实习厅长(主任)助理,成为首批赴美挂职锻炼的中国官员。至于效果如何,未见追踪报道,无法置评。


其实所谓助理,英文是assistant,大概只相当于实习生,跟国内的市长助理、厅长助理等不可同日而语。像莱温斯基的名衔也是assitant——专抽雪茄的助理,呵呵。不过挂职锻炼的名衔不是重点,我更关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所谓赴美挂职锻炼,很可能只是将出国考察换个说法,因为出国考察已经臭名昭著,而中纪委监察部也早就会同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地严禁公费变相出国出境旅游。此外,既然将赴美挂职锻炼的专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就是在用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在决断之前,理应当听听纳税人的意见;在决断之后,也理应当向纳税人汇报预算明细。目前赴美挂职锻炼的选拔程序、方的接纳实况、挂职的绩效评估等均难称透明,容易让产生这不过又是一次权力自肥把戏的猜测。


第二、政府管理人员要扩大国际视野,就一定需要去国外挂职锻炼吗?难道不能招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进政府?我看不出东城区政府在培养国际视野方面,比市场有更强的能力。内部培训VS从市场上招纳胜任的人,哪种方式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一目了然。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公共管理方式有太大差别,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赴美挂职锻炼的实际效果令人生疑。要知道,美国各级政府的设计初衷不是权力,制度安排总是假定政府应拥有最小和最有限的权力。这跟中国迥异。此外,美国的宪法体系,凌驾于所有立法机构享有的权力之上,这就使政府及其任命的技术官僚或专家近乎一无所,而公民个人却有能力抵抗公共权力滥用,且可轻易地依法获得补偿。这同样与中国迥异。干部去美国,真学一些观念或操作技术,譬如公共预算的透明、政府对选民负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等等,回来一试,很可能倒先把自己关笼子里……

转载自 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2010年11月27日星期六

熊培云: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来源:群学网2010年11月24日


转自:
打喷嚏链接: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6083

“水面风波鱼不知”

“水面风波鱼不知”

——私人记录揭开孔雀的屁股

傅国涌

一九四九年之前,在我的故乡温州雁荡山一带活跃着一支中共的武装游击队,叫做“三五支队”,其中有个小队长徐成坤,仙溪花坦村人,他的家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据点,一次,游击的负责人正在他家开会,被国民党士兵包围,是他手持双枪,领着大家杀出重围。他身高一米八几,胆大腿长,奔走如风,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在官府眼中,他是 “悍匪”,在游击队里,他是猛士,战争年代真的是威震一方。

然而,等到胜利来临,论功行赏,分享胜利果实时,勇敢正直、胸无城府、更不会拉帮结派的他却被淘汰出局。村里那些平时躲在后面、不大露面的隐蔽人物,眼看着形势大变,江山易主,一个个纷纷跳到前台,给曾经出生入死的他罗织罪名,指控他和一个地主合伙做过木材生意,“阶级立场有问题”。更严重的是诬其与发生在附近地方的一桩杀害土改干部血案有染。他猝不及防,被缴了枪,靠了边站。从区、乡到村各级新政权诞生,权力分配完毕,常住他家的地下党负责人仇雪清当上了首任县长。卸磨杀驴,打天下时冲锋陷阵的坤叔从此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还给邻家小孩做起了木头冲锋枪。

这个小孩叫徐汝舜,如果不是他年近古稀时写出大半生的回忆,我还不知道故乡有过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坤叔以后的命运遭遇更是每况愈下,成了“反革命”、“通缉犯”,多年逃亡他乡,有家归不得。坤婶,一个坚强的女性默默挑起这个家的全部重担。一九四九年以前,

丈夫参加“三五”,家里的农活没人干,还要整日担惊受怕。等到中共掌政,丈夫又成了“反革命”,可是她毫无怨言,愣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47岁就活活累死了。一九六七年,坤叔在多年的劳教、苦役之后终于回到家里时,他的妻子已离开人世。那些当年合伙诬陷坤叔、逼他出走的人做了村长之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或仗势欺人,夺人妻子,或当众调戏妇女,或带头聚众赌博,村里的光景不如国民党统治时代,所谓革命只是一些人夺权的工具而已。坤叔看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沉默之中。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年常住他家的“三五支队”负责人,虽当上首任县长,以后也长期遭受冷遇,被掌权的“南下干部”视为“宗派主义小山头骨干”,靠边站。

《坤叔的传奇》让我再次看到所谓的革命在基层的真实演变,革命吞噬自己孩子,正直、善良的革命者在革命阵营里难有存身之地。也是在这个村庄,“文革”之初,发生过一个特大反革命组织“浙南工农学会”案,涉及二省六县五十多个公社,仅当地就牵连了一百多人,许多干部、教师以及无辜农民蒙受不白之冤,“花坦” 这个浙南的小山村因此闻名全国,在县城工作的徐汝舜也被卷入。历时数年,派出几十个外调人员,走遍全国各地,才终于查清此案,原来子虚乌有,是个假案。他还亲身遭遇过另外一个所谓的“偷听敌台”假案,饱受折磨。

徐汝舜富有美术的天分,195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在校期间深受老师的赏识,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他只能在一个小县城画宣传画,他的艺术才华被夭折,晚年反思,回顾自己经历的人生曲折,他看清了这个时代,写下一部回忆录《“水面风波鱼不知”——往事断忆》。他在自序中说:

“我的人生历经二十世纪中国极度匮乏、专制的前三十年,即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亲身经历反右、反右倾、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十年浩劫及苏联解体、东欧转型等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可谓跌宕起伏、惊心动魂!

我家从建国初期,由于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一度成为执政党依靠的对象。母亲在土改时成为村里‘妇女积极分子’、村干部、县市劳模。少年时的我,成了校少先队中队长、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团(共青团)对象,却慢慢沦落为体制的边缘人,‘文革’中更因假案被贬为二等公民,在疾病、贫困与恐惧中度过大半生。”

每个普通中国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这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诚然是一轮又一轮循环的王朝中最新的一轮,但它比以往的王朝统治更严酷、更严密、更具欺骗性,它有一整套诱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整个民族翻烙饼,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普遍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生活随时可能被中断。权力凌驾在全社会之上,为非作歹,任意妄为,人性之恶被发展到极致。这一切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在三十年代江西大杀AB团时。到一九四九来临,参与打天下的壮士坤叔遭遇如此,贫农子弟徐汝舜的遭遇也是如此,如果说他撞上“浙南工农学会”假案,因为他曾收留假案当事人之一徐汝永住过一夜,而被指控“包庇反革命份子”,还可以理解,那么,他陷入“偷听敌台”假案,则完全因为同学蒋遵义受隔离审查时不顾事实,无限上纲而被殃及。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他分析这位同学当时的心态:“与其让我一个人淹死,还不如拉上几个陪葬的。所以按那时的意识形态,尽力挖掘反动元素,然后无限上纲……” 从中可见人性的扭曲,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哪怕同学、朋友、邻居甚至亲人为求自保,都可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

可悲的是这一页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完全翻过去,在一九八九的大劫难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种种人性的丑恶,野夫在《江上的母亲》书中将今日之名作家熊召政当年的所作所为一一袒呈在阳光之下。要想过上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我想起来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这是千古不易的文明准则。而我们遭遇的恰恰与此相反,从暴力中得来的政权迄今未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其合法性只能通过暴力来维持。

徐汝舜是我的远房表兄,小时候在我舅舅家常看到他带来的电影海报,知道他会画画,在县城电影院工作,是当地人眼中所羡慕的吃皇粮的。大约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姐姐曾带我到他家看《少林寺》的电影,忘记了是否住过一夜。那时我还小,和表兄年龄相距太大,没有什么交流,对他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无所知。直到这次春节回故乡,看了他的回忆文字,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学画出身的他喜欢清代画僧虚谷的作品,在他家的一本画册上,我看到过虚谷的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条鱼,淡淡的笔墨勾出,题诗“水面风波鱼不知”。中国二十世纪的一次次浩劫、一场场风波,鱼不知,人岂能不知?这一切真的都过去了吗?过去了,又没有过去。与四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国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认识,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但是在制度层面,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前现代社会。“反右”、“文革”、“**”……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劫难都是不可公开言说的禁区。在所有公开的官方叙事中,这六十多年尤其是三十多年真的是一派和谐,天朝大国在过滤、遮蔽了所有的敏感词之后如同孔雀一样向世界展现自己美丽的盛世羽毛。唯有私人记录可以揭开它丑陋的屁股。每个普通的公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都有责任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荒诞记录下来。因为种种原因,徐汝舜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但有他的这本回忆录为证,他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

2010年4月10日杭州

他们曾骑马穿越中国

今天是11月24日,黄沾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沾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沾叔什么时候哭过?

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班门弄斧,将一首神曲弄得俗不可耐,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沾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沾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着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沾合唱此曲,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曲洋刘正风,不下于俞伯牙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沾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沾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每次想到黄沾,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黄沾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1949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伪造公章逃到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这是黄沾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是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巫宁坤等人去了美国。

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沾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余英时的五四研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倪匡的去国经历在香港成为神话,香港人说倪匡是骑着一匹马从中国腹地跑到香港。这个形象一直吸引着我,成为一代去国知识分子的象征,虽然的形象远不是这么轻松潇洒。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沾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沾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痛伤。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成了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沾,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潘采夫

缅甸:真相永远无法掩盖[枣读:198期]

缅甸:真相永远无法掩盖

文/油飞

2010117日,缅甸大选。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个被军政府高压威权统治了近五十年的国度。1990年,军政府迫于压力曾举行过一次限制重重的选举,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却大败于昂山素季这一介弱女子带领的全国民主联盟。恼羞成怒的军政府不仅没有承认选举结果,更一再将昂山软禁,变本加厉地夺走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而20年后的今天,若无十足把握继续稳坐江山,军政府怕也不敢开放选举。于是,这次在新宪法框架内举行的“民主大选”,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质疑、抵制与批判。

可以预想,此次大选不乏荒诞之事。虽说军方一早便宣传有来自37个党派的候选人将参加选举,却拒绝公布政党和选举人名单。候选人受到神秘的选举法规限制,与外国人的婚姻及亲属关系、违法记录等都会使其丧失选举资格——这些条款不仅为昂山量身打造,更让诸多因言获罪的反对派人士乃至大选前仍在牢中的2100余名政治犯彻底丧失了参选资格。高昂的注册与选举费用,使得军方背景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仗着财大气粗推出大量候选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刚刚退役的军人;而根据选举规定,国会席位的四分之一早已预留给了军方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即使全员当选,也无力与军方抗衡。更何况,最大的反对力量全国民主联盟早已因抵制当局、拒绝登记而丧失了合法地位,更遑论参选了。

为控制选举,军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媒体宣传几乎全部被USDP霸占;投票前数周,政府突然取消若干少数族裔地区的选举,剥夺了约100万选民的投票权;有消息称,国家公务员被迫投票给USDP;文盲选民的选票被选举官员拿走并强行投给USDP;更有支持反对党的选民发现自己的名字从选民名单中神秘消失。选举过程中,少数族裔与军政府爆发了冲突,约两万人在惊惶中逃亡至泰国。而大部分普通选民则面临军政府的恫吓,根本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事实上,选举程序的不严谨也使得军政府有诸多作弊机会,选民的选择似乎并不重要。

而选举结果的公布更进一步印证了整场戏码的荒诞之处。选举日刚过,官方报纸便报道柏古(Pegu)地区的唐古镇(Taungoo Township)一号选区有102.09%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而阿拉肯邦的安镇(Ann Township)投票率则高达104.28%——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某个熟悉的数字在官方宣传下,不仅人民投票热情史无前例地超越了百分之百,USDP更在两个因为安全原因而一早被取消选举的选区当选。有人讽刺道:USDP不仅能赢得全国选举,更能在根本没有进行选举的地区赢得选举!外界传言中早已内定的投票率70%USDP80%得票率当选等数字也一一被官方报道印证。当缅甸军政府摇身一变成为了人民的代言者,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无非是将民主当成拉大旗扯虎皮的工具,试图为其危机重重的统治谋取合法性基础,毫无进步可言。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军政府而言,能迈出多党制竞选这一步,无论是否名副其实,也该算得上是一种进步。昂山素季虽然倡议抵制此次选举,但她也一直秉持着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大选热潮中更表示“对民众关注大选的政治程序而感到欣喜”。对大部分缅甸民众来说,流血牺牲的革命之路固然可能带来渴求已久的自由,然而通过选举争取自己的权利才是更为平缓和可行的过渡方式。此次大选或许只是一个过场,但它的出现证明军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做出应对,依靠暴力和闭国来维持统治所要付出的代价愈来愈沉重。客观来看,此次选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军队权力,并将为数不多的反对党议员带入了议会。这星星之火点燃了民众心中的希望:军政府50年的高压统治没有让缅甸民众变成麻木和绝望的顺民,他们的反抗精神始终未曾泯灭,一旦有微风拂过,番红花便可能盛放在这荒原。

二、

1113日,结束了软禁期的昂山素季无条件获释。

65岁的她依然有着安详而美丽的面容,也依然背负着缅甸人民的爱戴与期望。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是缅甸民族英雄的女儿,两岁时便失去了为缅甸独立奋斗一生的父亲。她接受西方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著名的PPE——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嫁了一名英国学者,过了几年相夫教子的幸福日子。那时的昂山素季有着温暖明媚的笑容,看上去与普通的家庭主妇似乎并无不同。

然而特殊的身世使昂山素季自出生起便已注定无法拥有平静和单纯的人生。1988年,缅甸民主联盟成立,回国探望母亲的她被公推为主席。为争取民主与自由,她在国内各地奔走,发表演讲,尖锐地指出缅甸的困境:“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她迅速建立的威信和影响力使军政府深为忌惮。1989年,昂山素季首次被捕,罪名是煽动叛乱。然而在1990年大选中,尽管她身陷囹圄,民众依然将选票投给了民盟。气急败坏的军政府拒绝交出权力; 1991年,仍在狱中的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的20年里,她在监狱和软禁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1995年短暂获释期间,她也未能离开缅甸去看望家人,因为她很清楚一旦踏出国界,便很有可能无法再回来。其后她再次被软禁,甚至当丈夫因癌症去世,也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尽管身体被囚禁,昂山却继续以自己的思想启蒙民众。她告诫人们:“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

事实上,昂山素季面对的指责也从未间断。有人认为她对非暴力理念的坚持显得太过软弱,无法成功煽动革命;有人却认为她太过独断不知妥协,才使民盟失去了借选举获取力量的机会。是的,昂山素季不是圣人,她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势必会与其他人甚至包括同路人产生冲突。她如此回答对缅甸未来道路的看法——“经常有人问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如此高压的政权真的会给予我们民主吗?而回答只能是:民主,正如自由、正义以及其它社会政治权利一样,不是 ‘给予’ 的,而是通过勇敢、坚定及献身挣来的。” 她是一名道德家多于一名政治家。虽然民主化的艰难过程势必需要一定的政治敏锐感来达致妥协,但在那漫无尽头的长夜里,缅甸民众也需要这样一种强大而纯粹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他们对民主理想的信念。

1115日,昂山对民众发表了获释以来首次演讲。她依然平和地强调非暴力抗争的意义,呼吁和平,并表示自己并不恨军政府,“愿意和任何希望为建立更好的、民主的缅甸而努力的人交流”。在民主化的路途中,缅甸面前还横亘着崇山峻岭激流险滩;而这个纤细的身影,永远不会退缩和倒下。

三、

昂山素季是虔诚的佛教徒,是故她的反抗平和且充满仁爱与恻隐。事实上,缅甸以佛教为国教,至少有70%的人口为佛教徒;僧侣在缅甸地位很高,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敬仰。谁曾料到,这样一个本应清净出世的群体,却也被卷入了政治洪流之中,成为2007年“番红花革命”或曰“袈裟革命”的主导者。

1988年以学生为主力的抗议活动,曾遭到军方血腥镇压,约3000人遇害。20年后,近40万浩浩荡荡的僧侣队伍走上街头,他们倒转僧钵,拒绝接受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布施,要求军政府停止独裁、走向民主、释放昂山素季;民众为他们夹道鼓掌。僧侣们呼喊的口号是佛教中的祷文:

愿苍生生往东方

愿世间万物自由

无惊惧,无忧愁,无困苦

愿为人内心平安。

军方不敢轻举妄动,信奉佛教的士兵也不愿意毒打和逮捕这些在民间代表最高道德权威的僧侣;几天的犹豫,僧侣们的政治诉求已广为民众所知。很快,武力镇压还是开始了,逮捕和杀害还是发生了,虽然规模远小于20年之前,却仍然遏止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军政府再一次守住了自己的位子,然而他们也明白,从此之后,统治这个国家将会是如坐针毡。

与僧侣们的努力相呼应的,是民间地下新闻工作者的勇气。正如昂山素季被释放后在演讲中所说:“请不要认为政治与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但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躲是躲不开的。”一部分民众早已领悟到这一点,当无法逃离政治的压迫,便开始主动从中寻求改变。当国外媒体被拒绝入境、国内媒体遭到全面封锁、连互联网也被封堵的情况之下,普通的缅甸民众开始利用手机和相机记录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遭受着当局严密的监视与管制,尽管新闻自由在缅甸几乎不存在,公民记者们仍然成功地将僧侣游行与军方镇压的图像传送出了国界,让世界看到这令人震惊的真相。

这些录像后来被剪辑成为纪录片《缅甸起义:看不到的真相》,虽然画面质量很差、剪辑手法也未见高明,却仍以其真实记录下的动人心魄的场景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事后,几位记者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初具雏形的地下新闻网络被拆散,随后却有更多人志愿加入地下公民记者的队伍。为了防止连累家人,他们不得不与亲朋好友保持距离,冒着生命危险用DV偷偷记录下政府的暴行,并想方设法传送给国际社会。面对技术的进步与民众的觉醒,这个一直以来试图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世界舆论的关注中掩盖起来的政府已无遁形之地。

是的,在这个时代,真相已无法被掩盖。我们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缅甸可以实现她渴求太久的理想;也期待同样的理想,有朝一日能够蔓延至与之接壤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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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视频:

Unplayed Piano

在被软禁期间,昂山时常通过弹奏钢琴来舒缓心情。然而当钢琴坏掉之后,军政府却拒绝修理。2005年,昂山60岁生日之时,爱尔兰歌手Damien Rice据此为她创作了动人的歌曲Unplayed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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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枣报

2010年11月26日星期五

杨尚昆的小折子

废话一筐发表于2010-11-25 13:42:40

丁东:杨尚昆的小折子

  我的《史学在民间》一文有不少网友发表评论。其中有人强烈质疑大跃进后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农民的事。为了说明历史真相,我再举一个例子。

  2005年底,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般书店不容易买到。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口述历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见到了这本书的编者章玉钧等先生,得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立足四川,面向全国。书中记载的当代四川要事,意义不限于一省,往往是国史的重要侧面。比如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四川向外省调粮、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上马、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乡政府、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大题目。书中口述史的讲述者和回忆录的作者,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大部分担任过省级领导干部。其中,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更是近几年当代史述中少见的力作。我以前也在网上看过这篇文章,印象很深。网上披露的不是全文,这本书发表的才是全文。

  作者廖伯康六十年代初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作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期间先后向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担任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当面反映了四川的严重情况。文中说:“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个细节的历史价值太高了。由此可以证明,当时光是四川一省就饿死上千万人,而且中央也了解这个情况。已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册1962年6月28日还有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如果没有廖伯康这篇文章,人们读杨尚昆的这几十字的日记,哪能想到背后蕴含着如此重要的内容。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杨尚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廖伯康等人的建议,邓小平同意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村探亲访友为名到四川调查。因为部长一级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接着十七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暗访。可惜不久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风向一变,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廖伯康等人从此挨整长达二十年。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也受到牵连。如今,和他在同案挨整的张黎群、萧泽宽、李止舟已经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去世。好在此文在他们去世前已经成稿,他们在重病中都曾审阅、补充。

  过去,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现在也说文史工作是为了存史资政。我想,当代史最值得记录的就这些内容。它对于后来的执政者记取经验教训,改革政治体制,是一面不可或缺的明镜。如果后来的执政者看不到、不接受这些东西,那就难免如杜牧《阿房宫赋》据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至于一些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硬着头皮不愿意承认中华民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花花公子1985年采访29岁的乔布斯:惊人的预见能力


互联网的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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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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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近期再次刊登了1985年2月1日发表的对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专访。

以下为文章全文: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一代企业家的精神,那就非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魅力十足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史蒂文·乔布斯(Steven Jobs)莫属。他把一家在加州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车库里创办的公司,打造成为收入规模达到十亿美元的革命性企业——只用了5年时间,这家公司就跻身财富500强,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家公司。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只有29岁。

29岁的乔布斯

29岁的乔布斯

乔布斯的公司将个人电脑引入了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在1976年创办苹果之前,多数人对电脑的印象都是科幻电影中那些哔哔作响、闪着灯的机器,或者是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紧锁的大门后面那些默不作声、体积庞大的大型机。但是借助晶体管以及后来的微处理器芯片的发展,将电脑技术微型化,并使之可以为个人所用,成为了可能。到70年代中期,一套主要面向业余爱好者的入门级电脑元件只要375美元,外加各式各样的配件。

旧金山硅谷地区南部已经聚集了大批电子公司和年轻的创业企业,在这里,两个喜欢恶作剧且热爱电子产品的好友发明了一台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型电脑。作为一名机械工的养子,时年21岁的乔布斯从里德学院(Reed College)退学后,已经在Atari找到了一份视频游戏的设计工作。而时年26岁的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则在惠普担任工程师,这是硅谷地区最大的企业之一。

这对好友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并开发了一台电脑代用品——实际上就是一个电路板——并给它起了“苹果I”(Apple I)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这台电脑的功能不多,但是当他们发现,这台奇妙的装置已经吸引了50份订单时,乔布斯开始渐渐明白,个人电脑或许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沃兹尼亚克的兴趣主要在技术;乔布斯则开始着手将这台电脑面向大众推广。在他们二人的通力合作下,苹果I增加了键盘和内存(能够存储信息),沃兹尼亚克还开发了磁盘驱动器(可以永久性读取并存储信息的设备),并增加了一个视频终端。乔布斯聘请专家设计了一套高效的电力供应系统以及一个华丽的外壳,于是,苹果II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

苹果的增长非常迅猛。这家诞生于“乔布斯的车库”(相当于硅谷版的“林肯的小木屋”)的公司第一年的销售额为20万美元,但到了1984年,它已经成长为一家年收入高达14亿美元的巨型企业。它的创始人们则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和民间英雄。

沃兹尼亚克实际上已于1979年从苹果退休,重返大学,并资助了一些音乐节。相对而言,在为这项技术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后,他的几乎就没有再做太多事情。乔布斯则留了下来并负责这家公司的运营,让70%的家庭和学校电脑都印上了苹果的标识。除此之外,他不仅要抵御公司内部的逼迫他卸任的敌对势力,还要对抗IBM这个收入规模达到400亿美元的“蓝色巨人”,因为后者也开始进军个人电脑业务。

凭借着4.5亿美元身家——多数都是苹果股票——乔布斯成为了迄今为止登上福布斯美国富豪榜最年轻的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布斯的100名上榜美国富豪中,只有7人是白手起家的,而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最近,由于1983年的困境导致苹果股价下跌,使得乔布斯的账面财富缩水了2.5亿美元,所以他如今的身家约为2亿美元。

但是在乔布斯看来,金钱的重要性连一半都不到,尤其是考虑到他很少挥霍——而且,事实上,很少有时间展开社交活动。他的使命是,通过个人电脑,尤其是苹果生产的个人电脑来宣传“救世福音书”。

他是一个吸引人的推销员,总会不失时机地推销他的产品,用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口才描述这样一个时代:届时,电脑将会像厨房电器一样普及,其影响则会像电话或内燃机一样具有革命意义。且不说这是否是炒作,事实上,在教室、市郊居民的客厅、农舍、导弹追踪站以及遍及全美的大小各异的企业办公室中,目前已经拥有超过200万台苹果电脑,软件约有1.6万款。

在创建庞大电脑市场的过程中,苹果还创建了一个竞争环境。虽然从1977年至1982年间,苹果一直在该市场占据主导,但逐渐开始有大批企业涌入这一领域,抢夺市场份额。不过,没有一款产品能够像IBM PC一样成功,该产品迅速抢占了28%的市场,并建立了新的标准。随着市场份额的下滑,苹果推出了两款新电脑,Lisa和苹果III,但却反响平平。

到1983年中期,分析师都在急切地关注苹果的生死问题。在企业内讧中,乔布斯接管了苹果一个部门,专门开发全新的电脑。在他看来,这是苹果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他表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狭隘的心理,如果他们失败了,“IBM就将主导——并毁掉——这个行业。”

3年后,Macintosh发布,并且投入了2000万美元的广告。这款产品号称“我们所有人的”电脑,并且被誉为向电脑易用性迈出的一大步。但是这款配备纯白屏幕,用一堆小图片来代表程序,并利用鼠标(一种上面带有一个按钮的小滚轮盒)在屏幕上进行选择的产品,显然是迄今为止威胁最小的一款电脑。还有人批评Mac太像玩具,不适合严肃的商业用途。尽管外界争论不休,苹果还是在一个月内赶工了4万台Macintosh电脑,今年还计划将这一数字翻番。

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乔布斯会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有时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家,有时则是一个有着不可思议的商业成就的营销专家。苹果自诩为一家融合了6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80年代的商业头脑的企业,作为这家公司的掌门人,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乔布斯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因为他,我每天要工作20小时。”一名工程师说。

或者,正如迈克尔·莫瑞兹(Michael Moritz)在《小王国》(The Little Kingdom)中所写的那样,乔布斯的善变——头一天表扬,第二天又鄙视——几乎令Macintosh团队成员抓狂。他还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主管苹果的行政工作。在斯卡利犹豫不决时,乔布斯说:“当你能改变世界时,你还想继续向小孩推销苏打水吗?”斯卡利接受了邀请。为了了解这位年轻的(乔布斯下个月就将年满30岁)电脑革命之父的生活和技术,《花花公子》派出了自由职业记者大卫·谢夫(David Sheff)前往硅谷采访。

“我一生中,有好几次采访都只有我一个人穿得过于正式,而这次就是其中之一。我对苹果的休闲风格有所耳闻,但毕竟我要采访的是一家收入过十亿美元的公司老总,所以我西装革履地赶赴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自然,当我在他位于加州库珀蒂诺(Cupertino)的办公室里见到乔布斯时,他穿着法兰绒上衣和牛仔裤。但我仍然没有感觉格格不入,直到我见到约翰·斯卡利,苹果的新总裁:他也穿着T恤衫。”

苹果的办公室显然与多数企业不同。游戏机随处可见,乒乓球台也有很多,音箱声音很大,播放的歌曲从滚石乐队的摇滚乐到温汉姆·希尔(Windham Hill)的爵士乐无所不包。会议室则以达·芬奇和毕加索来命名。零食间的冰箱里放慢了新鲜的胡萝卜、苹果和橙汁(单是Mac团队每年的鲜榨果汁花费就高达10万美元)。

“我跟乔布斯谈了很久,既包括工作日,也包括他一年中唯一的两天年假。在阿斯彭(Aspen)的一个索诺玛温泉疗养地,他原本是想在这里放松一下。由于无法放下传递苹果信念的使命,他非常严肃地谈起了与IBM的凶残厮杀——但随后又不断被他那些‘太棒了!’和‘好得难以置信!’的理念所带来的热情打断。”

“这次采访即将结束时,纽约市的一个小孩举办了一次名流云集的生日宴会,我在那里见到了乔布斯。到了傍晚,我四处闲逛时发现乔布斯把那位9岁的小寿星带到一边,送给他一件从加州带来的礼物:一台Macintosh电脑。我看到,他教这个小男孩怎么用这台电脑的画图程序绘制草图。这时,另外两位客人来到房间里,从乔布斯背后看过去。‘嗯,’第一位客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这是什么?看这个,基斯。不可思议!’于是,第二位客人,作品已经非常值钱的涂鸦艺术家基斯·哈宁(Keith Haring)凑了过来。沃霍尔和哈宁要求操作一下Mac。当我离开时,沃霍尔刚刚坐下来使用鼠标。‘我的天!’他说,‘我画了一个圈!’”

“但是更发人深省的事发生在宴会后。当其他人走后,乔布斯还在教这个男孩使用Mac的一些细节功能。过了一会,我问他为什么跟这个男孩在一起,好像比跟那两位著名艺术家在一起更高兴。他不经意地回答道:‘老人坐下来问,这是什么?但是这个男孩却问,我能用它做什么?’”

花花公子:我们活过了1984年,而电脑并没有统治世界,尽管有人或许会认为这难以置信。如果要因为电脑的激增而被批评或表扬的话,你,29岁的电脑革命之父肯定是首要人选。这也为你带来了超越梦想的财富——你的股票曾几何时几乎价值5亿美元,不是吗?

乔布斯:其实股票下跌让我一年损失了2.5亿美元。(笑)

花花公子:你还能笑得出来?

乔布斯:我不会让它毁了我的生活。这难道不好笑吗?你知道,我对这些钱的主要反应就是觉得这很幽默。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但这根本不是过去十年间发生在我身上最深刻或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有时反而会让我感觉苍老,当我在大学演讲时,我发现学生们对我最多的了解就是,我是个百万富翁。

当我还是学生时,60年代刚刚过去,而当前这股功利的浪潮尚未开始。如今的学生们甚至根本不去想理想主义的事情,或者至少想的很少。当他们学习商科时,肯定不会让任何哲学问题占用太多的时间。然而60年代那股理想主义风潮仍在我们背后不远处,我认识的多数与我年纪相仿的人甚至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那种思想。

花花公子:这很有趣,电脑领域造就的亿万富翁是……

乔布斯:年轻的狂热分子,我知道。

花花公子:我们想说,像你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这样的人是十年前刚刚从车库里走出来的。你们两个开创的这是一种什么革命?

乔布斯:我们生活的时代紧随100年前的石油化工革命而来。这场石油化工革命给了我们自由的能量——在这里,是自由的机械能。它从很多方面改变了社会结构。现在这场革命,这场信息革命也是一场自由能量的革命,但是却是另外一种类型:自由的智能。今天看来似乎还不成熟,然而我们的Macintosh电脑比100瓦的灯泡耗电还少,但每天都可以为你节约好几个小时。今后10年、20年或是50年,会是什么样子?这场革命将令石油化工革命相形见绌。

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

花花公子: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来了解一下你对电脑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乔布斯:电脑其实很简单。我们坐在这里,坐在咖啡馆的长椅上。假设你只了解最基本的方向,但却想知道怎么去洗手间,我必须要给非常详细地给你描述。我或许会说,“沿着长椅侧身移动2米,站起来,提起左脚,弯左膝盖,直到水平为止,左脚向前伸展300厘米。”如此这般。如果你解释所有指令的速度比咖啡馆里的任何人都快100倍,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魔法师:你可以飞快地跑过去,把奶昔拿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打个响指。而我则会认为,是你把奶昔变出来的。因为相对于我的感知力而言,你的动作太快了,这就是电脑做的事情。它可以执行这些非常、非常简单的指令——“拿一个数来,把它加到这个数上,把结果放在那里,看看它是否比另外一个数大。”——但是执行的速度是,比如每秒100万次。以每秒100万次的速度计算,结果就像魔法一样。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而关键在于,人们不需要理解电脑是怎样工作的。多数人对自动换挡器的工作原理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知道如何开车。要学开车,你不一定要学习物理,也无需理解运动定律。要使用Macintosh,你不一定要理解这些——但是你问了。(笑)

花花公子:显然,你相信电脑会改变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你如何说服怀疑者?坚持不让步?

乔布斯:电脑是我见过的最难以置信的工具。他可以成为一个写作工具、通讯中心、超级计算器、规划师、档案管理员以及艺术创作工具,这一切都归于一体,只是需要用新的指令,或是软件来实现。没有任何一款其他的工具拥有电脑这样的能力和广泛用途。我不知道它能走多远。现在,电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原本需要几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却可以用1秒钟帮我们完成。它们提升了生活质量,有些只是简单地让乏味的工作实现自动化,有些则拓展了可能性。随着今后的发展,它们会为我们做越来越多的事情。

花花公子:现在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理由让我们买一台电脑吗?你们行业的一位高管最近说:“我们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电脑,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他们展示电脑能做什么。我用手处理支票簿的速度比用电脑更快。”人们为何要买电脑?

乔布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商业领域,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你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准备文档,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提升办公效率。一台电脑可以将人们从很多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除此之外,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鼓励创作的工具。记住,电脑是工具,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工作。

在教育领域,电脑是继书籍之后最好的工具,它可以呆在那里与你展开无限的互动,而没有怨言。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与优秀的教师配合,电脑有望成为教育流程的一大突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多数学校中。

花花公子:这些是有关电脑在商业和教育领域的成功理由,那么家用领域呢?

乔布斯:目前为止,这还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更多地停留在理论上。现在购买家用电脑的主要原因是,你想要在家里做一些业务工作,或者想要给你自己或你的孩子使用教育软件。如果你无法证明购买电脑是出于这两个原因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你只是想成为一个电脑通。你知道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所以你希望学习。这种情况会改变:电脑将成为多数家庭的必备品。

花花公子: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乔布斯:对多数人而言,购买家用电脑的最佳理由是将其与全国性的通讯网络连接。这将成为一个真正非同凡响的突破,就像电话一样非同凡响,我们正处于起步阶段。

花花公子:具体而言,你所说的是哪一类突破?

乔布斯:我也只能开始猜测。我们的行业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结果究竟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会发生一些非常重大、非常好的事情。

花花公子:那么现在,你难道是在让家用电脑购买者投资3000美元,却仅仅是为了一个信仰?

乔布斯:在未来,这不会是一个信仰行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在于,人们问你细节,而你却无法告诉他们。100年前,如果有人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你能用电话做什么?”他无法告诉你电话将如何影响世界。他不知道,人们可以用电话获知当晚放映什么电影,或者预定一些杂货,或者给地球另一边的亲戚打电话。但是请记住,第一封公开电报是1844年发出的。这是一个惊人的通讯突破。你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把信息从纽约发到旧金山。

人们都在讨论将电报放在美国的每张桌子上,以此来提升效率。但是却没有实现。要使用电报,人们需要学习整套古怪的咒语,也就是莫尔斯电码,“滴”和“答”。这要花费大约40个小时,而多数人永远都学不会如何使用它。于是,幸运的是,在1870年代,贝尔提交了电话专利。它的原理与电报基本相同,但是人们已经知道如何使用它。还有,最棒的在于,除了可以通过文字来交流外,你还可以唱歌。

花花公子:这说明什么?

乔布斯:它让你可以将语调融入其中,而不仅仅是文字。我们现在就处于相同的情况。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将IBM PC放到美国所有的桌子上,以此来提升效率。这没有用。这一次,你还要学习一些类似于“/q-z”之类的咒语。最流行的字处理程序WordStar的说明书足足有400页那么厚。要写一本小说,你得先读一本小说——而且对于多数人而言,这就像读天书。他们不会学/q-z,就像他们不会学莫尔斯电码一样。这就是Macintosh的作用。这是我们行业的首款“电话”。而且,除此之外,对我而言,最棒的在于,Macintosh给你的感觉就像可以对着电话唱歌一样。你可以不通过简单的文字通讯,而是使用特殊的打印样式,并且可以通过绘制并增加图片来表达自我。

花花公子:这真的重要吗?或者只是一种新奇事物而已?至少有一个批评人士将Macintosh称作“世界上最贵的神奇画板(Etch A Sketch)”。

乔布斯: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堪比电话与电报的差异。想想看,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有这样一款尖端的“神奇画板”,你能够完成什么事情。但是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它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和创造力,还允许你通过更高效的方式进行通讯,利用图片、图形、文字和数字。

花花公子:多数电脑都使用键盘输入指令,但是Macintosh用所谓的鼠标来替换了很多指令。这对于习惯键盘的人而言,是一大改变。为什么要用鼠标?

乔布斯:如果我想告诉你,你衬衫上有一个污点,我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距离你衬衫领子下方14厘米,扣子左侧3厘米处,有一个污点。”如果衬衫上有污点,我会直接指着它说:“在那儿”。指点是众所周知的方式。我们对此做过很多研究和测试,而且在所有功能上,都要快得多,例如,利用鼠标复制和粘贴。所以,这不仅仅是更为易用,效率也会更高。

花花公子:开发Macintosh用了多久?

乔布斯:电脑本身用了两年多,但背后的很多技术此前好几年一直在开发。我以前从未在什么事情上如此努力,但是开发Macintosh却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经历。几乎所有参与该项目的人都会这么说。到最后,我们都不想发布它。就好像一旦我们发布这款产品,它就不再属于我们了。当我们最终在股东大会上展示它时,观众席上的所有人都起立并给予了5分钟的热烈掌声。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能够看到Mac团队坐在前几排。就好像我们都不相信已经完成了一样。所有人都哭了。

花花公子:我们曾经警告过你:在采访前,有人说,我们会被“好评彻底蒙蔽”。

乔布斯:(微笑)我们只是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满怀热情。

花花公子:但是考虑到这种热情,数百万美元的广告以及你自己吸引媒体报道的能力,消费者如何能够知道这种炒作背后的真相?

乔布斯:对于竞争而言,广告是必要的。IBM的广告无处不在。但是好的公关能够教育人,仅此而已。在这个行业里,你没法骗人。产品自己会说话。

花花公子:除了一些反复的批评——鼠标没有效率,Macintosh的屏幕只是黑白屏——最严肃的不满便是苹果产品定价过高。你介意回应部分或全部批评吗?

乔布斯:我们已经做过研究,在数据或应用中移动时,鼠标比传统方式更快。有朝一日,你或许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彩色屏幕。至于定价过高的问题,创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最初都很高,以后会逐渐降低。产量越大,价格越低。

花花公子:这正是批评人士对你的不满所在:先用高价勾住发烧友,再转变方式,通过降价吸引其他人群。

乔布斯:这绝非事实。一旦能降价,我们就会降价。我们的电脑的确比几年前便宜了,即使是与去年相比,也更便宜。但是IBM PC也是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将电脑推销给数千万人使用,价格越便宜,就越容易达成这一目标。如果Macintosh仅售1000美元,我也会很高兴。

花花公子:在Macintosh发布前购买Lisa和苹果III的用户怎么办?你给他们留下了无法兼容的过时产品。

乔布斯: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应该把购买IBM PC或PC jrs的用户也算进去。

就Lisa用户的担忧来看,由于它的部分技术被用于Macintosh,所以现在可以运行Macintosh的软件,它还被视为Macintosh的老大哥;尽管该产品最初并不成功,但Lisa的销量正在飞速增长。我们每月售出的苹果III也超过2000台——超过一半是回头客。总体来看,新技术未必要取代旧技术,但是从定义上讲,会让旧技术过时。最终,则会取代它。但这就像彩色电视出现时,黑白电视用户的反应一样。他们最终会决定,新技术是否值得投资。

花花公子:按照现在的速度,Mac本身难道不会在几年内过时吗?

乔布斯:在Macintosh之前,有两大标准:苹果II和IBM PC。这两个标准就像是冲击峡谷岩床的河流。要很多年才能够成型——苹果II用了7年,IBM用了4年。而我们用了不到1年就推出了Macintosh,这是借助该产品的革命性功能的动力完成的,同时也利用了我们作为一家公司的所有营销能力。我们探索出了冲破岩石的第三种渠道,并创造出第三条河流、第三种标准。在我看来,如今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苹果和IBM。或许这很糟糕,但是现在所需的只是冲劲,而且我不认为苹果或IBM能够在未来三、四年内做到。到80年代末,或许会看到一些新东西。

花花公子: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

乔布斯:行业的发展方向是让产品越来越便携,让它们彼此互联,并推出激光打印机,推出共享数据库,部署更多的通讯能力,或许有可能将电话与个人电脑结合。

花花公子:你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有人说,Macintosh可能会成就苹果,也有可能毁掉苹果。在Lisa和苹果III推出后,苹果股价大幅下跌,业内人士怀疑苹果或许撑不下去了。

乔布斯:是的,我们感觉到了肩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必须要让Macintosh亮出点真东西来,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实现产品或公司的梦想。

花花公子:有多严重?苹果濒临破产了吗?

乔布斯:不,不,不。事实上,1983年,当各种预言层出不穷时,苹果的情况很好。我们1983年的规模翻了一番。销售额从1982年的5.83亿美元增长到1983年的9.8亿美元。这几乎都要归功于苹果II。只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而已。如果Macintosh不成功,我们很可能也会保持每年10亿美元的收入,出售苹果II,以及它的其他版本。

花花公子:那么苹果去年究竟碰到了什么问题?

乔布斯:IBM来势汹汹,而且势头正在向IBM转移。软件开发者在转向IBM,经销商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IBM。我们Macintosh团队的成员都很清楚,这款产品能让整个行业大吃一惊,并将重新定义整个行业。我们以前也曾经实现过这一目标。如果Macintosh无法成功,那我就干脆认输,因为我对整个行业的看法将会完全错误。

花花公子:苹果III原本被认为能够延续苹果II的辉煌,但是4年前一发布就失败了。你们召回了最初的1.4万台,甚至进行了重新设计,但依然没有奏效。苹果III亏损了多少?

乔布斯:很大,算不过来。我认为,如果苹果III更成功一点,IBM进军该市场可能会困难得多。但是这就是生活。我认为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而且变得更强大了。

花花公子:然而当Lisa推出时,市场表现也比较失败。出了什么问题?

乔布斯:首先是价格太贵——大概有1万美元。我们得了财富500强依赖症,试图将这些产品出售给大型企业,但是我们的根基在于向个人出售产品。还有另外两个问题:发货太晚;软件的融合度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而我们也丧失了很多士气。IBM却来势凶猛,加上我们发货晚了6个月,价格又太高。而且还有大概150家经销商,这在我们看来绝对非常愚蠢,意味着我们犯了一个成本非常高的错误。我们决定雇用营销和管理专家。这个主意不坏,但不幸的是,这家企业太新了,以至于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在使用全新的企业运营方式时,都担心损害会他们的成功。

花花公子:这是否反映出了你们的不安——“企业做大了,我们现在要动真格的了;最好招聘一些真正的行家。”

乔布斯:别忘了,我们都是23、24、25岁的人。我们以前从没做过这些事情,所以这看起来是件好事。

花花公子:无论是好是坏,多数决策都是你做的吗?

乔布斯:我们希望永远避免“一言堂”。当时有三个人运营公司:麦克·斯科特(Mike Scott)、麦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和我自己。现在是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和我。早期,如果有什么争议,我通常会听从其他一些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对的。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如果采纳了我的意见,可能会更好。

花花公子:你想要负责Lisa部门。马库拉和斯科特实际上是你的老板,尽管是你把他们招来的,但他们认为你不能胜任,对吗?

乔布斯:在确定了概念框架,找到了关键人选,并且确定了技术方向后,斯科特认为我没有运营这一业务的经验。这对我打击很大,这一点显而易见。

花花公子:你是否感觉正在失去苹果?

乔布斯:我猜有点,但是对我而言,更艰难的在于,他们为Lisa招聘的很多人都不认同我们最初的理念。Lisa集团内部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打造Macintosh这样的产品,还有一派是来自惠普等公司的人,他们希望开发更大的设备,并面向企业销售。我干脆决定带着一支小团队自己做,类似于重新回到车库来设计Macintosh。他们并没有太在意我们。我认为斯科特只是在迁就我。

花花公子:但是这是你创办的公司。你不感到怨恨吗?

乔布斯:你永远不会怨恨自己的孩子。

花花公子:即使你的孩子要赶你出门?

乔布斯:我不会怨恨,只是感到很悲哀、很沮丧。但是我拥有了苹果最优秀的人,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碰到真正的麻烦。当然,正是这些人想出了Macintosh。(耸肩)看看Mac。

花花公子:现在下定论恐怕还为时尚早。事实上,Mac的很多宣传此前都在Lisa上出现过,而Lisa最初失败了。

乔布斯:没错:我们对Lisa寄予厚望,但我们错了。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知道Macintosh即将诞生,而Macintosh似乎能够克服所有对Lisa的异议。作为一家公司,我们会回归本源——向个人出售电脑,而不是公司。我们将开发全世界最疯狂、最优秀的电脑。

花花公子:要开发疯狂的优秀产品是否需要疯狂的人?

乔布斯:事实上,开发一款疯狂的优秀产品需要很多流程,如何学习并采纳新的观点,同时抛弃旧观点。但是,的确,Mac的开发人员都是这种人。

花花公子:拥有疯狂的优秀创意的人,与实现这些疯狂的优秀创意的人有何区别?

乔布斯:让我跟IBM做个对比。Mac团队与开发PCjr的IBM员工有何区别?我认为Mac的销量能够无限大,但是我们并没有为任何其他人来开发Mac,我们就是为自己开发的。它的优劣正是由我们这支团队来判断的。我们不会出去做市场调研。我们只是希望尽我们所能开发最优秀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木匠,要打一个漂亮的五斗柜,你不会在背面用胶合板,即使没人能看到。你知道它在那里,所以你也会在背面用漂亮的木材。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美观和质量标准都必须始终如一。

花花公子:你是说PCjr的开发人员没有这种产品自豪感吗?

乔布斯:如果他们有,就不会放弃PCjr。我认为,他们的设计基础显然是对特定市场的调研以及针对特定用户群的调研。而且他们希望,如果开发了这款产品,会有很多人买,而他们则会从中赚很多钱。这种动机完全不同。Mac团队的人希望开发一款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电脑。

花花公子:为什么电脑领域被这么年轻的人主导?苹果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乔布斯:任何全新的革命性事物通常都是这样。人越老,就越僵化。我们的想法有点电化学电脑的感觉。你们的思维结构就像是搭了脚手架一样,形成了思维定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状态的人会出现思维僵化。这就像是记忆中的沟槽,很难摆脱。在形成了思维定式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够用特殊方式看待事物、质疑事物。你很少能见到有艺术家在三、四十岁时还能够创造一些真正令人惊讶的作品。当然,有人天生就有好奇心,一辈子都像小孩一样,但这种人很少。

花花公子:让我们换个话题:很多人在提到苹果时,都在说苹果公司,而不是苹果电脑。你在运营苹果的过程中,似乎也有类似的使命,是吗?

乔布斯:我的确感觉,除了我们的电脑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我认为苹果有机会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成为财富500强的典范。10到15年前,如果你让人们列出最令人振奋的5家美国公司,每个人都会提到宝丽来和施乐。他们现在在哪儿?没人会把他们列在表上。出了什么状况?当企业的收入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级别时候,就会多多少少丧失自己的信念。他们会在公司的运营者与具体做事的人之间安排很多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对产品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感觉或是激情。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那些真正对产品有激情的人,必须要说服5层管理人员才能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多数企业的情况是,在个人成就被打压而不是鼓励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无法保留优秀的人才。这些优秀的人才会离开,而你则会沦为平庸之辈。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苹果成长的原因。苹果是一家“埃利斯岛”(Ellis Island,译注:曼哈顿西南纽约湾北部一岛屿。1892年至1943年间是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式的公司。苹果是依靠来自其他公司的“难民”发展起来的。这都是些非常优秀的人,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其他公司,他们却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你知道,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博士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后创立了宝丽来。他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艺术与科学和商业的交叉点,并且创立了一家反映这一理念的企业。宝丽来对这一理念践行了数年,但是最终,作为最杰出的麻烦制造者之一,兰德博士被迫离开了他自己的公司——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无语的事情。所以75岁的兰德将余生用于纯粹的科研,试图破解色觉密码。这个人是一个国家宝藏。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无法被奉为偶像。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偶像不应该是宇航员,不应该是橄榄球运动员,而应该是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将苹果打造成为一家上百亿甚至二百亿美元的伟大公司。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用来评判斯卡利和我5至10年功过的标准。苹果届时是否仍能保持今天的精神?我们正在树立一种新的风格。就我们的高增长,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新的管理理念而言,我们没有可以效仿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探索。

花花公子:如果苹果真的是那样的公司,为什么要瞄准20倍的增长?为什么不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

乔布斯:真正能够奏效的方法是,在我们的行业中,为了持续成为主要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不得不成为一家百亿美元的公司。这种增长需要我们跟上竞争步伐。我们的担心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金钱的目标,这对我们没有意义。

在苹果,人们经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我们吸引了一种不同的人——这种人不希望等上5年或10年,让人们在他或她身上冒巨大的风险。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并且希望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处于起点,我们能够塑造它的发展方向。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将要影响未来的时刻。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奉行“拿来主义”。我们穿的衣服,既不是你发明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们吃的食物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使用的语言也是别人发明的;我们使用的数学也来自另外一个社会。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向那个“池子”里贡献点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它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只是知道,有些东西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都大得多。

花花公子:你曾说过,企业市场是你们要借助Macintosh征服的一个重要市场。你们能否在该市场击败IBM?

乔布斯:能。企业市场由多个领域组成。不仅仅是财富500强,IBM在这一领域是最强的,而我则希望考虑财富500万强或财富1400万强。美国有1400万家小企业。我认为有很大一群人都需要实现电脑化,包括大量的中小企业。我们在1985年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花花公子:怎么做到的?

乔布斯:我们的方法是不把他们当成企业,而是当成人的集合。我们希望从品质上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我们不希望只是帮助他们快点进行字处理或者快点算数。我们希望改变他们彼此之间的通讯方式。我们认为,可以将5页的备忘录压缩成1页,因为可以利用图片来表达关键概念。我们认为,能够减少用纸量,并开展更高质量的通讯,而且会更有乐趣。总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搞笑的人一旦到了办公室就变得死气沉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些自由主义艺术的精神注入到非常严肃的商业领域,我认为就会成为有价值的贡献。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它的潜力。

花花公子:但是在企业市场,你们更重要的是与IBM的品牌竞争。人们视IBM为稳定和效率的象征。刚刚进军电脑市场的AT&T也比你们略胜一筹。苹果相对而言是一家年轻而且未经考验的企业,尤其是在有可能成为电脑用户的企业眼中。

乔布斯:Macintosh的工作就是渗透企业市场。IBM的重点是自上而下,在以大型机为中心在企业市场展开销售。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就必须要以草根的观点行事。以网络为例,我们不会向IBM那样着眼于将整个公司连接起来,而是会把重点放在小型工作组上。

花花公子:这一领域的一位专家说,要让该行业真正繁荣,并让消费者受益,就必须要有一个流行的标准。

乔布斯:这根本不对。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标准,就好比说1920年的汽车行业需要一个标准一样。如果他们相信这一论调,那就根本不会出现像自动换挡器、转向动力装置和独立悬挂这样的创新。我们最不希望做的就是封锁技术。在电脑世界,Macintosh是革命性的。Macintosh的技术无疑优于IBM。显然需要在IBM之外提供另外一种选择。

花花公子:你们不兼容IBM的决定,是否是因为不想屈从于IBM?一位批评人士说,Mac不兼容IBM只是一种傲慢——就像“史蒂夫·乔布斯在对IBM说‘滚蛋’”。

乔布斯:我们并不一定要通过与众不同来表现自己的气概,不是。

花花公子:那又是为什么?

乔布斯: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技术更高级。如果跟IBM兼容,我们就无法做得这么好。当然,我们的确不希望IBM主导这个行业。很多人都认为不兼容IBM、不在IBM的保护伞下生存是疯了。我们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源于两大原因:首先,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IBM将收起它的保护伞,并且摧毁那些原本生产兼容机的厂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兼容IBM是因为推动这家公司前进的产品愿景。我们认为,电脑是人类遇到的最重要的工具。从根本上讲,人是工具的使用者。所以如果你能够为很多人提供很多电脑,就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质的变化。我们在苹果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电脑变成工具,并让它们走进千家万户。这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利用IBM当前的技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就是Macintosh诞生的原因。

花花公子:从1981年到1983年,你们的个人电脑销量份额从29%下滑至23%。与此同时,IBM的份额则从3%增长到28%。你们如何应对这一数字变化?

乔布斯:我们从不担心数字。在市场中,苹果将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因为只有产品才能带来差异。IBM则关注服务、支持、安全、大型机和主板。苹果三年前的主要观察是,当能够实现一年1000万台电脑的出货量时,即使IBM也没有足够的“母亲”来供给每台电脑。所以你必须要将“母爱”融入电脑。这是Macintosh的很大一部分。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市场最终还要归结到苹果和IBM之间的竞争。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犯了重大错误,而IBM胜出,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会进入到电脑的“黑暗时代”,时间大概为20年。一旦IBM控制了一个市场领域,他们几乎总是会停止创新。他们会阻碍创新的发生。

花花公子:为什么?

乔布斯:看看这个例子:菲多利(Frito-lay)是一家非常有趣的公司。他们每周都要接待50多万人。每家店里都有菲多利的架子,炸土豆条就放在里面。每个店里都有相同的架子,店面大一些的还会有好几个。对于菲多利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产品变味——也就是坏了的炸土豆条。就菲多利的服务而言,有1万名员工不断将变味的产品下架,并替换成好产品。他们会与该部门的经理沟通,保证一切顺畅。由于这种服务和支持,只要有菲多利在的地方,他们的炸土豆条市场占有率都超过80%。没有人能够涉足。只要他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就没有任何其他企业能够获得80%的市场份额,因为他们无法招到销售和支持人员;招不到员工是因为他们无力承担;而无力承担则是因为他们拿不到80%的市场份额。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人能够打破他们的特权。

菲多利没有太多创新。他们只是盯着一些小型炸土豆条店推出什么新品,然后学习一年,再在一两年后推出相同的产品,并借助服务和支持将对手置于死地。于是,一年后,他们又获得了新品80%的市场份额。

IBM也在玩着相同的把戏。如果你看看大型机市场,便会发现,自从IBM 15年前占据主导地位后,就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如果他们能够在电脑市场的其他领域获得同样的地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从根本上讲,IBM PC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任何新技术。它只是重新组装,并对苹果II的技术进行了很小的扩展,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显然想要通吃。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一市场最终剩下我们两家。我不喜欢这样,但是的确剩下苹果和IBM。

花花公子: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你怎么能够下这样的定论?Macintosh现在是很热门的新东西,但是两年以后呢?你们不会与自己的理念竞争?正如你们对抗IBM一样,不会有一些小型电脑公司对抗苹果吗?

乔布斯:就供应电脑这项业务本身而言,现在是苹果和IBM之间的竞争。我不认为会有很多第三或第四位的企业,更不用说第六或第七。多数创新企业都着眼于软件。我认为软件领域将有很多创新,但硬件不会。

花花公子:IBM或许也会对硬件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你们不会把市场拱手相让。你的观点有何不同?

乔布斯:我认为这项业务的规模已经足够大,对于任何人而言,想要通过发布新产品来获得成功,都会很困难。

花花公子:车库里不会再诞生超过十亿美元的公司了吗?

乔布斯:不,我觉得电脑行业恐怕不会了。责任就落在了苹果身上,因为这个行业需要创新,而创新会来自我们。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与他们竞争的方式。如果我们足够快,他们就追不上。

花花公子:如你所说,你觉得IBM何时会最终收起为IBM兼容机提供的保护伞?

乔布斯:可能会有一些收入在1亿至2亿美元范围内的公司得以存活,但是2亿美元的规模意味着你很难生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创新。我认为,IBM不仅会通过推出模仿者无法提供的软件来击败模仿者,他们最终甚至会推出无法兼容现有产品的新标准——因为IBM想限制市场。

花花公子:苹果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一个人拥有苹果II的软件,他也不能在Macintosh上运行。

乔布斯:没错。Mac是全新的。我们知道借助当前这一代的技术——苹果II、IBM PC——我们可以吸引早期的创新者,因为他们会通宵达旦地研究如何使用电脑。但是永远无法接触到大部分人。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向数以千计的人推广电脑,我们就需要一项技术,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易用性,功能也要更强大,所以我们必须断代。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想要确保它十分优秀,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彻底断代的机会。我对Macintosh的结果非常满意。这将成为未来10年的坚实基础。

花花公子:让我们回到Lisa和Mac的之前,回到开始。你的父母对你的电脑爱好有何影响?

乔布斯:他们鼓励我的兴趣。我父亲是个机械工,它的双手很有天赋。他能够修好任何东西,把任何机械物件拆开,然后再装好。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我开始被电子产品吸引,他也常常让我把东西拆开,再组装好。我5岁时,他搬到了帕洛阿尔托(Palo Alto)。我就此跟硅谷结缘。

花花公子:你是被收养的对吗?这对你的生活有何影响?

乔布斯:我并不真正了解,你了解吗?

花花公子:你曾试图找到亲生父母吗?

乔布斯:我想,对于一个被收养的人而言,想要知道某些特质从何而来是非常自然的好奇心。但我主要是一个环境论者。我认为你的成长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看待世界的多数想法都来自于你的成长经历。但是有些事情却不符合这一点。我认为对此抱有好奇心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的确做过。

花花公子:成功了吗?

乔布斯:我不想谈论此事。

花花公子:你父母搬到的那个地方已经被人称为硅谷。在那里长大,感觉如何?

乔布斯:那里当时是市郊。像美国多数市郊一样:我成长的街区有很多孩子。上学前,我父母就教我读书,所以我在学校很无聊,而且变得有点恐怖。如果你了解3年级的我,便会知道,我们会给老师捣乱,会把蛇放到教室里,并寻找炸弹。不过4年级就变了。我生命中的贵人是一位名叫伊莫金·希尔(Imogene Hill)女士,她是我4年级的高级班老师。她只用了一个月就对我了如指掌,并且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那一年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个学年都多。那年以后,他们想让我跳级读高中,但是我父母非常明智地拒绝了。

花花公子:但是地点对你的兴趣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不是吗?硅谷的影响是什么?

乔布斯:硅谷颇具考量地定位于两所优秀的大学之间,伯克利和斯坦福。这两所大学不仅吸引了很多学生,而且是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来自全美各地。他们到这里后都爱上了这里,并留了下来。所以这里会源源不断地吸引新的人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名斯坦福毕业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夫·帕卡德(David Packard)共同创立了一家非常有创新力的电子公司——惠普。之后,贝尔实验室于1948年发明了晶体管。作为晶体管的三名共同发明人之一,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决定回到他位于帕罗奥尔托的家里,并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好像是叫肖克利实验室(Shockley Labs)。他有生之年引进了十几名最优秀、最聪明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逐渐地,人们开始创业,并相互竞争,就像四处散落的花草种子一样。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的硅谷。

花花公子:你是怎么接触到电脑的?

乔布斯:我家隔壁街区住着一个名叫拉里·郎(Larry Lang)的邻居,他是惠普的工程师。他经常跟我在一起,教给我东西。我第一次见到电脑是在惠普。他们经常会在周二晚上邀请大概10个孩子去惠普,给我们演讲,让我们用电脑。我第一次见到电脑大概是12岁。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给我们展示了最新的台式机,并让我们玩。我当时很想拥有一台电脑。

花花公子:是什么吸引了你?你当时就意识到它的潜力了吗?

乔布斯:没有。我只是认为电脑太棒了。我只是想摆弄一台。

花花公子:你去惠普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

乔布斯:12岁或13岁那年,我想做个东西,需要一些零件,所以我给比尔·休伊特打了电话——他当时在帕罗奥尔托的黄页上。他接了电话,他人很好,跟我聊了大概20分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他最终还是给了我一些零件,并给了我一份惠普的暑期工作,组装频率计数器。组装的强度可能有点大,我的工作是拧螺丝。这都没关系,我当时感觉像是在天堂一样。

还记得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向我的主管,一个名叫克里斯(Chris)的家伙,表达我在惠普工作的热情和幸福。我跟他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电子产品。我问他最喜欢什么事情,他看着我说:“上床!”(笑)那年夏天,我学到了很多。

花花公子:你什么时候遇到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

乔布斯:13岁,在一个朋友的车库里,他当时18岁。他好像是我当时遇到的第一个比我更精通电子的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都喜欢电脑,而且都有幽默感。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恶作剧。

花花公子:比如?

乔布斯:(咧着嘴笑)很普通。例如做一面巨大的旗,放在它上面(伸出一根手指)。我们的想法是在毕业典礼进行过程中展开。还有一次,沃兹尼亚克做了一个东西,外观和声音都很像炸弹,他把它扔到学校食堂里去了。我们还一起做过“蓝盒”生意。

花花公子:就是那种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的非法设备吗?

乔布斯:对。有关这种盒子最著名的故事是,沃兹尼亚克给罗马教廷打电话说他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于是,他们半夜找人把教皇叫起来,但后来却发现并不是真的基辛格。

花花公子:你们做这些事情有没有碰到麻烦?

乔布斯:我被学校撵出来好几次。

花花公子:你后来,或者说你曾经变成过“电脑痴”吗?

乔布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专注太久。这一过程中,发生过很多其他的事情。在高一和高二期间,我第一次抽大麻;我研究过莎士比亚、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和所有的经典人物。我读过《白鲸记》(Moby Dick)后,又回到高一上创意写作课。到高三时,我被获准用一半时间到斯坦福去上课。

花花公子:沃兹尼亚克会对什么事情着迷吗?

乔布斯:(笑)是的,但不仅限于电脑。我认为,沃兹生活在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世界中。没有人与他兴趣相同,他有点儿超前于时代。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他按自身看法而非外部期许行事,因此活得很好。沃兹和我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也在一些方面存在共性,并因此十分亲近。我们就像两颗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却频频交汇的行星。这也不仅仅是因为电脑。我们都很喜欢鲍勃·迪伦(Bob Dylan)的诗集,并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此类问题。这里是加州。你可以得到斯坦福大学刚刚研制的LSD,可以与女友在海滩上露宿。加州有一种实验和开放精神。

此外,我还对东方的神秘主义很感兴趣。当我在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读书时,阅读了蒂莫西·里瑞(Timothy Leary)、理查德·阿尔伯特(Richard Alpert)和盖瑞·施奈德(Gary Snyder)等人的作品。当时,每位大学生都会去阅读《全体集合》(Be Here Now)和《一个小行星的饮食》(Diet for a Small Planet)等书籍。如今,你很难在大学校园找到它们了。这种改变并无好坏之分,只是环境已经截然不同。《追寻卓越》之类的商业书籍已经取代了《一个小行星的饮食》。

花花公子:回首往事,大学生活对你的今天有何影响?

乔布斯:影响巨大。60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人一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律,无甚可依。我的许多朋友既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又有一定的实用主义。他们看到一些人到了不惑之年,仍然站在食品店的柜台后面工作。他们对此十分警惕。在食品店上班并非坏事;但如果与你的理想不符,就是坏事了。

花花公子:在离开里德学院后,你回到了硅谷,并看到了一份如今家喻户晓的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拥有快乐和金钱”。

乔布斯:是的。我想去旅游,但缺乏必要资金。于是我找了一份工作。一天,我翻看报纸,看到了那条“拥有快乐和金钱”的招聘启事,就打了个电话。那家公司叫雅达利。幸运的是,第二天他们打来电话并雇用了我。

花花公子:那一定是雅达利公司最早的发展阶段。

乔布斯:我大概是第40号雇员。公司很小。他们已经开发了Pong及其他两款游戏。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协助一个叫唐(Don)的家伙开发一款篮球游戏,这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人在开发一款冰球游戏。由于Pong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试图以开发田径游戏的方式开发其他其他一切游戏。

花花公子:你从未忘记这份工作的目的:挣钱旅游。

乔布斯:雅达利向欧洲出口了一系列游戏,它们存在一些设计缺陷。我给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需要有人前往欧洲完成修复。我自愿报名前往,到达目的地后请了个假,他们批准了。旅游的终点是瑞士;后来我还从苏黎世前往新德里,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

花花公子:你在哪里剃的头?

乔布斯:当时我在喜马拉雅山脉旅游,无意间参与到一个宗教节日中。一个被称为“巴巴”的人是节日的圣人,拥有众多追随者。我闻到了好吃的食物。我已经很久没吃过美食了。于是我走上前去,表达了自己的敬意,然后吃了顿午餐。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巴巴”一看到我坐下来吃东西,就向我走来,坐下,突然大笑出声。他不大会说英语,我也不大会说印地语,但他努力与我交谈,并拉着我的胳膊,将我带到一条山道上。这有点儿滑稽,因为数以百计的印度人奔波数千英里,只为与他相处10秒钟;而我只不过想吃点儿东西,却被他拉着向山上爬去。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山顶。山顶上有一个小池塘,他把我的头浸到水中,然后拿出一支剃须刀,开始剃我的头发。我完全惊呆了。我当时只有19岁,身处异国他乡,却被一个印度“巴巴”拉到喜马拉雅山上剃头。直到现在,我仍不能确定他这么做的原因。

花花公子:你回来时做了些什么?

乔布斯:我回来时比去时受到了更大的文化冲击。雅达利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回去工作。我真的不想去,但他们最终说服了我,让我担任一名顾问。沃兹尼亚克和我到处晃荡。他带我参加家酿电脑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一些会议,与电脑爱好者们交流。我觉得,他们的创意和作品并非全都令人激动,但有一些十分有趣。沃兹尼亚克却十分虔诚地参加这些会议。

花花公子:当时对电脑怎么看?为什么感兴趣?

乔布斯:当时,所有的俱乐部都围绕着一款名为Altair的计算机开展活动。Altair诞生于1975年前后,售价不到400美元。尽管相对而言不算贵,但并非每个人都买得起。因此,人们组成了电脑俱乐部,一起购买这款设备。

居然有人能够开发出一款个人电脑,这令所有人感到惊异。之前,这绝无可能。要知道,我们在上中学时,连大型计算机都没有。我们不得不向那些对我们持慈善态度的大型企业求助,才能使用计算机。但是今天,你可以购买计算机了。

花花公子:你用你的临时电脑做些什么?

乔布斯:当时,计算机没有图形,只有字母数字。我曾对简单的编程十分着迷。早期的计算机系统甚至不具备打字功能,你需要通过开关的闭合来输入字母。

花花公子:Altair在那时代表着家用电脑的理念。

乔布斯:它正是那种你可以拥有的计算机。他们真的不知道拿它做些什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它添加语言,于是你可以编写一些程序。直到一至两年后,人们才开始利用Altair完成一些简单的实际工作,如记账等。

花花公子:而你觉得你可以造出比Altair更好的产品。

乔布斯:在雅达利期间,我通常工作到很晚。雅达利开发了一款名为Gran Track的游戏,这是第一款带有方向盘的车辆驾驶游戏。沃兹非常喜欢这款游戏,经常为之投入大量硬币。于是我让他晚上到公司来,以便通宵玩Gran Track。

当我遇到项目上的难题时,我会去找沃兹帮忙。那时,他也在忙其他一些事情。他设计了一款带有显示器的计算机终端,并购买了一个微处理器,与终端相连接。这就是苹果I。沃兹和我自行设计了电路板。

花花公子:这么做的目的是?

乔布斯:只是兴趣。也是为了向朋友们炫耀。

花花公子:是什么促使你们生产并销售这款设备呢?

乔布斯:我卖掉了我的大众轿车,沃兹则卖掉了他的惠普计算器,一共筹集了1300美元。一个创办了最早的电脑商店之一的家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生产,他可以帮忙销售这些产品。直到这时我们才想到要用这台电脑赚钱。

花花公子:你是如何与沃兹尼亚克工作的?

乔布斯:他负责大多数的设计工作。我负责存储器部分,并将其转化为产品。沃兹并不擅长将发明转化为产品,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师。

花花公子:苹果I仅仅面向电脑爱好者?

乔布斯:是的。我们一共卖出了150台。销量不大,但我们赚了大约95000美元。苹果I只不过是一块印刷电路板。没有机箱,没有电源,算不上一款成型的产品。你需要为它购买变压器和键盘。

花花公子:当事情开始有转机时,你和沃兹尼亚克是否意识到电脑能够改变世界?

乔布斯:我们并不知道会有今天的发展。沃兹更关心工程问题,并发明了磁盘驱动器。这才有了苹果Ⅱ。我试图去开办一家公司。我们二人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花花公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的关系有何变化?

乔布斯:主要问题是,沃兹从未真正对苹果公司感兴趣。他只是想把苹果Ⅱ放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然后拿到他的电脑俱乐部去。他做到了这一点,并有其他的目标和观点。

花花公子:比如美国摇滚音乐节和电脑展。他在上面花了1000万美元。

乔布斯:我觉得音乐节是有点疯狂,但沃兹对它有很强的信念。

花花公子:如今你们二人的关系如何?

乔布斯:当你与某一个人如此亲密的合作,并共同经历人生时,两人之间就会有一种纽带。无论两人如何争吵,纽带仍然存在。即使他不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这种超越友情的情谊仍然存在。如今,沃兹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已经有大约5年没来苹果了。但他的成就不会被忘记。他正在四处演讲。他喜欢这个。

花花公子:你们二人发明了苹果Ⅱ,并引发了电脑革命。这是怎么发生的?

乔布斯:不仅仅是我们两个。我们还引入了其他人。沃兹尼亚克仍负责苹果Ⅱ的逻辑部分,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此外,电源和机箱也很重要。苹果Ⅱ的超越之处在于它是一款完成了的产品。它是你可以购买的第一款电脑。它拥有自己的机箱和键盘。

花花公子:最初的销售对象是电脑爱好者吗?

乔布斯:区别在于,为了使用苹果Ⅱ,你不必是一位硬件爱好者。这是苹果Ⅱ的重大突破之一:有更多的人希望能使用电脑,而不是自行制造电脑。第一年内,我们只卖出了3000到4000台。

花花公子:对于两个初出茅庐的人而言,这已经很多了。

乔布斯:1976年,我们赚了20万美元;1977年,700万美元;1978年,1700万美元,1979年,4700万美元;1980年,1.17亿美元;1981年,3.35亿美元;1982年,5.83亿美元;1983年,9.85亿美元。今年我认为能达到15亿美元。

花花公子:你忘不了这些数字。

乔布斯:这些只不过是数字。1979年,苹果电脑开始走进学校。这才是真正的里程碑。

花花公子:你刚刚发布了Mac电脑。在此次采访中,你一直将IBM视为唯一对手。尽管苹果和IBM的市场份额合计达60%,但还有40%的市场被Radio Shack、DEC和爱普生等公司占据。更重要的是,你忽视了最大的对手AT&T。

乔布斯:AT&T绝对是一个重要对手。该公司内部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革,正从一个接受补贴和政府监管的企业,向一个遵循自由市场和竞争原则,向一家技术公司转型。AT&T产品的品质从未达到最高水平,但他们的实验室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他们的挑战是学习如何将这些技术商业化,学习消费者营销。这将需要数年时间。

乔布斯:你认为他们不会构成威胁?

乔布斯:我认为,未来2年内他们不会造成麻烦,但他们会学习的。

花花公子:施乐和德州仪器呢?

乔布斯:施乐已经出局了。德州仪器的表现远不如预期。

花花公子:你对雅达利的廉价电脑怎么看?

乔布斯:人们已经意识到,价格低于500美元的电脑的性能不佳。这些产品让人失望。

花花公子:那些较小的可移动电脑呢?

乔布斯:如果你是一名记者,需要在走路时记录资料,那么它们是有必要的。但对普通人而言,他们并不是那么有用,软件也不多。我们将来会生产一款可移动电脑,具有Mac的性能和一本书的体积。

花花公子:你对爱普生及其他日本电脑厂商怎么看?

乔布斯:爱普生已经在这一市场失败了。

花花公子:美国的汽车产业已经几乎败给了日本。有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也将输给日本。你怎么看?

乔布斯:有些人认为日本是在仿制,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他们是在重新发明。他们会彻底研究那些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直到彻底理解,然后进行改进。这一策略在那些变化不大的产业中十分有效,如音响和汽车。当被模仿的对象发展迅速时,他们会发现力不从心,因为重新发明的周期长达数年。

只要个人电脑按照当前的速度发展和变化,他们就很难仿制。如果发展速度慢下来,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抢占市场份额。

我们认为,在4到5年内,日本人将会知道该如何生产出一台不错的电脑。如果我们希望主导这一市场,就需要在4年时间内成为世界级的厂商。我们的制造技术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日本。

花花公子:你将如何实现这一点?

乔布斯:当我们设计Macintosh时,我们也为之设计了一种机器进行生产。我们已经花费2000万美元,以建设电脑产业内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但这还不够。通常,一座工厂在被使用7年后才会过时,但我们将这一时间缩短为2年。我们将在1985年底将其抛弃,并建设第二座工厂。

花花公子:苹果与日本公司不是只有竞争。例如,你从索尼购买磁盘驱动器。

乔布斯:我们从日本购买许多零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微处理器、RAM芯片、磁盘驱动器和键盘用户。我们因此节省了大量精力,可以专注于软件开发。

花花公子:过去几年间,软件行业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

乔布斯:将一种编程语言应用于一块微处理器上,是一个真正的突破。VisiCalc也是一个突破,它首次真正实现了计算机的商用。

花花公子:文字处理呢?

乔布斯:文字处理是需求最为普遍的应用程序,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使用个人电脑的首个应用。

花花公子:你曾强调教育是你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你认为电脑对教育有何影响?

乔布斯:电脑和教育软件将改变我们学习的方式。我们成立了苹果教育基金,规模达数百万美元,以资助那些教育软件开发人员,以及买不起电脑的学校。我们还希望Macintosh能走进大学。我们选定了24所大学,每所大学需要1000台以上的电脑。我们问他们是否愿意花费至少200万美元,加入Macintosh项目。所有的大学都同意了。因此,短短一年间,Macintosh成为了大学的标准配置。

花花公子:但软件尚未到位,不是吗?

乔布斯:其中一些已经有了。一些大学将自行编写这些软件。我听说IBM为了阻止我们,派出大约400人向各个大学赠送电脑。但大学方面非常机敏,意识到软件上的投资要比硬件投资多得多,并不愿意在IBM采用老技术的电脑上耗费巨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拒绝了IBM提供的电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使用IBM赞助的资金购买Macintosh。

花花公子:当你上大学时,你和你的同学认为从事什么行业才能做出贡献?投身政界?

乔布斯:我在大学认识的人中,那些真正聪明的人没有一个从政。他们都加入了商界。

花花公子:从事商业是为了赚钱吗?

乔布斯:不是的。他们都不关心钱。其中一些人挣了很多钱,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有显著改变。他们只不过是想尝试一些事情,去失败,去成功,去成长。政界并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许多人的理想主义在政界磨灭了。

花花公子:你认为近期电脑和软件会有什么发展?

乔布斯:目前,电脑就像我们的仆人;但在未来,电脑会更像我们的指引和代理人。这意味着,它将能够更加理解我们的需求,并提供可选任务供我们选择并执行。我们可以使用电脑进行监控,在环境发生某种变化时,电脑就会做出反应,并通知我们。

花花公子:比如呢?

乔布斯:简单的事情包括监控股票涨跌。当股票涨到某一价位时,电脑可以呼叫你的代理人以出售股票,并向你发出通知。未来,我们的电脑可能能够执行100个以上的此类任务。未来三年内,我们将能够做到这一点。

花花公子:我们将在现有的硬件上完成这些任务吗?还是要换购新机?

乔布斯:这很难说。

花花公子:你对苹果的领先地位十分自豪。你对那些成立时间较早,却需要追赶初创企业的公司怎么看?

乔布斯:这不可避免。陈旧落伍的事物将被淘汰,我认为这是苹果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之一。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花花公子:一夜之间取得成功,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就?

乔布斯:我曾经想过一年卖出100万台电脑,但不过是一闪念。但当梦想成真时,感觉完全不同了。我的感觉是,“哦老天,真的变成现实了!”然而,我觉得这种成功并非一夜之间铸就的。明年将是苹果的第十个年头。而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花费超过一年做同一件事。每一年都充满了麻烦和成功,我从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花花公子:在剩下的时光里,你希望做些什么呢?

乔布斯:印度有一句老话:“生命中的前30年,你培养了习惯;后30年,习惯培养了你。”我马上要30岁了,这句话仍然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将永远和苹果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会离开几年,但我最终会回来的。

花花公子:你在23岁时就成为了百万富翁。

乔布斯:24岁时,我的净资产超过了1000万,25岁时超过了1亿。

花花公子: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的区别是什么?

乔布斯:可见度。美国拥有数万名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只有数千名,亿万富翁只有几百名。

花花公子: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乔布斯:拥有你一生都花不完的钱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如果你死了,你显然不希望将巨额资产留给子女,这只会毁了他们的生活。如果你死而无后,你的钱会被政府收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把钱用于慈善,要比把钱交给政府支配合适得多。你所面临的挑战是,用这些钱回馈社会,体现你的关切和价值观。

花花公子:那么你准备怎么做?

乔布斯:目前我在私下做一些事情。等我有时间时,将设立一支公共基金。

花花公子:你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吗?

乔布斯: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书籍和寿司。这用不了多少钱。我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或去意大利旅游。我在纽约买了套房子,但这是因为我喜欢这座城市。

花花公子:以你现在的财富和成就,你具有追寻那些常人无力追求的梦想的梦里。这种自由让你感到惊惧吗?

乔布斯:当你承担起实现自己梦想的责任时,生活就会困难的多了。当你有能力践行自己的一些理想时,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思远 彦飞)

怎样的问责?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8) | 标签:上海, 大火, 1115, 香港, 嘉利大火, 嘉禾大火, 问责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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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把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大火后续处理和香港1996年嘉利大厦五级大火进行比较,这场大火造成了41人死八十人伤,香港政府的两个部门在大火后,组成了四个专门小组,调查火災原因、大廈結構、逃生方式等,政府也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大火的起因以及发生经过,检讨政府的应对表现,并且对如何防止悲剧重演,提出建议。

这场大火,暴露出旧式的商住楼宇防火标准过时,以及市民防火意识薄弱等问题,根据政府在大火之后对香港所有楼宇的勘察结果发现,百分之八十综合用途楼宇的逃生路线不足。政府在事发两年之后,重新修订相关的消防条例,透过法例来强制改善这些旧式的私人楼宇的消防措施。政府一方面提供财政援助,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同时推行社区教育,提高市民的防火意识,为了增强应对大型灾难事故的能力,消防处在2001年成立了特别救援队。

嘉利大火之后,政府并没有检控任何人士,造成这场大火涉及因素太多,电梯工程改造,工人操作大意,没有留意焊接产生火花,住户本身防火意识薄弱,加上大楼缺乏自动洒水系统以及防烟门,部分消防楼梯还被改造成了货仓并且锁住等。正如上海的这场大火,之所以不少人认为,如果把责任全部推给四名无证电焊工不太公平,是因为担心,会掩盖了其他同样可以引发火灾的隐患,而这些隐患如果没有被发现,同时没有据此对其他的高层建筑进行排查的话,那末,风险一点也没有被减低。

从悲剧里面找到不足,并且及时地进行改善,往往要比急于问责更加迫切,对于上海的这场火灾,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从起火原因,到大厦本身的结构和建材使用,从逃生方式,到政府援救的步骤,看到实实在在的建议。

每一次的悲剧,总是会有相同和不同的原因的,对于相同的原因,需要检讨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对于不同的原因,如果是新的问题,那就需要继续考虑改善的方法。

就在2008年,和嘉利大厦位置相差不算太远的嘉禾大厦发生了五级大火,造成四死五十五伤,其中两名死者是在现场灭火的消防员。今年的十一月初,香港的死因庭陪审团一致裁定,四名死者死于意外,但就建议消防部门要更新消防无线电通讯系统,确保在恶劣的环境中,消防员之间仍然可以有顺畅的双向沟通,还应该为在灾场工作的消防员使用的对讲机增加紧急求助频道。这样的建议,来自于工作在第一线的消防员的供词,几名参与嘉禾大厦救火工作的消防员表示,当时的无线电对讲机出现问题,除了通讯设备,前线消防员还反映,氧气瓶供氧量不足。虽然消防处的官员强调,对于现有的器材非常得满意,但同时也宣布,会在明年更换新的通信器材,使得这个在几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

消防器材暴露的是新问题,但大楼逃生路线是否顺畅,在嘉利大火之后,政府已经修改条例要求执行,规定得非常详细。也因为这样,政府检控嘉禾大厦立案法团负责人,因为他们锁住了天台的逃生门,结果罚款六万元。而因为嘉禾大厦内的一家夜总会违反规定,敞开防烟门,当局也加强对娱乐场所的消防检查。

所有的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及早消灭火灾的隐患,或者是在火灾发生之后,能够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如果对民众的生命和财产负责,那末寻找漏洞,并且及时地弥补,才是第一时间要做的,才是真正的问责。不然的话,就算检控了所谓犯罪嫌疑人,甚至就算更换了负责的官员, 同样的悲剧,依然可能发生,因为源头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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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友柏的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

    作者:張鐵志 | 评论(0) | 标签:台灣

    「我想要远离政治,但是只要我人在台湾,「台湾政治」就会巴着我不放……我也已经在台湾成家立业,我的家是台湾,我的小孩也是台湾人。我也非常骄傲可以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但每当选举来临时,「蒋」就会被蓝绿双党拿出来当图腾操作。对一个没有政治利益的人来说,这种强迫式的「选边站」,其实是很困扰的。」

    这是蒋友柏深厚的无奈。作为蒋家的后代,蒋友柏无可避免地背负着蒋家的华丽与哀伤,他人的尊敬与仇恨。

    他的祖父蒋经国和父亲蒋孝武都说过,蒋家人不会从事政治,蒋友柏也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他之所以发出如上的感叹,是因为蒋友柏虽然走了一条非政治的路,创立「橙果」设计公司,但是一来他选择成为一个媒体前的公众人物,二来他在几年前开始对台湾政治表示意见,甚至为了避免在媒体访谈时被断章取义,自己设立一个博客「白木怡言」来畅谈政治观点。博客中的许多文章被收入他在本月刚出版的新书「悬崖下的小道」。

    2007年,他的政治言论引起巨大波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蒋友柏竟然说出「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他并批评连战在2004年输了选举却不服输。这个争议使得她母亲蒋方智怡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常委职位来致歉。

    在当时关于中正纪念堂拆牌的争议中,他也说了与国民党口径大不相同的话:

    「我不晓得我的后代,将会如何看那尊铜像,看这个在台北市中心佔地几千坪的纪念堂,但是至少我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铜像是错的,任何国家领袖在他过世后马上就树立铜像盖纪念馆,这真的并不是什麽光荣的事﹔要树立铜像要盖纪念堂,也要等他死后100年(至少也要50年)再盖,假如50年后、100年后的人民会想要替你铸铜像盖纪念堂,那才表示你真 的是伟大。」

    这些言论造成许多深蓝支持者的愤忾、许多绿营者的讪笑,但也赢得不少人的尊敬,认为他的意见是理性客观,更不要说以他的身份能做出这些反省是如此难能可贵。

    在这些意见造成的政治纷扰表象底下,是蒋友柏从小至今与「蒋」这个符号的不断搏斗。

    小时候,作为蒋家后代,他不知享有多少特权与资源,他自己都觉得姓蒋很「屌」。

    然而,他第一次感觉到别人对蒋家的敌意是来自对岸。

    在加拿大蒙特娄唸中学时,班上来了个从中国来的新同学。原本两人是玩在一起的好朋友,但当这个来自大陆的小孩知道他的曾祖父就是蒋介石时,他的父亲不准他再与友柏来往,因为他是「蒋匪」、「蒋贼」的后代。蒋友柏与他大吵一架并与之绝交,但他却不敢对自己的父亲提这件事,因为他无法从自己嘴中讲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他不愿从嘴中讲出亵渎家族的字眼。??

    蒋友柏承认:「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麽有什麽,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是大精灵送来给我的;我所有的遭遇以及我走过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但是当他到蒙特娄时,那个神灯就消失了。他说,「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哪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但是其实我没有」。

    不过,他虽然希望努力抛弃那神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那个精灵很难真正从他身上真正消失。至今他所得到的许多注目,都很难真正离开那个神灯映照在他身上或明或隐没的光影。

    几年前,在面对各种对蒋家与国民党的批评时,他发现这些批评并非都是不理性的,于是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历史(台湾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的书;他说过去一年读的书比在学校二十年读的书还多。也大量阅读网路上的评论,看到好的评论会联繫作者,例如坐了国民党十多年政治牢的胡子丹。

    2009年,白色恐怖受难者胡子丹出版新书《跨世纪的纠葛》,其中赫然有蒋友柏的序,标题就是「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文中说到,他面对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对错,而是帮助自己承认面对,与放下一段他没有参与却背负烙印的历史。

    蒋友柏是看到胡子丹在报上的文章投书,对白色恐怖的历史产生了好奇心,而主动与胡子丹联繫。后来蒋友柏也在友人安排下,去倾听几位白色恐怖受难者-----亦即在蒋家统治下遭受政治迫害的政治犯----的故事,了解那些他所从未听闻的悲剧。

    关于蒋家的一切,关于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台湾的统治遗绪,的确是他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

    他承认两蒋确实有做错事。「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给锁死,否则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来、耳朵掩起来,在这个Web 2.0的时代,你不主动 去寻找这些资讯,这些资讯也会在你无意识中映入你的眼帘。」

    在他阅读台湾近代史的过程中,他认知到蒋介石时代的二二八事件,也看到一份研究指出蒋介石是二十世纪世界十大杀人政府的第四名;更逐渐了解蒋经国时代的美丽岛事件、江南桉、林宅血桉这些政治迫害桉件。

    这些历史带给他巨大的震撼:「当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做为一个后代子孙,我心中也是充满着不愿意面对事实的否认与直觉上的排斥;当我看过这些事实的报导,逐渐地在自己心中做出「两蒋也有做错事」这个结论时,这已经狠狠地推翻了我从小被教导的根深柢固的价值;从自己在心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到能够坦然地与他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这中间,我花了很长的一段「内心挣扎与困扰的岁月」。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当然,他也相信两蒋曾对台湾做出许多伟大贡献。  

    他只是单纯地觉得两蒋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他认为我们不需要用「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样的「神格化」赞词去神化他们,也没有必要再用「独裁杀人魔王」这样的词去宣洩对他们的恨意。

    对于民进党执政期间后所谓的「去蒋」、「反蒋」趋势,蒋友柏说,刚开始听到「去蒋」这个词的时候,他做为蒋家的一份子,难免会有一点感伤;但是当他仔细去看这件事的时候,那「一点感伤」很快就消失无踪了。??他发觉好像绿营的人没有人在讲「去蒋」,反而「去蒋」、「去中国化」这些词都是蓝营的人在讲的。他们是为了动员蓝营支持者的恐惧来换取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

    至于真正的「去蒋」,亦即除去蒋的图腾,他在某种程度上赞成这些行动,但担心这些行动成为选举时操弄选民的手段。他希望「评论两蒋在台湾的功与过」这件事应该交给历史以各个面向以及公正的学术态度去执行。让对两蒋的「神化」与「仇恨」情绪都留在20世纪,让台湾走向一个「后蒋」的时代。  

    蒋友柏并不自豪于自己身上流着政治贵族的血液,他拒绝利用他的政治资本去为自己的生涯添上光彩(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另一方面,他也不会虚伪矫情地否认自己的贵族身份;他承认这个特质,但也看清这个贵族性在当前台湾社会所承载的复杂历史,以及内在的腐朽性。

    这几年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在橙果以及民间企业界的工作经验,打开他生命的窗口。他说:「这些不经意的窗,让我有机会接受阳光的直接照射。接触到这些阳光之后,才知道没有阳光的围牆内的确是充满着浓浓的霉味;回忆起那一段还没接触到这些阳光之前的岁月,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闻到自己身上那一股强烈的政治贵族的腐朽气。」

    如今的蒋友柏是台湾设计界的重要人物,是形象清新的公众人物,他显然已经逐渐退去那蒙尘的贵族霉味。然而这个台湾历史上最特殊的家族姓氏,带给他的负担与光环可能将一直是他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

    (周末画报2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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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伟江:“我们”为什么要援助朝鲜?

    斯伟江 知识产权律师

    韩国延坪岛炮火一起,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又问一声,为什么我们还要援助朝鲜?

    无视中国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朝鲜悍然进行多次核试验,之前无辜炸沉了韩国军舰,造成其鲜族同胞数十人死亡。昨日有无缘无故炮击韩国延平岛,炸死2名军人,伤及平民。

    国际上大部分媒体认为,朝鲜的主要粮食、石油等能源来自中国支援,没有中国,朝鲜政权撑不下去。国内媒体有人说,中国每年援助朝鲜的金额极为巨大。每年有多少纳税人的钱奉送给朝鲜,当然,可以说是国家秘密中的绝密,全国人大估计也无权过问,谁有权过问?法律上不清楚,我只想问一声,为什么要援助?

    最传统有力的说法,朝鲜是抵抗日美韩战略的天然屏障,我们可以把战火烧在国土之外,有一个战略缓冲空间。所谓,朝鲜是一条会叫会咬的无赖国家,我们养着他,可以对付美国。读过外国史的人会引证说,当年曾有记者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美国支持拉美某国家杀人如麻的独裁领导人,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说,那个独裁者“也许是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朝鲜就是我们的SON OF BITCH。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质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中国和美国、日本是敌人。这种前提,和我们执政党、政府的官方语境是完全违背的。我国政府经常宣传要和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和韩国更是好得没法说。在经济上,这几个国家是和我国经济最密切的几个国家。貌似这种说法前提不成立。且慢!

    记得艾weiwei打电话给四川某政府部门,要求公布四川收集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对方官员说,谁知道你是不是美国派来的特务。这恐怕不是个案,为什么要说美国,以个人观察看,中国政府内部的一致看法,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为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亡我?我又是谁?内部人士说,“苏联就是被美国军备竞赛拖垮,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原来帝国主义要亡的是苏共,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他们搞多党制,我搞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至于市场经济吗,大家都在搞,算不了什么不同,我们也想全世界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苏联是美国整垮的吗?叶利钦不这么认为,戈尔巴乔夫不这么认为,恐怕大部分俄罗斯人民也不是这么认为的。只有部分美国人在自吹自擂。军备竞赛固然浪费了苏联的不少军费,然而,是苏联自己国内经济不行,胃口太大,登月,上天,半个欧洲的驻军,入侵阿富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内因是关键,帝国主义要亡我,必定是自己内部要先腐败起来,昏庸起来,颟顸起来。

    国家和国家很难说一定是朋友,也很难说一定是敌人。一般来说,和人与人交往一样。一种是价值观,一种是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理想的做法是价值观一致,经济利益一致。其次是,价值观至上,这种非常理想主义。最实用、下等的做法是,利益至上。所谓,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美之间,现在利益是共同体,然而,价值观却是互相讨厌的。经济学人称之为 THE ODD COUPLE(古怪夫妻)。这种组合,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让美国下层百姓在和中国工人竞争中失去工作,中国农民终于赢得了世界工人的地位,虽然没有工会,虽然家里的土地被强行征用了,至少,他们从被领导的农民阶级变成了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只可惜,城里长安居,大不易,买不起城里的房。古怪夫妻的合作把各自国内搞得怨声载道。

    然而,中国政府在和美国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老二,风光一边独好,看着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只奇怪,自己仍没有自信,还要养一只SON OF BITCH壮胆、制衡。只可惜,这只狗,也不听话。谁敢说,炮打韩国,击沉军舰告诉过给钱的金主?而金主,对狗咬人后,不谈是非、问责、惩罚,只会说,大家保持冷静,克制。要是你被狗咬了,你会如何?不会,那是我家的SON OF BITCH。

    因此,猜疑帝国主义亡“我”的心不死一日,“我”就会喂上那只狗肉食一日,反正它不咬“我”。见面还拥抱求欢。只是,我们这些纳税人都是供应狗粮的人,有人说,养狗的人,帝国主义不会亡我们百姓,亡的是你们,别拿我们说事,好不好?对此,我要严正批驳,错了,“我”三个代表了全部国民,亡“我”就是亡天下。因此,不妨再讨论下养狗术?

    养狗绝对是技术活,罗斯福养的狗太妈的真听话,毛时期自信不足时也养过听话的“狗”,不过后来到了邓时,有人不听话了,就自卫反击,出手打了他一顿,这就不再是自己的“狗”了。不过,至少不出冤枉钱了。和韩国建交而得罪朝鲜也是邓的大手笔,因为邓或许有足够自信,无需养狗自重。到了后来,自信越来越不足,就变成养狗自欺,甚至被狗欺骗仍需出狗粮,真不知,谁是谁的主人?

    当然,国际政治秩序也不能很天真,都是价值观至上,实用哲学也大有市场、用处,然而,要算账的是为国家、全民计,值不值?至少,大力援助朝鲜这个无赖国家,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来说,不值!不管是价值观、经济利益!更不用说,对朝鲜人民了。

    罗斯福养的那些拉美的SON OF BITCH,到了养狗术不行的总统手里,最后,有时居然被狗咬了,活该!

    来源:东方网

    打喷嚏链接: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6048

    11年前的顶级秘密


    bj1123
    bj1123
    发布于 2010-11-25
    博客:北京121中学
    署名:

    时针拔向近11年前的一天,北京时间199958日,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中方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世界震惊,中国怒愤。江泽民甩下电话筒(数次不接美国总统的越洋电话),中国民众纷纷围攻美国华驻大使馆,而美国官方除了道歉还是道歉。令人值得寻味的是,在关键问题(或方面)中美军方都选择了沉默。



      实际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非常涉及到美国军方根本利益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支持南斯拉夫而让美国不痛快或美军导弹找不着北如此简单的表面现象所创设的理由。其真实的内幕情况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 的残骸,这可是当时美国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型战斗轰炸机。在当时南斯拉夫境内,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击落后,中国马上提出将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甚至出钱买也可以,在中国和南政府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


      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并炸毁导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


      但是,问题发生致使美国人失望: 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失灵。值得美国庆幸的是,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其定位信息,这使得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国人发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为时已晚。美国人还是获悉了这一情况。


      可想而知,美国军方发现了当时F-117的位置后是大吃一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军事核心机密。当时美国人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包括派海豹部队夺回等),但最后美国军! 方选择导弹袭击,估计是因为这种方式容易在外表上造成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南政府而表示出非常不满或也有可能导弹失灵所致,但真正意图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又一次失望了。事实上那枚炸弹落下后居然没起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


      在中国的一次某海军将领的私人聚会上,有人感叹:虽然我们有人牺牲了,但是我们隐型材料的研制进度一下提高了十年都不止,这种进步,是以血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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